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外面做缝纫，傍晚收工回家的路上，碰上了原来在安全的老邻居、老朋友陈松山。过去由于不住在一个行政村，再加上解放以后的新束缚，彼此能见面的机会实在不多，在藠子垅时，陈松山曾特地上山看望过一次。今天路遇，格外亲切。
　　 “亲家母！”陈松山对妈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呼。
　　 “你乱叫，不怕不好收场么？我们家今非惜比了。”妈妈笑着说。
　　 “有什么不好收场的，只要他俩同意，我是说一不二的。”
　　 “我家是‘地主’啊！”
　　 “我是‘流氓’，门当户对。”陈松山诙谐地回答。（他确实是“流民”成份）这样吧，现在他（她）们都快成年了，最近几年双方都没有见面，要从军来帮我做几天田里工夫，让他们重新熟悉一下，人家搞互助组，我们也来互助一下，如果双方愿意我们马上定事。”……
　　 过了几天，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心中充满着向往和探骊得珠的心情往梅春家走去，她现在长成什么样了？我将以一个怎样的姿态给予梅春新的第一印象。想着，想着，已到了她家。我进门时，他们一家四口（她爸陈松山、她妈妙婶、她和她妹妹）都在厨房里。
　　 “松叔、妙婶，”我一进门就叫。
　　 “啊！从军，蛮早啊，快进房坐”。陈松山微笑着说。
　　 “长成大人了，我还不认识了呢。”妙婶说。傍边一位窈窕少女，白净的脸上轮廊分明，修长的身材，骨骼奇丽。是啊，她父亲是村里的美男子，她母亲也是个美人坯子，作为他们的结晶自然继承了二人的倩丽。她见我进门，莞尔一笑，随手泡了一杯茶递给予我说：
　　 “走累了吧。”她声如银铃。
　　 今天下田干活工效倒不低。爱情原子的爆炸，逆发出巨大的能量。晚上闲聊，我想试探她的文化基础，问她要书看，她邀我一起进了她的房间，找了一本小仲马的《茶花女》给我，案头还有一些小说、和家庭常用的工具书，我知道她读书不比我多，能看这些书，说明她还是爱看书的。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她到田头来叫我吃饭：
　　 “哎，吃饭啦！”待我洗掉脚上的泥巴，走上路面，她已先我折返。我想，如果不是害羞，就是我对她并无引力。从外表分析她应该不是“倚门却把青梅嗅”的那种故作扭态的村姑。机会难得，再试探一下：
　　 “哎，等一等，同走嘛，何必这样急。”她站住了、我赶上前去说；“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怎么不记得，”她不冷不热地说。“我们可没有小时候那样两小无猜啊。”我说。
　　 “都过了十多年，男大女大，如果还是十多年前那样。岂不是我们都白长大了？只有两小才无猜啊，现在是两大了，所以我倒要让你猜猜。”……
　　 从陈家回来，妈妈急不可待地问我：“梅春怎么样？还好么？”
　　 “有什么好不好的，在白水，我自身条件如此，能与论婚的最佳选择恐怕就只有她了。”
　　 论劳动、吃苦、真诚，柳妹子都要胜梅春多了。但梅春却更漂亮，能认识几个字、更谈得来，更有气质。从务实的角度、从我本身的实际条件来说，都有应当选择柳妹子。可是我不考虑自身条件，只从先入为主的青梅竹马、从务虚的角度来选择漂亮与气质。从谈得来中间去体味卿卿我我。我与梅春的事亮相之后，使柳妹子“故友违和猫变虎”，她收回了我曾与园妹子用过的（后来我一个人住）房间，而且处处都有小鞋，使我们对住房倍感压力，加上自身日趋成熟，结婚使全家摆在首要地位。在农村，自己没有房子，就失去了谈婚论嫁的先决条件。
　　
　　 我想结婚，于是我想盖房，妈妈支持我，爸爸呢，想盖又怕盖，犹豫不决。从当时表面的政治形势来看，报纸上大讲社会的转变：
　　 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一次会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的工业国的要求同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因此我认为上述精神是符合土改时工作组传达的对地主“管制三到五年”的精神的。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盖房，盖一处栖身之所，对一个开口人民、闭口人民的国家领导来说，于情于理应该都不会“龙颜大怒”。因此我坚持要盖房。
　　 现在，我才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在解放前热衷于“创业”。每当你高兴地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时候，它会产生强有力的引力，促使你去积累更多的劳动财富。并乐此不疲。我完全是伤疤未好就忘了痛。
　　 我开始选址，在选址之前，我看过一些苏联集体农庄的小说，国内也普遍成立了互助组，有的还成立了合作社，形势正在朝“集体农庄”的方向发展。我分析、并得出结论：平坦地方的集体与山地的集体相比肯定大有差别，后者先天不足，前者得天独厚。所以我将“靠近盆地”作为选址的条件之一。其次是坐北朝南，交通方便，水源充足，周围不远有较好的荒地资源可供开垦以作菜地，我终于找到了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的地方。它在谢墩下游左侧的竹坡里，地名叫燕竹园。
　　 燕竹园，就地名之雅，就使我兴趣十足。它位于盆地与横坑的交口，离村道若十米，村道下小溪流水潺潺，后面重峦叠翠。符合风水先生的“左边青龙高万丈，右边白虎就地眠”的格式。右边山坳中有荒田三五亩，清泉如涌，可引入厨房。为了建房，我们花五元钱买下了这块屋基。为了建房，我开始在土改分给我们的山上和亨叔的山上砍伐树木。（那时没有林业管理，不要批。）为了建房，我开始采石。木工、请我土改逢生的干崽的大伯帮忙，石工和邻村的李正汉换工。五六年春插后我们就开始盖房了，全家人披星戴月地在拼搏。房盖为两室一厅，檐高四米五的带楼农舍，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三间茅屋终于建好，连盖瓦的椽子都钉好了，只等日后缓过气来，就可直接盖瓦了。接着我们自己动手，叠起了厨房和厕所。“草舍落成！”
　　 从五三年春，复查土改以后，全国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是五反，这些运动都是在城里进行，加上共产党要抓紧对私有工商业改造，从而一时相对地稍微松懈了农村的阶级斗争。而我们在这夹缝中得到了生存和发展的野草，不失时机地开始抬头，（正符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当时我们不会明白这些大形势的，还以为“六月炎天好个秋”。
　　 我们准备搬入新居，梓里乡亲都渐渐丧失了阶级立场，纷纷前来帮忙送行。并送上鞭炮，表示祝贺。从廖家出门到新居进门，一路鞭炮长鸣不断，热热闹闹搬进了新居。久离盆地，久离那很无产阶级化的指挥中心——村部，没想鞭炮声会惊动村里的人，那里现在有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这也是我们选址之时没有痛定思痛，只看到生产生活有利的一面，不想想我们这样的人靠近政治中心犹如牛羊之靠近猛虎。水草虽茂，又岂是我们栖身之所。爸爸妈妈为我而同意建房，我却给爸爸妈妈带来了新的灾难。
　　 上面派来的工作组，本来就是从阶级觉悟高、斗争性强的首选取条件下提拔上来的，他们并不是以“阶级敌人”的老实与否来决定打击的重与轻，在斗争的天秤上，以“敌人”的心情好坏为法码，“敌人”的高兴就是对无产阶级的威胁，这一思想并非几个工作组的创造，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准则。工作组一听到鞭炮声就判定这是阶级敌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抬头，在宣战！这还得了！
　　 另一方面，在当时共产党的主要动机就是要使社会走向集体化，鼓励群众致富只是一句好听的话，根本不想个人致富，这会影响集体化的向心力。因此谁开始走向富有，就要打击谁。何况是对一个他的教猴工具——阶级敌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政意与我意恰恰相反，怎能有太平盛世呢？
　　 这位工作组马上披挂上阵，气势汹汹地闯入我家，在厅中以炸雷般的声音吼道；“秀村！秀村！”爸爸正在房中忙着，听到吼声，马上出来在他面前站定，等待对方说话。工作组以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能源、逆发出年轻体魂中“深仇大恨”的力量，在爸爸背后猛击一掌，爸爸被打得趔出两步、一个踉跄跌在地上，我将爸爸扶起来之后，尚未站稳，工作组又将爸一推，吼道；“走”！爸爸被莫明其妙地带走了。众乡邻无不为之动容，爸爸被带走了，来送行的人不欢而散。
　　 这一年，我十七岁，我经过了许多成年人尚未经历过的折磨和困难，抱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完成了许多成年人尚未经历过的“事业”。虽然主要是爸爸妈妈的苦劳，但这是以我为主动力的。我又继承了爸爸妈妈的“创业”精神。双亲又反过来为我受累。
　　
　　 搬家的摧残与屈辱在那见怪不怪的年代又渐渐淡忘，人心的流向和水一样，只要没有外力的干扰，他总是会自动恢复它原来的平静和轨迹。陈松山先生主动来和爸爸妈妈商量我们的婚事，并在一个预选的日期，通过我们的本家雪叔，陈松山先生将他大女儿梅春的生庚八字亲笔以庚帖形式书写，慎重其事地交给了爸爸。（在封建社会，只要女方八字在别人手上，就必须毫无条件以身妻之。有句老说；你八字在我手上，还怕你跑到天边去。）从此我和梅春在民间习俗来讲，已是“当然的夫妻”了，我们双方即开始了未进门的夫妻关系。
　　 一九五七年，我们村里面开始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行动受到束缚，甚至还没有“不准入社”的地主、富农那么自由了，人们普遍感到了某种压力向他们袭来。
　　 就在四类份子暗暗庆幸之时，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四类份子是没有公民权，不得参加村民大会的。）主持人宣布；“四类份子一律宣布入社，交广大社员管制劳动。”至此，农村全部实行了集体化。
　　 我们因为新居靠近盆地，所以我们划归了盆地中的生产队。以前藠子垅的土地则划归了山冲里的生产队。（从这一点上，我以前的分析是对的。）我家在藠子垅的经历到此划上了一个句号。四类份子入社后，从表面来看，是一起劳动、一起休息、一起分配。实际上都有是一堆骗人的鬼话，长此下去必然是苦果常吃。
　　
　　 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一位很特别的朋友。四十来岁，原藉平江安定羊家坊人，现住长沙，是一个小企业的资本家，工商业改造以后，国家成了工厂的主人。他只能在工厂里面做个工人，由于一没有技术、二没有力气，成了一个起重工，还要受到歧视。他知道我地家乡生产竹篮子，且价廉物美。特别从合作化以来，大家都要参加集体劳动，没有人做竹篮子了。货源紧缺，他突发奇想，邀几个人去长沙做竹篮子，他作为合伙人，采购竹材，推销产品。想要从这里邀人走，万一被当地领导发现那可不得了，他们会把你当作破坏生产而扭送公安机关不可。因为自从合化以来由于虚工多，劳动力非常缺乏，开始强制性出工了，因此他开始做我的工作。
　　 “到长沙去吧，户口可以一起迁去。保证你每生产一个篮子，实得利是现在的两倍。（白水一元钱可买六只）到了长沙如果你不想做篮子了，你还可以去找合适的工厂做工。只要进了工厂，……”
　　 我恨不得马上就去，我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做篮子，做篮子不过是一块跳板。真正的目的还是想进工厂，摆脱受管制的农村。邀几个谁去好呢？首先就想到了梅春，也只想到梅春。只是此事大意不得，如果被社里知道，可要大祸临头了。我将这个想法和父母商量，谁知父母就是二十四个不同意，甚至认为我长大了就想抛开他们的累赘。我无法打通他们的思想，更不用说去跟梅春说了。又舍不得放弃这次机会，我决定“挂印封金辞汉相”。我将换洗衣服打成一个包，乘东方开始发白，我踏着即将隐去的星光往村外走去。我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家中追赶，同时我身无分文，终久不妥。当我刚到蒋山仕树叔公家不久，“追兵”就接着跟踪而至。来者是妈妈，她用眼泪作枪弹，硬是将我捉拿归案。四十年后我才知道，我失去了人生一次较佳机遇。
　　 大鸣、大放、大辩论。报纸上、会议上、许多有识之士，响应党的号召，“百花齐放”。本着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向党提出改进意见。以期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谁知台上三花脸，——说变就变。共产党把脸一沉，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许多人就因为几句话，换来了几十年的班房。
　　
　　 白水开始成立诊所，搞合作医疗，白水原有两个郎中（中医师），一死一走。现在只有一个半路出家的准医生（我的准岳父）陈松山，他不失时机做起看书郎中来了。“只此一家，另无他店”这盆地的唯一郎中也就开始走红了。成立诊所，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光棍所长了。不知他在那里找来一位五十多岁的糟老头司药，梅春此时也就被弄到诊所来学司药了。
　　 五月初五是端阳节。在此之前，梅春也常以我未婚妻的身份来我家小住，从两小无猜到“两大无猜”过渡。端午节到，在这只知生产的时代，不但龙舟竟渡已成记忆，就连传统的粽子、包子、雄黄酒都无暇顾及。社里每人发两个包子，作端阳物资。倒是梅春家预先通知我去她们家吃晚饭。（只是，我这个穷光蛋，从没有向她们家送过年、节，更不用说其他礼仪）我经过一天紧张的劳动，刚洗澡，梅春就来催我吃饭，可我的衬衣，唯一的“好”衬衣，一个大洞，她在外面等，无奈随手抓起一件中山装套上。晚饭菜很丰盛，热饭、热菜、热汤。在这仲夏之初，傍晚气温也有三十来度。热饭菜下肚，体温骤增，汗如泉出。不但衬衣湿了，头上也渗出了大汗。但中山装仍然不敢脱。
　　 服装也是一种压迫工具，一种与弱者为敌的武器。它们被用来告诉人们：衣服华丽的人们，不仅不同于其他人，而且其财富胜过其他人。这些穿在身上的衣服表明它的主人在智力、道德和社会地位，诸多方面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