饱餐珍馐人，
　　 可解腹内饥。
　　 回首想当年，
　　 仍旧泪衫湿。
　　
　　 不少人的身上，会留有某种伤记。这些伤记，有的人引以为荣，有的人却引以为耻。例如，某残废军人，他可以指着身上的某一块伤疤，为你讲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然而，有些人身上的伤疤，他可是深藏不露。因为那代表着他的一段耻辱，难以启齿告人。是偷东西被抓住打伤的，还是被什么女人咬残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告诉你的。
　　 细细端详，你会发现，在我左额头有一块不太大的疤痕。它不象征什么光荣，也谈不到奇耻大辱，却也谱写过一段凄惨的故事。那是一九四二年秋，鬼子大扫荡时，给我留下的一块“纪念”。
　　 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为残酷的一年。日寇为了摆脱持久战的危机，竟冒险孤注一掷，疯狂扫荡，蚕食根据地，妄图尽快一统中华，实现“共荣”。这个时期，不少地方，八路军的军政机关遭到严重破坏；也有的地方，根据地不得不暂时放弃。其间，损失最大的，自然是广大的民众。
　　 当时，我们的住地柴山乡的形势也很严峻。我们居住的下肖家沟村，与日伪军常去扫荡的店子村隔河相望。另外，这个村还曾多次回击过日伪军。因此，日伪军急于寻机报复肖家沟人。为了减少损失，区、乡政府决定疏散肖家沟群众，让敌人望空长叹，怒气无处发泄。肖家沟人，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很快就撤离了家园，只留下一个空村子。由于形势紧张，父亲随区、乡机关听命，随时准备传送情报，家中只有母亲与我们姐弟四个人。
　　 其时，大哥春生在沂中县委工作。我们家中，正寄存着一大宗备用军费北海币。那宗北海币，全藏在我家那床破得不能再破的破被中。那被子上，故意抹上许多浓血、孩子屎，即使扔在荒野里，怕也无人拣拾。为了掩护这宗军费，母亲不愿随村干部转移，想找到父亲，让他做妥善处置。于是，母亲领着我们姐弟三个，去寻找区乡干部们的隐蔽地。此时的区乡干部，实际上并无固定住所，难说到哪里寻找，只是扑着那些有可能落脚的驻村找去。
　　 父亲的行踪，一天一变，我们就紧紧跟在后面寻找。母亲领着我们姐弟，饥来讨食，渴来要水，实际上过着乞讨生活。一连数日紧追，我们像一群无头苍蝇，不知怎么来到了卞山下的庞家河村。
　　 卞山，是周围最高的一座山。它的主峰，险峻高耸，直插云天。日寇侵占山东后，这儿曾一度是共产党沂中县委的驻地，也是八路军与国民党势力的分界线。而今，这个地区，八路军的基础也较薄弱。因此，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个三不管地带。
　　 到达庞家河时，已经日沉西山，正是村民们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想找地方住宿，找了好多家，人家都不肯收留。最后找到一家，是个锢漏子（专门从事锯锅盆的手艺人），姓什么，记不清了。这锢漏子，挑着担儿游走四乡，在周围一带熟悉的人较多。他曾到过肖家沟，似乎认识母亲，就将我们母子四人留下来，让我们住在他家的西屋柴房里。
　　 这锢漏子是个热心人，他的女人却冷得要命。那个女人，三十来岁，衣着倒还齐整，面相却让人无法恭维。她蓬头垢面，嘟噜着俩腮，耷拉着肉眼皮。门牙微龇，黄中带黑，牙屎欲坠。她看起人来，翻着眼皮，恶狠狠的，一脸凶相，吓得我与弟弟，看也不敢看。弟弟水生年龄小，自然胆子也小，一头钻进母亲怀里，低低地说：“娘，我怕。”
　　 母亲拍拍水生，悄悄地说：“莫怕，莫怕，她是婶婶，是好人。”
　　 收留下我们，看来那女人并不情愿。她不想过于违逆丈夫，只好甩个脸子给我们瞧。她当时甩的那个丑脸，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世间丑人知多少，
　　 梦中恶鬼即如此。
　　
　　 他们家的晚饭，是在院子里吃的。一张小地桌上，杂乱地放置着碗筷。地上放一个瓦盆，里面盛着大半盆地瓜粥，还放着一把铁勺子。那粥，稠稠的，里面有红得透亮的地瓜块，地瓜快间裹着黄黄的米粒。这盆地瓜粥，飘散着一股诱人的香味，馋得我与弟弟直咽唾沫。
　　 这锢漏子有两个孩子，小的是男孩，与我差不多大；大的是女孩，比我略大几岁。女主人盛饭，她那握铁勺子的手，比那把黑铁勺子白不了多少，手腕上的老灰，几乎要掉下几块来。
　　 饭盛好了，满满的四大碗，冒着腾腾热气。香味传来，更加馋人。
　　 那女人盛好饭，用勺子头点着她的儿女，粗声大气地说：“撮吧，别咽煞！”
　　 说完，将铁勺子向盆里一丢，溅得粥滴四射，几乎把瓦盆也砸破。很明显，因为丈夫留下我们，她在耍性子给我们看。当然，也是在报复她的丈夫。
　　 那男主人，视若无见，顺手取过一个空碗，摸起勺子，像要给我们盛饭。那个丑女人，一把夺过勺子，“啪”，将勺子甩回盆中，竟将瓦盆砸去一块盆沿。她气势汹汹地说：“还当神供着，谁知是哪里来的汉奸婆！”
　　 那个男人，难为情地辩白说：“你看，她还带着孩子……”
　　 那个丑女人，越来越泼，越说越下坡：“孩子？孩子怎么着？是你的？”
　　 “你，你，你……”女人的话很咽人，她的男人再也“你”不出话来了。……
　　 在这家人吃饭时，我们母子四人，就坐在西屋里的草堆上。西屋没有门，院子里发生的事，我们看得明，听得清。母亲听了那女人的话，既气又恼。她本想抢白那女人几句，转念一想，那锢漏子好心相留，才惹得那女人发泼，若再激化他们的矛盾，心里倒有点不忍。于是，她硬咽不下这口到了喉嗓眼的气，拍着怀里的弟弟，悠悠地说：“大兄弟，俺娘们不饿。”
　　 我们已经一天未吃上饭了，肚子里正饥肠滚滚。小孩子不会说谎，年仅三岁的弟弟水生，首先开了口。他仰起脸，翻着白眼，望着母亲，说：“娘，我饿。”
　　 我虽然比弟弟大两岁，却不比弟弟乖。这时，我正坐在母亲的大腿上，眼巴巴瞅着那地桌上的地瓜粥，连馋涎都快流出来了。听了弟弟的话，我在母亲的大腿上用力墩了两腚，用手撕巴着母亲的衣服，扯开嗓门喊：“我也饿！我也饿！”
　　 姐姐莲生，那年十岁。岁数大点，明白事理。她将我拉到怀里，急忙掩饰说：“好弟弟，咱们不饿。”
　　 “饿，饿，饿，就是饿嘛！”我的牛劲上来了，撕把着，用小手打姐姐。
　　 那家的小子，很捣蛋。端起碗来，故意喝得“出溜，出溜”响。他还回过头来，做着鬼脸，伸出六指，卜弄卜弄地气我。我这个脾气，哪里能容他戏耍？跳起来，窜到粥盆前，摸起勺子，挖起一勺子粥，就向嘴里送。我的口里，还恨恨地说：“就是喝！就是喝！”
　　 母亲一看，急了。她放下弟弟，抢过来，一把夺过那把铁勺子，连粥一起，“叭”的一声，扣在我的前额上。她还不解恨地嚷着，说：“叫你馋，叫你馋！这饭，有什么喝头呀！”
　　 母亲对那女人，早就不满。后面那句话，自然是说给那女人听。这打孩子，实际也是打给那女人看的。母亲好糊涂哇，这种出气法，受害的只有自己。人家呀，是幸灾乐祸，恨不得她打得更狠些呢。
　　 果不其然，呐丑女人开腔了：“狠打！狠打！我不疼！”
　　 母亲的一铁勺子，扣在我的前额以后，我的前额立时裂了个血洞，鲜血汩汩地流下来，顺着脸向下淌。我用手捂着伤口，“哇哇”地哭起来。我一边哭，一边疼得跺脚，又一边大声地嚎叫：“疼啊，疼啊，疼啊……”
　　 母亲余气未息，像老鹰叨小鸡似的，将我扯向西屋。
　　 这时，鲜血早已沾满了我的小脸，连眼睛也糊得看不清东西了。此时的母亲，一边给我擦血，一边向肚子里咽泪。然后，她用手捂着我的伤口，竟抽咽着哭出声来。
　　 母亲一哭，我哭得更加伤心。姐姐哭了，弟弟也哭了。我们一家四口，拥抱在一起，悲痛地放声大哭起来。
　　 我们的哭声，划破沉静夜空，直传到卞山腰。那高耸入云的卞山，将我们的哭声“嗡嗡”地传回来，使那晚的夜色，显得那么空旷、那么悲凄、那么惨淡……
　　 当时，我想：
　　
　　 母子岂无情？
　　 饥饿岂有罪？
　　 问天天不语，
　　 空流血和泪。
　　
　　 作者：瘦叟刘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