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简介：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词人，于书画、词赋、散文等均有极高造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一、“当放此子出一头地”
　　 苏轼与父亲苏洵的遭遇截然不同。因为母亲程氏颇通经史，在父亲苏洵外出游历之时，程氏便亲自教他读书，苏轼天分非常高，程氏讲完古代历史的成败，苏轼便能立即指出其中的要害。十岁的一天，程氏读《后汉书》，看到范滂的专集时，不禁激愤叹息。范滂是东汉时期的名臣，他不畏强暴，抑制豪强，后来因为党锢之祸死于狱中。一旁的苏轼说道：“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是否赞许？”程氏答道：“你能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么？”
　　 十八岁时，苏轼按照父母的安排娶了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王弗。王弗不仅温柔体贴，也有一定的学识，正如苏轼所说：“王弗初来家时，从未说过懂得诗文，但是我读书时她就在旁边看着，有些内容我忘记了，她却能简明地表达出来。”可见苏轼对王弗是十分满意的。婚后不足两年，长子苏迈出生，两人生活更加美满。
　　 在此时苏轼并未放松学业。二十岁的时候，苏轼已经博通经史书籍，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特别喜欢读贾谊、陆贽的书。这两人都处于所在王朝的中后期，都有着非常鲜明的政治改革主张，苏轼的喜好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少年苏轼对《庄子》也很喜爱，并说：“我过去有些见解说不出来，今天见到这本书将它们表述出来，深合我的心意。”
　　 在嘉佑元年（1056），苏轼跟随父亲前往京师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第二年参加了礼部考试。当时流行的文风是割裂肢解，诡辩异词占据优势，主考官欧阳修是当代大家，很想扭转这种趋势，便在阅卷时着重挑选那些文风务实的文章。在读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时，他不禁拍案叫绝。他本意是想将这篇文章判为头名，但又担心是自己门客曾巩所作，那样有营私之嫌，所以略加考虑之后将这篇文章放在了第二位。苏轼在殿试时考中进士乙科，从此声名大噪。在拜访主考官欧阳修时，欧阳修对梅圣俞说：“当放此子出一头地。”意思是我应当避让这个人以给出一头之地让他发展。三十年之后苏轼声名果然超过了欧阳修，成为文坛领军人物，可见欧阳修眼光之老练。
　　 后来苏轼因为母亲去世而回家服丧，两年后全家前往京城。嘉佑五年（1060），三年丧期结束后，苏轼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有心举荐苏轼，便将他推荐到秘阁任职。这是一个典型文学侍从官职务，被称为“馆职”，能得到这个职位的都是饱读经书之士。正因为如此，还需要进行制策考试。苏轼以往写文章都是不打草稿，倚马而就，因此文章就不甚工整。为了这次考试，苏轼在考试中打了草稿，文章果然光芒倍增。回答宋仁宗的提问时，谈吐也十分有见地。因此苏轼在制策考试中被列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考入三等的，苏轼是第二个人。
　　 其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凤翔府位于今陕西南部一带，当时是宋朝和西夏的边境地区。判官一职，最初是隋朝所设，唐代中后期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都设有此职，权位渐重，几乎等同于副使。苏轼的这个职务是以京官充任，所以前面加了签书两个字。苏轼来到凤翔府之后，发现这里百姓贫困，赋役沉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宋夏交战，战争摧毁了这里的经济基础；二是岐山一带是宋朝的重要木材产地，从岐山砍下来的树木要经过渭水进入黄河，再被运到中原地区。由于以这种方法运输木材损耗极大，而这种损耗往往会变相地转嫁到基层官员身上，因此负责此项事务的官吏往往倾家荡产。苏轼弄清楚情况之后，便修正了衙规，准许衙吏自行选择运送的水工和根据河水涨落的时间决定木筏是否行进。这样一来，运输的危害减小了一半，基层官吏的负担大为减轻。
　　 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调回京城，判登闻鼓院。这个官职类似于现代的信访机构，文武官员如果有朝廷政事、军事机密、请求封赏、冤屈申诉等事项，按照正常渠道无法上达的，都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表达。此时执政的英宗早在藩邸时就听说过苏轼的名声，想仿造前朝的故事召苏轼进入翰林院，担任知制诰。宰相韩琦对此任命不同意。他说：“按照苏轼的才能将来是会成为大器的，今后自然会被朝廷大用，关键在于朝廷要善于培养他，使天下的人都仰慕他佩服他，都希望朝廷任用他。到那时再任用苏轼，人们就不会再有异议。假如现在要马上提拔重用他，人们未必信服，反而有害于他。”早在苏轼苏辙兄弟殿试时，宋仁宗十分满意，退朝后曾说为后世选了两个太平宰相，由此苏轼身上承载了不少关注，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日后苏轼遭受乌台诗案的牵累，差一点丧命，他的弟弟苏辙就说：“子瞻何罪？独以名太高。”可见受声名之累不浅。韩琦目光敏锐，看出苏轼是个人才，但也担心苏轼升迁过速会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因此有意先给他降降温。英宗就说：“那么让他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的地位和知制诰差不多，也不可以马上任命他。不如给苏轼一个接近皇上的馆阁职务，并且要找他来参加考试。”英宗不解地问：“考试主要是检查这个官员能否胜任，像苏轼还有什么不能的么？”韩琦还是不同意，其实英宗不明白，韩琦的本意不在验证苏轼的才能，而是要封堵他人的口。后来苏轼考了两道策论，再次考入三等，得到了直史馆的职务。苏轼也听说了韩琦的那番话，说：“韩公是用道德来爱护人才。”
　　 二、反对变法
　　 没过多久，苏轼接连遭遇丧事。先是爱妻王弗去世，接着老父苏洵也病殁京师。英宗下令赐给黄金丝帛帮助办理丧事，但苏轼推辞了，请求朝廷赐给苏洵一官。苏洵生前虽然名满天下，但终其一生官位不高，只做过秘书省校书郎、主簿等低级职务。在看重出身的年代，苏轼的选择不难理解。后来朝廷追赠苏洵为光禄寺丞。苏洵死前曾经留下遗言，要苏轼照顾早死的兄长苏太白的子孙和嫁给了杜氏的妹妹。苏轼服丧期满，立刻安葬了姑母，后来等苏轼的官职可以恩荫的时候，苏轼将这个待遇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1069）苏轼服满回朝担任原职，发现朝廷的政局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动荡。继英宗之位的神宗看到国家弊端百出，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王安石的主张与自己不谋而合，便突破了上下的阻力，任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过他的欧阳修在内，都不赞成新法，因而纷纷离京。苏轼政治思想偏于保守，又看到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对民众造成了一些损害，便也反对新法的实施。王安石厌恶这些议论，便让他判官告院。官告院是掌管告身与封赠的官员，这时一个手中无权的闲职。但这并没影响到苏轼阐发自己的论点。
　　 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打算改变科举制度，神宗下令让两制三馆讨论可行性。苏轼发表意见，在奏疏中开篇即提出了“得到人才的途径，在于知人，知人的方法，在于求实”的论点，并认为即使是在胥吏中也存在不少人才，只要按照求实的方法去观察培养，也能得到足够的人才，没有必要改变现行的制度。苏轼接着举出庆历新政的例子，说那时候建立的学校，现在大多已经名存实亡，现在一下子要改变礼仪风俗，征发民夫修筑宫舍，聚敛百姓的钱财来供养游说的人，这不是白白增加纷乱，害苦天下么？如果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和庆历新政又有什么不同？所以苏轼认为，只需固守前朝的制度，不让祖宗的基业在自己手中变易也就是了，无需做整体性的变革。在文章的末尾，苏轼指出现在有些官员放纵自己又喜欢说大话，建议神宗不要任用他们。王安石平时衣着邋遢，不修边幅，甚至在皇帝组织钓鱼时将整盘鱼饵吃进肚里，苏洵曾写过一篇《辨奸论》直斥其非，苏轼在这里继承了这个观点。
　　 神宗虽然信任王安石，但对变法多少也有些顾虑，见到苏轼的奏章便召见了他，劈头就问：“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并鼓励苏轼，即使是他本人的失误也可以指出来。苏轼回答得很巧妙，他说：“陛下天纵英才，我不担心陛下不明察，不担心陛下不勤奋，不担心陛下不果断，只是担心陛下想要治理国家的心情太迫切，听他人的话太广，提拔人太迅速。希望陛下以安静来镇住局面，等到事情发生后再处理。”神宗听后若有所思，还鼓励馆职人员多多进言。我们看苏轼的这段话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总体是欲抑先扬，第一部分是肯定神宗工作的勤勉；而后很自然地转入第二部分的批评，但语气很委婉，方便皇帝的接受。而且最后
　　 这几句话可谓句句切中要害。王安石想要变法，就必然需要朝廷中有一批得力的助手，但朝廷中守旧派官员比较多，那就只能先突击提拔一批；王安石为了让皇帝能多接受一些新观点，就必然要广开言路，结果苏轼就针锋相对地指出皇上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能只听别人的。
　　 王安石听说了之后非常不高兴，就寻了个岔子将苏轼调任开封府推官，这个做法和吕夷简对付范仲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想用开封府繁剧的事务来造成政治对手的失误。但苏轼断案准确敏捷，声名远播。恰好这年上元节皇帝降旨要开封府买浙江产的灯，并且指明要压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用灯取乐么？不过是让两宫太后高兴罢了。开封府的老百姓却会议论说这是用听的看的一类不急需的玩物来夺取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这件事虽然很小，但造成的影响却很大，希望陛下追还前面下达的诏命。”神宗一想确实如此，就下诏停止了买灯。
　　 王安石这时开始颁发新法，苏轼再次上疏，对皇帝首要建议的三句话是：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纪纲。需要说明的是，苏轼的政见虽然与王安石不同，但他的议论绝不是空头评论，而是在确有例证的情况下，经过仔细考证才指出新法的一些弊端。如在评论新设立的三司条例司时苏轼就说：“开国以来管理财政的一直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管理财政的权力交给三司，却又另设了一个三司条例司，让六七个年轻人在里面谋划，四十多个使者到各地去分头办理，一开始声势浩大，创立的新法新奇，却难以让人们相信。再说以堂堂大国之主来谈利，让宰相之尊去治财，议论百出，万口喧哗，却不进行更改，只是单纯地解释为‘我又没做过这样的事，何必怕人议论’，难以让天下人信服。”又如汴水浑浊，不能种植水稻，有人提出修筑池塘使水澄清，苏轼就说这件事根本没有可行性，不仅耗费国家钱财粮食，耽误农时，而且万一池塘决口，水势漫出原来的河道，就是吃了那个提出建议的人的肉，又能有什么用？苏轼进一步声明，由于广开言路，一些狂妄无知的人纷纷贡献自己的奇思妙想，有关部门明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上面有令不能轻易赶走他们，以防破坏新法实施的积极性，也只好听之任之，这个趋势不是个好现象，应当及时刹住。苏轼还对青苗法等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些都不值得提倡。
　　 但王安石风头正劲，神宗对他又是信任有加，不是苏轼凭借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但苏轼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尤其是看到王安石引导神宗独断专行和专用大臣，感到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所以在为参加进士考试的考生进行策论命题时，就用了“晋武帝平定东吴因为独自决断而成功，苻坚伐晋因为独自决断而亡国，齐桓公专用管仲而称霸，燕哙专用于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的开放性命题。这件事彻底激怒了王安石，王安石授意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但没有抓到什么把柄，苏轼看见势头不好，中央是呆不下去了，于是自请外任，调任杭州通判。
　　 三、惠政一方
　　 在杭州时，苏轼在一件对外问题上很好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高丽国来朝进贡，使者赠送礼物给官吏们，但书写时用的是干支纪年。苏轼拒绝接受，并指出高丽国对本朝称臣，赠送的礼物就应当使用本朝的年号。后来使者改写为熙宁年号，苏轼才接受了礼品。
　　 当时新法天天传达，苏轼根据新法的情况，总是借实行新法的时机方便百姓，百姓的生活并未受到多大震动，保证了社会的安定。苏轼后来调到密州（今山东诸城）担任知州。司农寺推行手实法，不按规定实施的官员以违法罪论处。唐宋时地主兼并土地，导致征税的田亩数与实际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推行手实法，令民户自报田亩数，然后据此征税。苏轼却没有在当地推行，他对朝廷派来的提举官说：“违反法令的罪名，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遵从？现在出于司农寺，这是不折不扣的擅自制造法律。”那个提举官显然没什么经验，于是惊慌失措地说：“您暂且慢慢实行。”没过多久，手实法的流弊开始凸显，朝廷最终废止了这种方法。
　　 当地发生了盗窃案，安抚使派三班使臣率领强悍士兵前来搜捕。这些士兵目无法纪，公然凶暴放纵行事，又拿出违禁物品放在当地百姓的家中诬陷他们，甚至进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在事发之后他们又害怕惩戒，聚在一起密谋作乱。百姓急忙报告给了身为太守的苏轼。苏轼扔掉百姓的投诉书，看也不看，并说：“事情一定没有那么严重。”就在这些士兵听到消息后慢慢放松警惕时，苏轼派人查出肇事者，将其诛杀以谢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