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对于吴佩孚来说，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年份，曾经叱咤风云的岁月不再，虽然自己亲笔撰写一幅对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表明心态，就是表明说自己现在要颐养百年，不再过问世事俗务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身处沦陷区的吴佩孚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过去的那些所谓的挚友如今已经成为汉奸的人想方设法的来劝说这位昔日的大帅东山再起。尽管那些说客鼓动如簧之舌将话说得堂而皇之，但是久经世事的大帅早就看出了这些人的丑恶嘴脸。于是一次明确的面对一些中外记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本人认为今日要将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该已和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吴佩孚的表态彻底惹怒日方，不久即遭不幸。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民国政府到处洋溢着一片喜庆之声，政府各级官员屡有违法私收之事发生。当时《文汇报》多有报道，时令政府难堪，遂有政府欲投资十亿来控股《文汇报》。当时《文汇报》的总主笔、社长徐铸成拒绝政府投资10个亿控制《文汇报》的意图，当着陈立夫、吴国桢、宣铁吾、潘公展等人的面，他说：“《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话谈到最后，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对徐铸成说：“佩服佩服。今天这个场面，你能顶下来，真不容易。我宣铁吾对不起你，曾封了你们七天门；今后，你再怎么骂，我要是再动手，不是人养的。”徐回答说：“言重了，我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
　　 气节这个词语，在如今的盛世下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即便是提起，也只能从早已逝去的先人们的身上看到。这是一个已经逝去的词语，逝去的时间并不长。现今的人也崇尚有这种精神的人，但是自己却不愿意做一个有气节的人，原因是有气节的人往往不能与时俱进，爱较真，总是拿着史书典籍说事，说一些当时领导不爱听的道理。文天祥的精神我们史书里面说，康乾盛世我们史书里面也说。再往前的说，方孝孺的灭我十族又何妨的个性张扬，都是花开的大结果却是悲惨的，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也可说是气节总是表现在骨子里面的那些硬汉书生身上。
　　 吴佩孚，这个我们教科书中的所谓军阀，前清秀才出身，面对危难关头，在民族大义的这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个人气节让人不得不更多的了解了一下这个人。而看的越多，越体会到气节这个词语源于五千年的文化内源，不仅仅史书典籍中可以看到，而且说岳全传等民间故事传说亦可耳闻。读书人很多，不可能每一个乱世军人都做得和吴大帅一样，但是正是更多的和吴大帅一样有民族气节的人的存在，才有了八年抗战和抗战的最后胜利。到了文革时，西南师大的吴宓教授面对红卫兵的批林批孔说出了“宁可杀头，绝不批孔”的言论，从此备受批斗，直至致残。至此，气节这个词语，在先后的政治岁月中，在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的统一思想战线的战争中，我们终于开始了我们思想方面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一批又一批的批斗和再学习的政治压力下，读书人的种子逐渐的变异退化，气节这个词语从此也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