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的春天，显然是一个令人压抑的春天，而这个春天对于登上煤山的崇祯帝来说，在复杂绝望之余除过留下那段“诸臣误我”的第六次罪己诏之外，也只有煤山上边那棵歪脖子槐树能体会到他的心情了。虽是春天，但是春光不再，一代帝王在此自缢，满朝文武不见一人。
　　 明朝末年，在内忧外患之际，崇祯帝这个本想有一番作为的帝王。从即位之初，勤政节俭，诛杀宦官魏忠贤，重用袁崇焕，计划在自己手里中兴大明王朝。亡明之闯王李自成也认为“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但他被臣下孤立，被蒙蔽的情况很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由此可见，崇祯帝临终所言“诸臣误我”并非一句虚言。但是诸臣为什么误君王，那就不是崇祯帝的眼光能洞察其一二了。
　　 崇祯帝的悲剧降下帷幕不久，时光转瞬到了公元1916年夏天。这个夏天，对于一代枭雄袁世凯来说，就不仅仅是酷热难耐了，而是闷得透不过气般地窒息。洪宪闹剧的主角在临终之际的那句“杨度误我”，也不过是辞世之际自我开脱而已。
　　 清末民初，群雄逐鹿，一时人杰相继，而袁世凯能把握时机，审时度势，荣登大总统之位，也可谓一代才俊。可是这样一位乱世能人，缘何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面南称帝，就不是一个杨度所能误的那么简单了。仓促称帝，悔恨慌乱之际绝命而亡，杨度又在何处。
　　 袁世凯的故事才告一个段落，日子又翻到了公元1991年的冬天。这个冬天，西北利亚的寒流格外地无情，代表俄罗斯的三色旗又一次重新升起，曾经耀眼的旗帜一夜之间黯然失色，而戈尔巴乔夫作为这幕大剧的主持人却无法问出“谁误了谁”这一句话来为自己开脱。
　　 世上发生的种种事件，作为事件主角的当事人，可以说没有人不反思这个问题。然而当事人反思之际那句带有“谁误了谁”的托词，在历史发展潮流中越来越像是一场笑话而已。但是那些真正反思自己的人，则是通过行为来改变自己，积极适应社会发展的进步。
　　 1949年对于国共两派来说，一边是打鼓敲锣地庆典，一边是静心自省地反思。把握时机，躬身自问，蒋介石这位一身戎装的总统，开始学习对手那些有益的一面，抓经济、促生产，严厉打击腐败，不断推广惠民政策，及其子蒋经国上台之后，更是不断促进民主改进，开放舆论、部队国家化，在民众心中留下了比较好的形象。
　　 纵观以上事例，悲剧的主角们从来只怨谁误了谁，却无法洞悉自己误了自己的根本所在。试想当年崇祯帝能体会到治下吏治的贪腐，民众生活的悲惨，在根本上能降低赋税，打击腐败，减少饥寒生盗贼的机会，那么区区满清岂能驱驰南下。同时，一代枭雄袁世凯若能审时度势，不以一己之私心而认可三权分立之所治，那么扬名史书的则岂能是骂名。同时对应的戈尔巴乔夫，基层贪腐不止，执政形象落地，一旦假以时机，大旗落地之时，多是更弦易辙之士，信仰一说顿时烟消云散。但是宝岛之隅，从执政党到在野党，再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一场能赢得起也能输得起的党派，其在民众心目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社会发展到了今天，正视自身问题，真真正正地能在民众心中扎根树立执政党的形象，就得敢于面对民众的选择，不仅仅能赢得起，而且要输得起才算是有真正的生命力。
　　 一个人不可能一直正确，一个党派犯点错误也难免，但是面对自身的错误，敢于直面而不是遮掩，才不会再次出现“谁误了谁”这句国粹般的托词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