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那年，我十八岁。大学没被推荐上，工作也没着落，便整天游手好闲地纠集一些同样“自由”了的同学，在各处惹事生非。爸爸常年出差，母亲每天上班。考虑再三，母亲便托乡下当书记的表叔，为我在他管辖的小镇上谋到了一份看店的临时工作。
　　 我熟悉小镇。外婆健在时，只要是寒暑假，母亲就让外婆来照看我。我对外婆有一份特别的依恋，但对小镇却没有好感，大热天想吃根棒冰也找不着买的地方，偶尔来一个送货的人，带来的也是那种看了就让人倒胃口的劣质食品。
　　 小镇很小，仅几十户居民，但附近几个自然村没有商场，若需购物就只有这么一家小店，不然就得走上十几里地去县城。我来以前，店里就老汪头一人，我来给他做伴，他也挺高兴的。老汪头参加过抗美援朝，回乡后分配到这个属于合作社的店里做了员工。在别人眼里，老汪头有这样的地位已经很不错了，他手中掌握着每个家庭每天都需要用到的紧缺物资，虽说各种物资凭票供应，但总会多出一些，这便是他的权力。他知道我的底细，一个从省城里来的人，又是大队支书的表侄，不可能长期待在这小地方对他的利益产生冲突，因此他也不十分管我，任我每天做些琐碎的事情或看些闲书。
　　 来购物的人一般都匆匆忙忙，只有那些喝酒的人，会站在柜台外面细细地品尝。此时老汪头总是笑嘻嘻地和他们瞎聊，大家也愿意和他说话。
　　 平静的日子对年青人来说很是乏味。看书看得昏头昏脑的时候，我便坐在柜台里，用手撑着下巴，听他们讲些村中无聊的“趣事”。只有“酒葫芦”的到来，气氛才会热闹起来。
　　 “‘酒葫芦’！给我们说段书吧？”他们总是这样要求。
　　 “酒钱谁付？”他每次都提出相同的问题，“有酒喝说起来才带劲。”
　　 “老规矩！”他们便冲着老汪头喊道，“老汪头！完了匀在我们头上。”
　　 于是，他便要一颗糖，是那种一分钱一颗的硬糖，剥开一半糖纸，喝一口绍兴酒再舔一下糖，然后就一边晃着脑袋一边说开了书。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说到得意的时候，他便把二个手指插入什锦菜缸，翻弄一下后再把手指放进嘴里，发出“啧啧”的奇怪声音。
　　 老汪头很爱干净，一般的顾客是绝不允许这样做的，只有“酒葫芦”是例外。他是这里常客，说起故事来连我也听入了迷。于是所有的人便只剩下了耳朵，痴呆着眼睛看他的嘴一张一合，可每次只要说到关键时刻，他就打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他说。
　　 “再来一段，就这一段的结局。如何？”众人伸长了脖子齐声哀告。
　　 “酒葫芦”站起来拍拍屁股，然后把五指插进乱糟糟的长发，“明天吧！明天一准到。今天喝完了。”
　　 众人知道他喝足酒后是无论如何不肯再说的了，于是小店又恢复了宁静。
　　 但第二天他却并不一定出现。大家就便叨唠起来，显然，他是小镇的另类人物。他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休闲，同时也成大家谈论的话题。
　　 听别人背后说起，“酒葫芦”真名叫欧阳俊，母亲在生他时难产死了，父亲是个大资本家，有好几个老婆，解放时逃到了香港。他毕业于某个很大的音乐学院，弹得一手好钢琴，还得过奖，后留校任教。当初追他的女孩子有一大群，有些地位还高得吓人，但他却和自己老师的女儿结了婚，生有一个女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是他岳父进了“五七”干校，接着是他讲了不应该讲的话而成了右派，才被下放到了现在这个小镇。据说在来小镇以前，他还主动提出和妻子离婚，让妻子女儿和他划清了界线。初到小镇时，他什么农活也不会做。别人挑担百把斤，一气走几里地，他挑几十斤也高耸着肩膀，走上十几步就得歇一下力；但他身大力不亏，半年后竟能挑二百来斤，轮换着肩膀一气跑十几里地而不歇脚，连村里的棒小伙子也赶不上他。他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村里婚、丧等事若要写个贴子之类的，无不请他帮忙，以至于坟地里的墓碑也全成了他的手迹。他还有一肚子的故事，村里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他的破屋反而成了大家聚会的场所。他替别人做事，只收老酒不收钱，给多少也不讲究，多了不推让，少了不计较，不给也无所谓。他讲故事时必定要喝一口酒，久而久之，大家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酒葫芦”，意思是说他整日喝酒不醉，喝酒后的故事倒不完。他对人和气，只要不喝酒的时候，说话总是文质彬彬的；特别是对小孩更热情，看到别人家的小女孩，总要抱起来亲一口，然后就昏天黑地和他们玩，哪怕是最低能的游戏也玩得很开心。村里人见他为人不像领导说得那样，便热心地给他网罗了一个寡妇结了婚。
　　 结婚那天，他喝得酩酊大醉后发起了酒疯，五个壮汉也奈何不了，然后再昏睡了三天三夜。好在那寡妇人不错，日日守在他身边护理，并无怨言。只是那寡妇的儿子却从来也不肯叫他爸。
　　 “我爸爸是贫下中农，怎会是个右派？”他继子总是这样说。
　　 他对继子的态度从不计较，反倒是村里人看不过去总要教训几句，“你们家如果没有现在这个爸爸，穷得饭也吃不上了，你哪能还有书读？没见你爸像牛一样在为你娘儿俩挣工分吗？”
　　 此时，他却总是站在继子一边替他说话，“他还小呢，长大后会懂事的。”
　　 那寡妇的前夫是个弹棉花的，留下一套弹棉花的工具。欧阳俊在寡妇的指点下，慢慢的竟也学会了弹棉花的技术。于是，他便又多了一门手艺。
　　 用弹钢琴的手来弹棉花，也可算是技尽所用了。在人们的生活中，没有音乐照样可以过日子，而没有弹棉花的，则冬天就盖不成被子了。
　　 欧阳俊结婚后，总的来说日子还算平静和睦，只是自他结婚后，来小店的次数就少了许多。
　　 但我计算着日子，他一星期准要来二三次；每次来后，总会再一次地聚集一些人听他讲故事，酒自然也是白喝。
　　 他来时我很留意他的手。小镇上没有钢琴，我无法亲耳听他弹一次，但听说弹钢琴的人手指都很细很长，我想从他的手上判断他们说话的真实性。
　　 他的手很大，大得足以超出我的手的三分之一，手指很粗、很长，手掌上长满了厚厚的老茧。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这双手和弹钢琴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怀疑他们在他背后说的话不够真实。但我却见识过他的字，写得遒媚、秀逸。我曾练习过书法，知道是赵孟頫的笔法，从此对他也便更敬重了几分。
　　 由于对他有了好感，每次他来喝酒时，我便会多给他一些，老汪头看见也不阻拦，其实我知道，老汪头是想多听些时间的故事。时间长了，欧阳俊也觉察出我给他的酒加了份量，且知道我从省城来，便关心起我来。
　　 “怎么不读书了？”他问得很平静。
　　 “高中毕业了。”我老实地回答。
　　 “大学没被推荐上吧？”他显得无可奈何的口气，“不读大学也没关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活世上，身体健康，活得明白，活得开心就够了。”停顿了几秒后，他接着说道，“大学读不上是外部因素，只要你自己想读，就可以自学。世上有许多自学成材的例子，只要学好本领，今后总有派上用处的时候。”
　　 我乖乖地点点头。他虽是酒鬼一样的人，但给我的感觉总有股凛然之气，这种凛然之气无论谁见了都会景仰三分。
　　 欧阳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给小镇带来了快乐，并给我的平乏生活增添了气氛。现在回想起来，他的人格，其实是在他那个年代里沉沦的知识分子变异的缩影，这种沉沦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种能在逆境中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的坚定、乐观，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沉沦的岁月总是多事的，而多事的苦难却往往更容易降临到本就痛苦的人身上。
　　 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关系到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的事。命运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小店也反常了。来喝酒的人少了许多，谈论的话题也变了。欧阳俊则来得更少，即使来了也不说故事，而是和其他人一样关心起了政治。每一个中国的百姓都在关心政治。政治牵动着亿万人的心。
　　 有一天，老汪头突然问我：“‘酒葫芦’有多长时间没来了？”
　　 “快一个星期了吧！”我扳着手指默默地在心里计数。
　　 “他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不来的呀！”老汪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老汪头，你不知道吗？”一位酒客用试探的口气问道，“‘酒葫芦’前几天被公社人武部抓走了。”
　　 “为什么？”老汪头惊奇地问，“他改造得很好呀？”
　　 我竖起耳朵也想听个究竟。
　　 “都是他那儿子，”酒客猛喝一口，显出激愤的姿态，把头伸过柜台，对着老汪头轻声说，“开追悼会那天，学校组织学生统一参加。他儿子在默哀时，竟然以为是件好玩的事，‘嗤嗤’地笑起来。被旁边的同学发现后告诉了老师，老师不敢隐瞒，报告了校长，校长也不敢怠慢，上报了革委会，革委会一查档案，竟然有个右派的爸爸，肯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便追查起来。”
　　 “其实那天笑出声来的有好几个学生，可其他几个家庭的成份都很硬，没什么问题，便只能拿他开刀了。”酒客说完，吁出一口长气，把头缩回柜台，呷一口酒后接着又说，“听说县里也来了人，要以反革命罪论处。”
　　 “是呀，我刚听说明天要开大会，”一位新进来的人，不等酒客说完便用肯定的语气补充道，“要判‘酒葫芦’的刑。”
　　 “为什么？”我表示不能理解，便接上了他们的话题，“犯罪的是他儿子呀！”
　　 “你知道什么！他儿子还不到年龄，不够判刑的。”老汪头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你们这些年青人，就是让大人不放心。父母为你们操心容易吗？还要害他们。”说完后，便摇着头一屁股坐在长凳上，掏出香烟猛吸起来。
　　 我知道老汪头此时的心情。他一半为欧阳俊抱不平，另一半是少了个酒客，并且为听不上故事而惋惜。
　　 公审大会如期召开。
　　 大队发下通知，要我们小店停业去参加会议。老汪头是规定要参加的，而我只是想看个热闹。
　　 会场设在公社学校的操场上，黑压压的一大群人。
　　 老汪头找了一根角落里的水泥管坐下，对我说：“今天人多，容易走散，会结束后就到这里找我。”我“嗯”了一声，便钻入人缝，两个肩膀一左一右来回摆动，硬是挤到了前面。
　　 欧阳俊五花大绑弯在台上，那寡妇和他儿子分站在两旁，不过，他们的手没用绳子捆住。在他们的身后，立着一些陪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会上批判什么内容，我没记住，也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他这种反绑着双手，扭曲着身子的站法能坚持多久。还有就是那些小学生手捧稿子，老和尚念经似的批判词使我记起了自己读书时的情景。碰到社会上有什么重要活动，老师就会让我们写一篇作文，于是我便找几张报纸，大段大段抄下来组编一下，上交后却还经常能得到老师的好评，并且也和他们一样到台上去不分标点地一气念完。
　　 批斗大会结束后，又进行了游街。欧阳俊站上了一辆大货车上，被民兵押向县城。
　　 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小店冷清了许多，老汪头整日哀声叹气，可惜着他的故事没有结局。但慢慢地大家也就习惯了。
　　 那一年冬天，小镇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白茫茫大雪，把大地纳入了自己的胸怀，保护并滋润着她们。
　　 不能下地干活，小店便又渐渐地热闹起来。
　　 “前几天去省城，我在车站碰到‘酒葫芦’了，”一位酒客突然说道，“他说自己已经平反，去学校报到。”
　　 众人都把目光投在他身上，期待着下文。“他让我带了个口信给他老婆，让她放心，他很快回来。”
　　 “后面呢？”大家并不满足，急切地想知道所有细节。
　　 “我把这事告诉他老婆时，那寡妇抱着儿子哭得泪人儿一般。”酒客用眼角扫了一遍众人，开始分析起来，“我看那寡妇也是可怜，年青青守了寡，嫁给‘酒葫芦’也没过上安生日子。现在‘酒葫芦’平了反，还不是要回省城工作。听说他原来的老婆一直没再嫁，就等着这一天。以我看，‘酒葫芦’八成是不会回来了。”
　　 众人听后无不叹息。
　　 我为欧阳俊的平反而高兴，也为那寡妇而感到伤心，好日子来了却不属于她，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了。
　　 冬天很快就过去了，春天是一个播种的季节，大家都去参加农忙，小店显得异常冷清。老汪头靠在柱子上打起了盹，我无聊地随手翻弄着一部小说。
　　 “来一碗酒，老汪头。”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耳朵。
　　 我抬起头。
　　 欧阳俊站在柜台外面，穿一套整洁的中山装，头发也很齐整，只是脸上的表情仍显憔悴。
　　 “回来了？”老汪头提起了精神，并主动搬了一个凳子给他。
　　 欧阳俊屏一口气，半斤黄酒就下了肚。见我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便解释道：“我已经戒酒了，今天心情不好，今后不再喝了。”
　　 见我更不明白地瞪着他，坐下后接着说道：“人这东西很是奇怪，没平反时想着自己的冤屈，总想早日出头；现在正常了，却也有无尽的烦恼。”他掏出一包烟，分给老汪头一支，点燃后猛吸一口，“我生活中遇到了三个女人。一个是她爱我，我不爱她，结果她报复我，把我平时私下对她说的话断章取义后告发，害我成了右派；另一个是我爱她，她也爱我，但为了她和女儿的幸福却不得不离婚；第三个，双方都没有爱可言，但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对我有恩，我得负起作为男人的责任。”
　　 小店寂静得一枚针落到地上也能听出声音，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一般。
　　 “我很痛苦，也很矛盾。”欧阳俊低着头，摆弄着手中的酒碗，“十多年没有触摸钢琴，手完全生疏了。好在领导还同情我的遭遇，让我慢慢恢复，可个人的感情和责任却是无法慢慢做出决定的。”
　　 我分明看见他流下了眼泪，这是我见到的第二次流泪，前一次是在他和寡妇结婚的晚上。
　　 看着欧阳俊离去时高大的背影，我忽然明白了那天晚上他喝醉酒的原因。他爱着他的前妻和他的女儿，他为自己无奈的选择而痛哭，而酒是最好的麻醉方式。在那个晚上，他就预知了今天所要发生的一切。
　　 温暖的日子过得总是特别快，转眼春天即将过去。母亲来看望表叔，并要把我接回到城里。学校恢复了高考制度，母亲让我回城后复习，明年好参加大学考试。
　　 我恋恋不舍地告别老汪头，开始了我紧张的重新开始的学习生活。此后，我竟无半点欧阳俊的消息，尽管我们同住在一个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