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名讳，就想到一副游戏联。
　　 古时候，一位考生与主考大人重名，就是犯讳了。主考官大为不悦，翻着白眼对该生说：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这意思很清楚，明摆是试一试该生肚子的墨水有多少，暗中也含有嗔怒的意思，你怎能与我同名呢？该考生也真聪明，也真有两把刷子，张口就来：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你能叫我也能叫！这么一较量，考官还真服气：后生可畏！叫就叫去吧。
　　
　　 生在古代很麻烦的。一个姓名，就会折腾得让你六二迷糊。比如，旧时人在生前曰名，死后曰讳，合起来叫名讳，指的是尊长或所尊敬之人的名字。不能说也不能写皇帝、尊长的名字,就表示尊敬的意思。当然，不一定对谁都要进行避讳，但对皇帝、师、长等的名字一定要避讳的。这是古代人无论说话、作文等要避讳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现象。旧时的规矩很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有尊者师长，上下级、大小辈，很明了。遇到了，都要遵守沿袭的规矩进行避讳，决不能乱来。所以我们阅读历史文献，看到很多改字、空格、缺笔现象，这表示作者不敢、不能或不愿直呼其名，那就想个办法吧，见了红灯绕着走总可以吧？要不说，做个古代人很麻烦呢。但古代人也很聪明，总会想个办法解决的。条条道路通罗马，这个字不让用，就找个替代的，谐音可以，少写一笔也可以，不写这个字大家也明白，那就干脆空着。如此这般，就这样搞定。
　　
　　 讳名的由来，应该是周朝的时候开始的。这从《容斋随笔》中可以看到。其容斋三笔之“帝王讳名”条，做了考证。当时，虽然有避讳，只是限于本宗庙之中，不涉及百姓。那时作文作诗都还毫无顾忌的写：“克昌厥后，骏发尔私”，周成王时的诗歌，并不避讳其祖其父辈文王姬昌、武王姬发的名讳；周成王名“诵”，其在位时候，诗句一样可以有“吉甫作诵”；还有周幽王、周襄王等都无明确让人避讳的例子。真正将避讳当回子事的，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因为是第一个皇帝，总会搞些个标新立异的事情，才显得自己尊贵无比。于是，其父庄襄王叫“楚”，楚地别叫“楚”了，改了吧，那里有荆山，叫“荆”就是；秦始皇也不徇私，自避其嫌，自己名嬴政，正月别再用了，改了吧，一月、端月就很好。窃以为，这些东西，秦始皇不会刻意去考虑，很有可能是李斯们帮着想出的馊主意。以至于，由汉以降，名讳滥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代，为避讳刘邦的“邦”，就将邦字改为“国”；为避讳刘盈，将盈字改为“满”；为避讳刘彻，就将彻字改为“通”。若违反，对不起，是大不敬，要判刑加罪。历史演变到晋代，避讳制度已经很完善很严密。“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也还罢了，连皇后的名字也列入避讳的行列，这就有点过了。你说说，人们说话做文章，还怎么出口？怎么下笔？有位太后名阿春，那就对不起了，改吧！以“阳”字代“春”字，富春改富阳，宜春改宜阳，有才的人比比皆是。由此推之，名讳避忌在那时候很流行，就像网络时代的流行语，人人效仿，个个垂范，一时成为风气。若别人在言谈中涉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就得哭泣，以表示对父、祖的孝心。《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东晋时候，桓温的儿子桓玄在一次设宴待客时，大概是冬天吧，酒很凉，一位来客对侍者说：能否将酒温一温呀？桓玄一听到“温”字，马上痛哭流涕，而且哭得声嘶力竭，嗓子都哑了。弄得客人莫名其妙，一场酒宴不欢而散。试想，晋代人是否活得很麻烦？若每天遇到几次这样的事情，啥也别干了，哭的表演从早到晚如高山流水未可尽也。俺替他想：即使表演哭，也得酝酿一下情绪吧？不然，那眼泪如何说流就流得出呢？莫非晋代人的泪腺比现代人发达不成？所以，为避免言谈中触犯别人的家讳，那会文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说白了，就是对人家的隐私很感兴趣。不了解人家的祖辈名讳，姓名、字号都不清楚，那还不触霉头么？这种研究也就成为晋代的新兴文化，以至到南北朝的时候，这种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善避私讳成为士大夫很荣耀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叫王弘的，特别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这很了不起，在咱看来，这是无用之功，在当时竟被传为美谈。这种功夫放到现在，很可能荣登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些事情，现在看来很可笑，那个年代可一点也不好笑。
　　 唐代李世民在位期间没有搞避讳这一套，但是后来竟成为唐代的法律制度加以推广实行，这是让李世民所始料未及的。唐高宗一反李世民的宽松政策，重弹起秦始皇以来的老调，先为祖先避一避，为避讳李世民的“民”字，就将民部改为户部。徐茂公，名世勣，出将入相，位列三公，被封为英国公，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先是被李渊赐姓李，叫做李世勣；后高宗让他再避一避“世”字，遂改为单名勣。那会儿没有现在的户籍电脑系统，改名字很简单，一改再改，说怎么改就怎么改，改了告诉大家一声，就行。虽然很委屈很麻烦，自己的名字自己不能做主，但作为当代的我，真的很羡慕。想起女儿性别的更正，就窝火。还没有改名字呢，一次性别更正的经历，就让你气不打一起来。一次就够。别说避讳了，就真的遇到避讳，人家公安部门可不管你那一套，即使你犯了国家最高级领导的名讳，也不能随意乱改。
　　 避讳成为唐朝颁布的法律后，文人官宦的政治生活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即使再小心翼翼，也还有个万一呢，这个万一，就使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恶讳——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之名，改安化郡为顺化郡，广东宝安县也被改为东莞县。你看，咱们对“安”的期望，竟成为皇帝的恶讳。既然兴起恶讳，也就扩大了名讳的范围。据记载，避讳已经涉及到各行各业各个角落。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做到了，皆大欢喜，想不到，那就倒霉去吧！《黄帝内经太素》的作者杨上善，跟风很紧，很快将古已有之的针灸穴位“太渊”改为“太泉”，其注文“飧泄”也为避讳李世民的“世”，将泄改作了“飧洩”；刘禹锡也很机灵，将《鉴药》里的“治身”改为“理身”，以避唐高宗李治的名讳。柳宗元写作《捕蛇者说》就将“民风”改写为“人风”；甚至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也未能幸免，略去“世”字简称观音。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称呼观音菩萨，少一个字，节省些许力气。
　　 说话间，历史长河流到宋代。宋代是文化鼎盛的时代，也是避讳最严厉的一个朝代。为了做好避讳工作，礼官们郑重其事地开会讨论，一个个冥思苦想，都认为避讳字数宁多毋少，宁可多报几个，也不能漏掉半个。这可是关系前程的大事。经过集思广益，多达50个字的庙讳，正式出笼，并公告天下，让有志之士牢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文章上。在科举考试中，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失去中榜机会。这考官还真的心眼不错，偷偷将犯讳的卷子抽调，取消资格就是。要是兴个文字狱，又能如何？“疑似”流毒很广，到如今才“从无”了。最可恶的是，陆游《老学庵笔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做田登的做州官，自讳其名，州中皆谓“灯”为“火”。上元节放灯，州吏贴出榜文云：“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民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从这来。这个避讳让田登成为无法无天的代表人物。到了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竟然达到278个，文人士子遣词造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很难想象，那时候文人混日子是多么艰难。这就造成因避讳不敢做某些事、不愿担任某官职的事情经常发生。如被遣出使辽国的司马光，以辽主名耶律德光、同名难避而辞退了这一差使。
　　
　　 元朝是外来户，没有接受汉族的避讳制度，所以也几乎没有所谓避讳，大臣上书也敢直呼皇帝的大名。我估计，人家没有避讳，不等于没有想法。因为人家的名字太特殊，无法也不好避讳，所以，改为行政管制，其高压政策比之文字避讳更为厉害。到清朝自不必说，其研究汉文化很深入，知道文化可以直指人心，因此，对于避讳的运用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入关后别的先不说，先剃头，再说事。除皇帝名之外，对中原过去称呼他们的胡、夷、虏、狄等字都在避讳之列。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子王锡候在《字贯》中触犯了康熙、乾隆帝名讳，满门抄斩，令天下士子心惊胆颤。避讳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废除。不过，袁世凯当总统后想恢复帝制，心有所虑，非常忌讳“元宵”二字。“元宵”听起来像是要消灭袁世凯，于是下令将元宵改成“汤圆”。老袁可能没有想到，在滚烫的汤里煮，老袁就能有好结果？这也算是民国时期一个小插曲吧。
　　
　　 避讳给人们阅读和理解历史文献、辨别真相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产生许多讹误和歧义。我们读古书，就会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字、前后矛盾的名称，若不加分析，就会堕入五里雾中。比如，《后汉书》作者范晔为了避开他父亲的名字中的“泰”字，在他所撰120卷的大作中，“泰”字无影无踪了，他也不征求人家后人的意见，便随意将人家的父亲改了名，我们看到的是：遇到郭泰就改为郭太，遇到郑泰就改为郑太。这是不是有点岂有此理？古代信息传递落后，很难遇到重名重姓的人，所以，也能分别出来。要是现在，电脑检索，重名重姓的人多达上千上万，一个县也会有数十上百，你说能不造成阅读上的麻烦？司马迁的《史记》也是如此。虽然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他因避父亲的名讳，而改变了别人的名字，也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其父叫司马谈，于是《史记》中再也找不到一个“谈”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谈”，司马迁就把他改成了“赵通”。谁让他掌握笔杆子呢？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意见？对不起，不让你看！假如今日赵谈家要修家谱，翻阅《史记》，一定会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这是吗？这真的是吗？考证、追索，辨别，大费功夫，还不一定得出最终结论。都是司马先生闹得鬼。其他诸如为避讳汉武帝刘彻，将“蒯彻”改为“蒯通”；为避讳汉文帝刘恒，将“恒山”改为“常山”，不必一一列举。宋代苏轼的祖父名字叫“序”。苏东坡替别人写了很多序，便挖空心思把所有的“序”改成“引”或者“叙”。这老苏没有殃及别人，倒为“序”的意思留下几个堂兄弟，使人们写作不至于太单调，算是功过参半。《公羊传》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许这名讳的最初本意是尊重尊者、长者、老者和贤者，但后来的发展却偏离了名讳的本意。要说避讳一点好处也没有，也不是实事求是。至少，对考古、鉴定文物还有些用处。有些造假者历史知识少，该造的没有造上，该避讳的没有避讳，都成为鉴定过程的细节。细节决定成败。要不说呢，学问学问，学了还要问，不问就后悔。
　　
　　 那么，避讳的现象在现代还有没有呢？我坚定的说，当然有，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过去以至现在的书简、名帖、婚嫁帖、阳状、碑碣等方面都还能看到一些痕迹。比如阳状是人死后，张贴在灵棚的一份简历。首行为：故先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某（姓）讳某某（名字）云云。讳字在先，也含有尊重死者的意思：名字不随便说，但不说又不行，必须告知阴间世界。这些现在看到的不太多了。多的是为小孩起名字，简直是让人无所适从。现在的小孩，未来不可限量的前程，名字一定要起的好，金木水火土，孩子缺啥就在名字上补啥。但是且慢：孩子的名字避讳太多，一是，对父亲方的避讳，直系的上溯到四代，二是旁系的上溯至两辈，三是平辈不能重名，四是母亲方，当然也不能例外，姥姥姥爷舅舅的名字是不能妨碍的。又要避讳，又要个好名字，除了双方查，就在字典上找，算卦的算，起名大师送，不一而足。听老辈人讲，我家老辈有一个起名字与另一个当家子的长辈重名，从此，再也不走动了。
　　
　　 其实，名字就是一个符号，阿猫阿狗叫起来也很亲切，名字响亮不拗口就是。就算碍妨一些长辈也不能算僭越。人家贺龙元帅的儿子，就叫贺小龙，也没听说避讳啥的，就那么叫。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内就形成一个规矩：党内一律称同志，名字加同志。这是很好的传统，如今中央开会，仍然是遵守这个制度。但是往下就不好说了，人们的避讳多起来。一个县的常委会，副职总会避讳书记的名字，姓加职务。出门更甚，人们称呼是老板。岁数大一些更了不得：老爷子的称呼让人哭笑不得。
　　
　　 当兵的时候，称呼首长，姓加职务，而且正副分明，将副职叫成模棱两可的职务，要被当事人批评的。我师一位姓郑的副师长，听到郑师长后，马上更正说：我是副师长。而恰好相反，地方副职喜欢模糊化，什么张书记，王县长，即使是副职，不去更正，本人沾沾自喜，体会着称呼升官的快感，习惯了也很自然了。有一位姓傅的正职，一天天被人叫傅啥的，心里五味瓶乱翻。一次喝了酒，大会上声明：本人姓傅，是正的。引来大笑。还有一些称呼，随着时代变迁也变味了。古代到民国，小姐的称呼让人倍感淑女，年轻姑娘也喜欢，叫一声小姐，身价提高，成为大家闺秀。谁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谁要是敢称呼年轻姑娘“小姐”，不被大骂也会被扇。好像是文革时期，一个死刑犯叫做王政委。待判决布告张贴出来后，看到政委二字已经变成“正委”，一个死刑犯也被小小避讳了一下。
　　 名讳的称谓，有着文化的内涵，虽然已经过去数千年，但在当今一些角落仍散发出陈腐的气味。对于起名字的避讳，适可而止即可，叫着响亮没有歧义就是。对于避讳，其中的有益内容还是应该提倡的，比如尊老尊长敬祖敬师，称呼上讲个辈分，这不是开倒车回到避讳的老路上去，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