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的合法性，是我们为自己行动计划制定的第一原则。在整个过程中，事实上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当时，只要出示在美国亲友的邀请信，就可以申领前往美国的护照。不过要获得入境签证，前提是有力的经济担保，对于我们而言，是个不切实际的奢望。山姆大叔设置的条件够苛刻的了。美国国会一贯将“最惠国待遇”和大陆移民政策挂在一起，一九八六年，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是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出入境管制最宽松的一年。从此以后，球又踢到西方世界那一边。面临汹涌澎湃的移民潮，欧美诸国相继把门缝调节小而又小，这是叶公好龙的所谓民主国家极其虚伪的一面，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在欧洲的一个社交沙龙上，曾问过美国驻欧盟一位资深外交官，他的回答是：“我的朋友，根据国际人权和迁移自由的原则，这并不矛盾。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关闭国门，使子民不得越雷池一步。至于其他国家是否有选择的接纳客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说的如此堂而皇之，接过他的话茬，我说：“你想必听说过，共产主义有句名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难道西方的人权和自由，不是普世的吗？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伪善吗？”他哑口无言。
　　 我们拿到护照时，既兴奋又新奇。现在的年代几乎是人手一本，但是在以前，我们谁都未曾见过这个小本本。想象之中，护照应该象游西域的唐三藏携带的关防牒文一般神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当接过公安局邮递来的护照，才看明白这是国际旅行的身份证，上面标明，该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看着这个梦寐以求的证件，仿佛已经见到自由的曙光，尽管远走高飞仍在未定之天。
　　 我们初步制定了一个“迂回签证，曲线出国”的计划，绕过欧美等西方国家遏制堵截外来移民的“马其诺防线”，第一步先谋求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的国家签证，直觉告诉我们，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不会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我们开始尽可能收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如“世界各国年鉴”，“世界知识”，“华声报”和“参考消息”，我们发出各种信件，如：
　　 联合国紧急援助非洲行动委员会，要求成为志愿人员前往非洲饥荒地区。
　　 世界自行车旅游协会，提交环球自行车旅行计划，请求该组织提供路线的建议和沿途国家自行车协会名单和通讯地址。
　　 欧洲各大学中文系和华侨子弟中文学校，毛遂自荐前往担任中文教师。
　　 ……不一而足。
　　 所有信函都译成英文，然后打字力求清晰规范，小心翼翼投入邮箱。这种没有先例的投石问路，我们心中无数，也完全可能徒劳无功。冷眼者看来，无疑是神经错乱，好在双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凭我们左右折腾。
　　 国际邮件往来缓慢，不少的信息反馈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在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十一月份是预产期，在孩子出生其间是不能离开左右，到北京签证必须在妻子生产之前或者之后。另外，家庭一点少的可怜的积蓄，是孩子降生和妻子坐月子的准备金，不可挪用作为活动经费。犯难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获大学文凭学有所成者，可以在单位领取四百五十元的奖金。在八十年代人均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一开始交大人事处拒付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我直接给当时的交大校长翁史烈写了封措辞恳切的申诉信，对交大这样一所著名学府的官僚作风，深表失望。事后并不存在挽回的奢望。正当为北上盘缠发愁，得到通知，翁校长签发了这笔款子。经费由天而降，喜出望外。我们决定，立即动身入京。
　　 江南的秋天，格外的天高气爽。繁华都市，熙熙攘攘。改革开放，市廛开始初具商品经济雏形，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百货，极精巧之能事。后来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相比之下，发现其商品经济远逊色于我们，差上一大节。内燃机车拉着列车，隆隆地驶出上海火车站，看着窗外的景色，花团锦簇，想起唐朝黄巢的名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怀里揣着护照，踌躇满志。当年下乡安徽，在京沪铁道线上来回奔跑。如今，时过境迁，人事已非，感慨万端。盛大成对我说，他向他的妻子保证，北京之行必定马到成功。我问他，为何说得这般有把握，他从深度近视镜片背后，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觉，同时也得给亲人希望和安慰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