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伴高秀美，都是退休教师，携手共度四十八个寒暑。
　　 2007年，她身患脑血栓。近三年来，好大一部分幸福时光，是在我的老头乐上度过的。我载她赶集逛店、游山玩水，倒也其乐融融。
　　 今日凌晨，老伴不幸病逝，驾鹤远去。我已亲赴城南火石山公墓为我们选就墓室。
　　 孤灯悬，夜已深，辗转难眠。无奈何，披衣起，泪与墨同下，笔与心齐抖，挥毫拟就《为亡妻秀美志铭》。
　　 此文，是我为老伴题吟的祭文。待来年清明日，此铭将篆刻于我们的墓碑背面，权为我与老伴的墓志铭。
　　 呜呼，满天星斗枉灿烂，谁解此刻老夫心矣。
　　 久隐勿现，吾本银河一犟星。卢沟炮响，不幸震落尘埃中。辛苦七十载，憨犟终生。为人求端，为学骛精，赢得一世清誉名。
　　 人矮性刚，人诩古州一放翁。斗胆谏言，为师请命信一封，喜获“给中华教师命运带来拐点的人”殊荣。壮志不已书五部，不拘故格辟蹊径。《犟牛本色》，书写历程。《古州传奇》，乃轶闻集成。嬉笑怒骂凝笔端，抑恶扬善，弘扬正风。《碧血沃古州》，一阕颂曲，慰藉英灵。人瘦锋不衰矣，铁笔赞歌慰魏公。拨正一段历史，拯救一个英灵。击节作歌兮，敢为黎民鸣不平。秉笔撰史，岂肯屈膝逢迎。
　　 结发高氏秀美，小家碧玉，教坛新星。勤劳善良，睦邻友朋，夫妻恩爱唱和从。四十八载同风雨，持家教子，惟尔丰功。逮及暮年，子孙满堂，其乐融融。孰曾料，上天寡慈，招汝先行，撇下老夫冷清清。既已矣，为夫为尔安冥宫。头枕龙潭，碧波粼粼，潭畔柳下可乘凉；足蹬驼岭，夕照迷人，龙兴经声伴晨钟。右临古城矣，焕然新貌；左傍云门兮，郁郁葱葱。好一方乐土圣境。举首遥相望兮，慰尔孤零零。
　　 生离死别，本属常情。惟怜汝，冥乡陌路，孤单独行，足力疲时寡照应，令人心痛。呜呼，待到他年相会日，再向拙夫诉苦情。
　　
　　 月已斜，漏已深，老妻“五七”将至，悲痛难抑，泼墨忆昔，以解其忧：
　　 对于婚姻大事，我一点也不着急，我自信必有“水到渠成”的时候。
　　 曲阜师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分到寿光县城里的一所中学任教。我与这所学校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们，很合得来，他们对我的婚事倒是不求自急，不少同仁在暗中为我物色目标。
　　 有一位桑老师，谈笑风趣，为人热情。他是当地人，曾做过小学教师，与寿光县的不少小学领导较熟。古城公社罗桥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马友信，是他的好朋友。马主任的麾下，有一位高不成低不就的大龄女教师待字未婚。他们二人酒后一拍即合，竟各自打起包票来，醉醺醺地自诩说：“没……问题，等着……喝喜……喜酒吧！”
　　 有人说酒后话无凭，其实并非尽然。他们虽然是酒中议婚，却并非酒后醉语。当他们各自回归后，竟真地为我们搭桥、牵线，充当起红爷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思想领先，政治挂帅”的年代。那时的中小学教师经常大集中，不是政治学习，便是业务研究，再不然就是形势教育。总之，教师们就像一群俯首贴耳的奴仆，自己很少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便是星期日，也是公家的。那些有老婆孩的老师，周末十点多才能赶回家，与家人们匆匆一聚。
　　 这，兴许就是帝王们所倡导的那种“欲使安之，必使劳之”那一种治理方法吧。
　　 一九六四年寒假。
　　 刚过正月初五，全县教职工们，又集中起来听报告、讲形势、作教研。在听取报告的休息空间，马主任领他的属下高秀美与我相会。她身材纤细，个头不矮，留着短发，瘦瘦的，看来很文静。她白净面容，目光柔和，不亢不卑。长相、气质，都无可挑剔。我们做了短时间交谈，她自已极坦诚地告诉我：“刘老师，不怕你笑话，我的文化底子很浅，初师函授还没有毕业呢。”
　　 她知道我是大学生，其用意很清楚：先亮底子，嫌低拉倒，免得以后后悔却步。
　　 她向我介绍了她的学习、工作经历，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她们家兄妹众多，生活极其清贫，十二岁还未曾进学校大门。弟弟老四名振东，小她五岁，是个老生子娇，捧在父母手心里的宝贝。
　　 四弟七岁那年，母亲让秀美陪弟弟去上学，与弟弟坐在一条课凳上。母亲的用意，是让她看孩子，不是学文化。她呢，好不容易获得学习机会，便如饥似渴地学起来，成了班里学习尖子。
　　 四弟非常淘气，哪能忍受得了学校里的这般约束。有时，正上着课，趁老师不注意，他便偷偷地缩到课桌底下，弯着腰，溜出教室。他跑回家中，钻到母亲的怀里，抱着母亲那早已干瘪的双乳过干瘾。吃够了奶，再急急忙忙跑回学校，偷偷溜进教室，大模大样地坐在位子上。他自以为高明，认为无人知晓，龇着牙向老师笑。
　　 四弟虽然淘气，却也天真可爱。对弟弟的笑举，上课的老师故作视而不见，偷笑了之。当姐姐的呢，也故作未觉，只要小弟不扰乱别人学习，就不去管他。这一陪读，一晃六年过去了。弟弟毕了业，成绩平平；她也毕了业，却成绩超群。那时，她已是十八岁的大姑娘。
　　 她毕业时，恰值一九五七年，中华大地上正在轰轰烈烈地搞反右派运动。这次运动搞得很邪乎，数以百万计的教师被打成右派份子，许多学校连课也开不起来。在这急切用人之际，秀美被聘为小学代课教师，开始了她的教育生涯——她的经历，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
　　 初识坦言，起到了她料想不到的作用。我认为她真诚、可信。真诚、可信的人，一般值得信赖。婚姻一事，不讲缘分不行。若论综合条件，秀美并不比那个王女强。谁能料到，对她，刚一见面，我就觉得似曾相识。何者？她的身上兼具了郝女与王女的诸多优点。我的私心，认可的成分占到了主流。
　　 她呢，已经是二十五岁的大姑娘了，仍然赖在家里不走，常常让母亲忧虑，惹得母亲骂她：“死妮子！不知天高地厚，你想找个啥样的？”
　　 挨了母亲的骂，她也不火，笑一笑，撒娇说：“还早呢，再过二十年吧。”
　　 母亲一时没反应过来，惊讶地喊道：“哎呀，那不老掉牙了吗？”细一想，知道上了当，顺手拿起笤帚来赶她，她早已嘻嘻哈哈笑着走了。
　　 这次遇到我，她也说不清什么原因，对介绍人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不反对，自然是默认了。事后，她曾对介绍人开玩笑说：“那次见面，我倒忘了看看他的高矮、丑俊，上当了。”
　　 从此，我们便开始书信来往，互相交流思想、感情，真正见面的机会倒不是太多。没用多久，我们便默认了这种恋爱关系，这真可谓：
　　 缘分未到觅难得，
　　 缘分到时缘自来。
　　 我与秀美，都属于封建型青年，自己的婚事，必须征求父母认可。父亲尊重我个人意见，催我尽快结婚，急着抱孙子，回益都相亲一事就免了。去秀美家相亲一事，却无论如何不能免。
　　 夏日，一个星期天，马主任领我去高家，请泰山、泰母相看、恩准。
　　 高家住在村子西南角，地势最高处，可谓居高临下，俯视全村。她们家，是标准的农家，因为我们登门，院子清扫得非常洁净，与院子里的破旧草房，显得极不相称。
　　 她的母亲朴实而热情，扔下手中活，将我与马主任迎进北屋里。
　　 寿光的风俗与我们青州不同。正房外间并无桌椅，只散放着几个小矮凳。进门口左侧，是地锅灶，与内间火炕相连。我与马主任随便找个方凳坐下，别落个站客难伺候。
　　 她家没有茶具。过了不久，老泰山便把茶具借来了。这在当年寿光，是待客的最高礼节——设茶、备酒，非贵客不用。
　　 老泰山，已六十余岁，一米八开外的大个儿。满脸深皱，胡须极乱。他进门只点点头，话也不说，放下茶具，凳子也不坐，便蹲在地上，自顾自地吹他的喇叭——一种用废字纸自卷的旱烟。
　　 女儿已经同意，作父母的岂有不同意？这次登门，实际是来认亲。岳母较善谈，一边准备菜，一边与马主任闲谈。一会，她不在意地说：“穷富倒没啥，就是不知这孩子家里有没有房子。”
　　 有无房子的事，秀美没问过，马主任自然更不了解情况。马主任正为难时，秀美不高兴地接了话：“要房子干啥，谁去住？”
　　 “也是，都在外地工作，有房子也闲着。”岳母也觉得此问多余。
　　 “看你，多管闲事！”这是岳父讲的第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显示出他作家长的威严地位。
　　 从祖辈传下来，在人的眼里，住比吃还重要，这便是人们常说的“要饭吃也得有个藏身处”。所以，在老太太们的心里，女儿找婆家，第一要素是房子。民谚中“女儿讨嫁先问房，女婿进门先叫娘”，就是指这个。岳母有这一问，是正常的。为了缓和气氛，我来到岳母面前，笑着说：“你放心，如果舍不得女儿，到哪里也有你住的房。”
　　 这一下，岳母乐了，满面挂笑地说：“那就好，那就好。”
　　 中午饭，是在地桌上吃的。菜是大碗猪肉炖白菜。碗里的大肉片足有二指宽，半揸长。那有名堂，叫大肥大有，越长越富。酒是大杯，一杯酒足有一两多。我不喝酒，也得勉强相陪。喝酒时找岳父，早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认了亲，便等于订了亲，我与秀美择日去登记。
　　 登记这天，夏雨乍停，红日正新，路边沟里尚有积水，道旁大田的庄稼上挂满水珠。我用自行车载着秀美去公社登记。道路本就泥泞，一不小心，车把一扭，“噗通”，自行车一歪，我们俩都倒在地上。人没摔疼，我乐得“哈哈”笑了。秀美没有笑，帮我弹去身上的泥水，也没有责备的话。这是一种预兆吗？我们婚后的生活，虽然充满了温馨和欢乐，却也过了一段拖泥带水的苦日子。此刻思来，倒让我觉得：
　　 应信冥中有预兆，
　　 此后岁月多艰辛。
　　 马主任随在我们身后，见我们摔倒了自行车，他倒有了话题：“第一次考验过关。上车，继续前进！哈哈哈……”
　　
　　 我与秀美的婚姻，便这样确立了，没有离奇，没有浪漫，然而，却是如愿的，专一的。我们的婚期，便定在这年的十月一日。
　　 结婚时，我已经调到了寿光工读师范任教。我们婚礼的简陋程度，是当代年青人不敢相信的。
　　 那时的本科大学生，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月工资四十五元人民币。我参加工作只有一年，最节约只能节余出叁百元来。结婚前，姑母病重，我资助了她一百伍十元。你算算，我的手中还能有多少钱？父兄生活都不宽裕。为了结婚，我是不向他们伸手的。秀美家，比我家还要清苦，她也决意不向父兄伸手。一个穷光蛋，加一个光蛋穷，只能来个喜事穷办。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即使有苦，也觉得变成甜。此时我想，如果选择的是王女，婚礼如此之简陋，她能愿意吗？
　　 我们的新房是工师的一间小草房，既未油门，也未粉刷墙壁，仍是黑乎乎的原样。新房里，连张新床也没买，只有一张两抽桌，两个木箱子是新买的。地上，一张新地桌，两个新板凳，也算我们的嫁妆。床上，两铺，两盖，俩枕头。整个新房，最豪华的，是床上铺的那床红白相间的太平洋花线毯。新衣服，一人一身。这就是我们的新房，这就是我们的嫁妆。
　　 我们的嫁妆少得可怜，连我自己也觉得寒酸。可是秀美，从牙缝里也没露出个“不”字来，甚至于连眉头也没皱一下——这，就是她的最大长处。
　　 我们结婚以后，遇到日子艰难时，她也曾揭过我的短，板着脸说：“穷相，跟了你，倒了八辈子的霉！”
　　 我呢，并不发火，笑笑说：“穷有穷福，这叫周瑜打黄盖——自愿的！”
　　 几十年来，我们的日子，曾过得非常艰苦。然而，我们都挺过来了。这功劳薄上的首功，自然是秀美。
　　 我们的婚礼，更简单。
　　 十月一日早上，介绍人马主任，骑自行车陪着秀美进了工读师范，来到门上贴有喜字的那间新房前。校长领着老师们，排列门前迎接。父亲，是双方唯一参加婚礼的家长，早已在房内久候。
　　 校长讲完话，我们夫妇二人向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深深一躬，向父亲一拜，向老师们一礼，便算礼成。老父向众人一揖，算做答谢，大家便笑喜喜地告退了……试问，你们见过的婚礼，有比这更简单的吗？
　　 晚上，父亲掌勺，为我们炒了四样小菜。我们夫妻不会喝酒，只坐在老父身旁，轮流向他敬酒。这一晚上，父亲的酒，喝得分外多，咂酒的声音，也分外响。每一口酒总是咂得“滋滋”响，听起来富有音乐感。当他酒酣时，举着杯，微晃身躯，为我们吟了两句诗：
　　 美酒入口兮，其味氛芳。
　　 娇儿新婚兮，其喜洋洋。
　　 老父本不胜酒力，因为高兴，多喝了几杯，便醉了。我与秀美搀扶着，一直将他送到休息的客房。那客房，只是老师们临时让出来的宿舍罢了。
　　 结婚以后，秀美依然在罗桥片太平村教学。工师到太平，相距足有二十余里。各人都忙于工作，除了星期日，很少有相聚的机会。然而，我们倒觉得：
　　 劳燕分飞欢会少，
　　 两情依依胜常聚。
　　 秋去冬来，荷谢菊芳，转眼已是一年。一九六五年冬初，我们的长女健萍降临到我们这个并不富有的家。家境不富，我们的女儿却极美。百岁后，秀美重回她任教的太平村。我们的萍女惊动了半个村的大姑娘、小媳妇。她们争着抱这个裹在襁褓里的俊娃娃。她那红润的脸蛋，像熟透的大苹果，好似咬一口甜醉人；她那明亮的大眼，犹如两粒光亮的水晶球，照得人心里亮亮的；她那微抿的小嘴，好似总在向人们发笑，让人忍不住轻轻吻一口。那时，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最穷，然而我们却最富有，因为我们有一个足以引以自豪的小宝贝——健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