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秋雨老师有种误解，知道他出了很多书，名气很大。而大名气背后，有关他的许多谣言纷至沓来，一些龉龊、肮脏、卑鄙的词汇入驻我脑。这种误解，使我长达十余年时间远离老师，远离老师的文字、书籍，甚至只言片语。
　　 直到几年前，有缘接触老师的《借我一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将他的书买了个遍，读了个完，才知我误会之大。其实他孜孜不倦、学富五车，淡泊名利、宽容待人，妙笔生花、著作等身，每一样都精彩纷呈，令人心生敬仰，怎能不提笔，为他写点什么！
　　 老师，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小时饥寒交迫，家中丧事频频，祖父母养育了十个孩子，至老师出生时，仅余两人。幸得母亲出身大户，知书达理，对老师一生影响颇大，培养了他勤奋好学、不畏艰难的好品质。
　　 读书时且不论，老师成年后还有两次苦读经历，一次“文革”灾难时期，在浙江奉化半山的一间书斋里；一次1979年，在上海东北一间斜顶朝北的十三平方米小屋内。时间长达几年之久。夏日，窗外日照如天如荼，老师汗如雨下，甚至几十年后，当年的文稿中还透出逼人的灼热。冬日，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老师只能将双脚塞进装有棉花的土筐里，保持身体仅存的温度。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熟读中国古籍，深谙欧洲经典，兼及其他古典文明，写下宏篇巨著，删减后出版《戏剧理论史稿》，作为戏剧学院教材，使用至今。
　　 纂写《行者无疆》时，老师已五十四岁，应了香港凤凰卫视的邀请，不要医生，拒绝报酬，从埃及出发，到中东，一步步向东，行程几万公旦，一路烟尘弥漫，枪林密布，在这生死一线间，老师既主持电视节目，又写“秋雨录”，还要写一篇篇长长的日记（整理出版后即《行者无疆》）发给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工作量可想而知，但老师坚持到底，即使牺牲睡眠时间也要见缝插针，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如今，许多人戴上有色眼镜，总是看到名人头顶上的耀眼光环，却忽略了他们背后那点滴刻苦之痕。是他们往日之刻苦，才有今日之成就，两者是条件关系，也是必然关系。
　　 1987年，老师被民意选举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他以身作则、勤思对策，简化人际关系、杜绝人事攻击，发展校办工厂、提高经济效益，营造艺术环境、培养戏剧精英，把学院搞得有声有色，成为文化部直属高校中的领头羊。然而，在这前途一片大好时，他激流勇退，选择辞职，毅然投身文化事业，不可谓不是大手笔、大气魄。
　　 辞职后，各种言论攻击迎面而来，有震惊海内外的“石一歌”事件、湖北的古先生、年老的戏曲编剧，他们以报纸杂志为战场，不经考证、牵强附会、强词夺理，大发批判老师的文章。面对这些，老师一般采取不闻不问之态，迫不得已走上法庭时，依旧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避开刑事诉论，选择民讼，不求赔偿，只要道歉，不让传媒介入，怕给对方造成压力，如此胸襟，岂是常人所能拥有。
　　 老师成名后，不忘回报社会，1996年前后，曾主持上海《青年报》“青苹果热线”栏目，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利用晚上，撷取青年读者们的各种来信，作出回答，替他们排忧解难，做他们心灵的导航员，人格的塑造师。
　　 老师之言，使我受益匪浅；老师之行，让我效仿追求；老师之神，令我感动肺腑，我之一生，当以老师为目标，以勤奋为途径，攀爬学问之山，达到哪怕是老师的万分之一，此生亦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