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人，后居临川。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参与者，散文以温厚典雅、章法严谨见长，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一、迟到的进士
　　 曾巩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自称“家世为儒”，而且他的直系祖先在社会上都有不低的地位，如曾祖做过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做过尚书户部郎中，直史馆，赠右谏议大夫，父亲是太常博士，赠光禄卿。在这样的环境下，曾巩在幼年时就有不俗表现，史称“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宋史》），“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墓志》）。到十六七岁时，他已得窥六经秘奥，文辞壮美可观。到二十岁时，欧阳修见到他的文章，十分惊奇他的才能。稍晚一些时候，他给欧阳修写信，并附上自己论时政的杂文两篇。在这封信中，曾巩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明自己的志向，并希望写出“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的文章。曾巩写信寄文章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的接见。据《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中所说，欧阳修曾经这样评价他：“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可见评价之高。而且，当曾巩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这篇文章写于庆历二年（1042），曾巩时年二十三岁。然而尽管欧阳修十分赏识他，但曾巩的才能并不被相关部门认可，接连几年，他都未能在文途上更进一步。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曾巩擅长的是策论，而对应举时文并不看重，这才屡试不第。
　　 在庆历七年（1047），曾巩的父亲去世，曾巩只好回家奔丧奉养继母，暂时中断了他在学业上的追求。看起来似乎他是一无所得，实际上他在这几年游历过程中结交了不少大有来头的朋友，这其中就有王安石。曾巩还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曾巩口气凝重，对王安石的低调行事、突出才能赞不绝口，实际上是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此时曾巩与欧阳修之间已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曾巩屡试不中的局面直到欧阳修当主考官时才有所改变。欧阳修不是徇私枉法的人，他连自己小舅子都敢严厉处罚，走后门之类的事提都不要提。但是，欧阳修一贯主张“文以明道”，并且在散文创作中高举“宗经复古”的大旗，鼓励多层次、多方面的创新，这一点很早就得到了曾巩的赞同。所以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时，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在这方面才能突出，所以才能鱼跃龙门，高中进士，此年曾巩已经三十八岁了。曾氏家族和他一同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弟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进士是中国古代文人所能获取的最高学历，在宋朝这样一个重视文化的朝代出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历史上比曾巩晚中进士的人很多，有些人直到白头仍然功名未就，但我之所以在题目中加了“迟到”两个字，想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位擅长策论的政治家，直到中年才得以步入仕途，实在是有些太晚了。日后曾巩始终在地方上打转，在中央任职的时间不仅短，而且也无大的建树，与这个因素有相当大的关系。
　　 二、“俯仰飞光如转烛”
　　 中了进士之后曾巩被授予太平州司法参军，后来奉诏编校史馆书籍，升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做实录检讨官。这期间他对历代书籍做了很多整理工作，并为一些文章写了“叙录”，包括《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随后曾巩被调任越州通判，开始了他长达近二十年的地方仕宦。
　　 曾巩在越州的时候，这个州以往都是拿酒场的钱来招募牙人，钱不够就从乡民中征收，当时约定以七年为期限，七年之外不再收取。可是期限到了之后，管事的官员为了能往腰包中多捞几个钱，照旧征收不误。曾巩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喊停。这一年越州发生了灾荒，曾巩经过计算发现常平仓的粮食不能够保证供给，而且种地的农民不能都到城里来，于是他便下令让富户将自家储存的粮食拿出来，共计十五万担，然后以比常平仓稍高的价格卖给农民，这样百姓就能够得到粮食，而且也没有耽误农事，可谓一举数得。这就是所谓的“平仓”，是曾巩较为突出的一件政绩。
　　 随后，曾巩调任齐州知州。这里盗贼盛行，因此曾巩上任后便以惩治盗贼、根治邪恶作为根本要务。曲堤有户姓周的人家，拥有大量钱财，称霸乡里。他的儿子名叫周高，杀害良民，侮辱妇女，衣裳服饰超过本分，但因为与当地权豪有密切关系，官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曾巩上任后立即将此人处以刑罚。另外，章丘人在村里纠合成伙，号称“霸王社”，大肆抢掠，劫车夺囚，无所忌惮。曾巩流放了三十一人，又令当地乡民组成保伍，联合巡查盗贼行踪，有盗贼到来就击鼓传递消息，互相援助。这样每次都能将盗贼擒获。有个叫葛友的人出面自首，曾巩不仅对他大肆款待，还给他配上随从人员，用车载着所购买的金银布帛到处炫耀。这实际上是曾巩故作姿态，果然，其他的盗贼见到这种情况也纷纷出来自首，当地终于出现了路不拾遗的情况。
　　 河北路调动百姓修理黄河，按照比例齐州应该出两万民夫。各县起初按户籍分派，相当于三个男丁出一个民夫。北宋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统计上来的数字有不少死角。曾巩清理了隐瞒和遗漏的人数，使之达到逢九取一，从而节省了好几倍的费用。他还免除了无名渡钱，建起了桥梁，利于往来行人。在陆路交通上，曾巩对原来的传舍做了迁移，将驿路改为从长清到博州，再通至渭州，共裁撤了六个驿站，人们都觉得十分便利。
　　 随后曾巩又先后调任襄州、洪州知州。在任洪州知州时，正好赶上江西这年瘟疫大流行，曾巩便令各县镇亭传都准备好药物，做好准备，解决需求。军民遇到生活困难无法调养的，便让他们住进官舍，供给他们饮食、衣被等日常生活用品，还分配医生给他们诊治，并把诊治后的效果记录下来，作为成绩考核的依据。没过多久，朝廷大军要远征安南，便命令沿途的州县预备万人所用的衣食。不少官吏趁机勒索，加重征收。唯有曾巩事先分别处理了大军突然聚集的问题，军队都过去了老百姓还不知道。接着曾巩加直龙图阁，调任福州知州。
　　 在福州有个盗匪廖恩，在他被赦免向官府投降之后，他的那些先前被打散的部属又聚拢到一起，暗地里结成团伙，遍布数州之地，不时兴风作浪。其中有一个特别凶残暴虐的盗匪根本不听招降，但曾巩想办法罗致了他，最终促使盗匪团伙瓦解，先后出来自首的有二百多人。福州佛寺很多，寺庙里的僧人都争着做主守，甚至不惜给官府行贿。曾巩为解决这种争论，便让寺庙中的僧人共同推选主守，按照人气的兴旺程度记录在册，然后按照次序递补。树立了基本秩序以后，僧人间便没了攀比的理由。不仅如此，曾巩还授予他们文告，并退回他们给自己的赠谢。由于有了正式文件，身边人也就无法再次索求贿赂，可见曾巩处理事务时心细如发，游刃有余。福州没有职田，也就是没有固定的田地供给政府官员的开支，所以每年用卖园圃的钱来增加薪俸。曾巩觉得这有些不妥，说：“太守与民争利，这合适么？”从此就停止了这种做法，后来的官员也一律以此为例。
　　 曾巩在此之后又陆续做了明州、亳州、沧州知州。实际上这些年他被调来调去，早已厌倦了这种无目的的迁转，更何况他还有老母需要奉养。当年他到洪州上任时，便写了一首《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中说：“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已隐隐有倦意。后来到了福州，他又上《福州上执政书》，其中自称“转走五郡，盖十年矣”，并说自己在闽越，二弟曾布在南越，离家乡太远，无法奉养八十八岁的老母。在他的一再申请下，朝廷的口气一度有所松动，曾经“召判太常寺”，但曾巩还未到任就又被赶到明州。不过在世人眼中，曾巩是因为性格孤傲不善于同别人相处才被调来调去的。在曾巩的晚年，涌现出了不少青年俊彦，但曾巩对他们都很冷淡。曾巩在明州、亳州、沧州都是一再申请，想要回到京城。后来因为那篇《沧州乞朝见状》，神宗终于召见了曾巩。这次召见之后，曾巩觉得有些话还没有说到，便又乞求登对，并上《乞登对状》。经过与曾巩的面谈与考察，神宗对曾巩很是满意，便让他“判三班院”。在这期间曾巩曾提出解决经费紧张问题的意见，神宗认为他把节用作为理财的关键的看法很有见地，并当众表扬。第二年，也就是元丰四年（1081），曾巩因为在史学方面才能突出，加授史馆修撰一职，负责将《三朝国史》、《两朝国史》两部书合二为一。曾巩不辱使命，不久就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时开始推行新的官制，曾巩被授予中书舍人，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发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后来他又举荐刘攽代替自己。但是朝廷没有同意。由于这时正赶上改制，三省百官都做了调整选拔，每天任命的诏书多达十几道，曾巩对每个人的职事权限的阐述都非常简明扼要。接着曾巩又掌管延安郡王上呈皇帝的表奏。过去这些事情都是翰林学士专管，现在则特别交给他。但几个月之后，他就因母丧而离开。之后他再也没回到朝廷，又过了几个月他也驾鹤西去。
　　 曾巩在政治上大体赞同孔孟的儒家学说，主张“仁”和“至诚”，强调自省在个人修身中的作用，因此他总是反对兼并，提倡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对于地方上的豪强，他一般都是加以抑制，以防他们势力扩张过速；对于一些出没反复的盗贼，他采取了合理的措施，剿抚并用，避免事件扩大化。但在王安石变法中，曾巩对变法还是颇有微词的。如一次神宗问他：“王安石这个人你看怎么样？”曾巩回答说：“王安石的文学和行义，不逊于扬雄，因为他吝啬所以又不及扬雄。”神宗很奇怪地问：“王安石从来都不贪图富贵，你怎么说他吝啬呢？”曾巩说：“我说的吝啬，是指他敢作敢为，但是难于改正错误。”神宗觉得他的看法很有道理。事实上，曾巩认为法越密，弊越多，对变法有些看法。但曾巩对一些在位者的因循守旧同样也表示了不满，如“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所以他一直主张在维持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适度的变革。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齐州时他就推进了保甲法的实施，使百姓安居乐业。但在外人的评价下，曾巩的政治才能并不十分突出，如吕公著曾经告诉神宗，说曾巩的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因此不必大用，这话想来有一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