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它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早饭后，我辞别父母。爸爸妈妈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身体，要勤奋学习，莫交不三不四的朋友，……我背着一个小包，包里放着一件衬衣、一条短裤、一条洗脸巾、还有一支用了快两年的牙刷，加起来不到五百克。昨天借来的五角钱我带走两角，留下三角，家中没有盐了。告别了感情复杂的白水，走向了新的生活，从此家乡是故乡。
　　 我想，我终于离开了狼嗥虎啸的白水，这说明我还不是一只土鸡，虽然称不上雁，不会飞，但至少我会跳，跳出了我认为不利于我生存的环境。不管前面有没有温暖的阳光，甚至是沼泽深渊，我都会勇于探赜索隐。希望会给予我力量，促使我为自己的前途去拼搏。
　　 我们在乡政府办理了集体的迁移户口，然后走到县城集中报到。当晚我们住的地方，竟然是平江县第二劳改院以前的房子，是我和妈妈以前来看爸爸探监的地方。也许是现在劳改人员大大减少，左侧偏房全部改为他用。今晚我们食宿之处，就在这个左边偏房。正门和右侧仍旧是劳改院，共用宽敞的门廊。出师不利，第一天出门就住在劳改院。
　　 晚饭后我们在廊前散步，我故意渡到正门，同样有索隐之意。里面没变，仍旧是一溜栅栏，栅栏里面用照壁挡住外面的视线，有一个犯人在照壁外、栅栏内的空隙中做木匠哪！
　　 李忠用，再仔细一看，没错，确实是不可一世的李忠用。
　　 曾几何时，他是红极一时的乡长；曾几何时，他吊起我的妈妈；曾几何时，他以极野蛮的工作作风，使尚山村民躲入深山；曾几何时……，今天他成了劳改犯。而且和我爸爸一样在合作化高潮到来之际，作为不同的负面教材而分别关进了班房，还是和爸爸坐同一个地方的班房。世间的事就竟有那么巧？我想叫他，想说点什么，但我没有叫，更是什么也没有说。当然这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一瞥，脑子里的一个闪念而已。门口站的卫兵挥手让我走开说；“看什么？坐牢的人有什么好看的！”
　　 第二天，一辆卡车将我们送去桃林。中午途经南江桥，说是中餐要从快、从简，每人一碗面条。可这顿从简的便餐对我来说，却是我从解放以来的奢侈享受。下午三点到达目的地——临湘县桃林铅锌矿的上游，九冶三公司三O四工地。这是一块小盆地，比白水略大，不同的是四周只有丘陵而无大山。一条河不知从什么地方发源，从流量估计，盆地距源头在五十公里以上。下游三公里是汀家畈，桃林铅锌矿即在此地。河流经过汀家畈使矿井地下水过多，影响矿山开采，故要在上游修一条大堤坝。这样不但使矿山的地下水大大减少，还有灌溉与养殖的多重效益。我们工地的任务就是修筑大坝。三0四工地即大坝工地。我，将在这里进行“初级冶炼”。
　　
　　 我们住的是大工棚，中间一条大通道，两边是一溜双层大统铺。全部头里脚外相挨而睡。我们平江去的人编为一个大队，——_第十三大队。下辖五个小队，我们的大队长姓刘，小队长姓戴。食堂在另外一个山头上，办得真好，棘椒炒肉、榨菜（在家是没有吃过的）炒肉每份都是一角钱，韭菜炒蛋和一般小菜每份五分，每月供大米四十八斤，每斤饭票八分。每天工作八小时，下午五点收工，吃过饭、洗过澡，太阳还是老高，我总觉得浪费了这么好的时间，真可惜。每月工资标准是三十一元八角八分。因实际上是计件，收入四十多元。这一切对我来说，无疑是进了天堂。
　　 可是到了发工资的时候，每人每月只有一十五元生活弗，其余被平江派来的干部拿走了，也开了收条：
　　 今收到
　　 XXX同志对家乡XX社投资款一十六元八角正
　　 经手人XX（公章）月日
　　 幸亏我们拿的是计件工资，实际工资要高于标准工资。尽管如此，许多人都觉得比在家好多了。对平江家里派人来拿走了大部份的钱，无一人提出异议，还觉得天经地义，认为我们是社里派来的人，愚昧竟至如此。队上要一个记工员，负责记工和每月的工资核算。不知怎么搞的，这顶“官帽”竟然落在我的头上，若在家中我连做工人的资历格都不够，仅仅是一个地主崽子准社员。
　　 工地的形势在大跃进的东风吹拂下开始变得紧张了。改计件工资为计时工资，改八小时为十二小时。改每星期休息为隔一休一，休息那天名之曰“大礼拜”，反之则是小礼拜。大队改为连，小队改为排，连里增加一名指导员编制，李积生为连指导员。连长、指导员全脱产。工地悬挂起大幅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口号正式亮出来了。开小差回家的人渐渐多起来了，这些都是家里条件比较好的人。工地为了笼络人心，再不为各地农业社代扣投资款了，工资全归我们自己使用。但钱是多了一些，物资却紧张了十倍，食堂不但没有了好菜供应，连蔬菜也是不新鲜的、品种单一的菜。
　　 冬天来了，日照时间明显缩短，为了保证工地十二小时的工作，开始两班倒，天不亮就要起床。有一次正当我赶往工地的时候，由于起得早，脑子昏昏沉沉，黑暗中脑壳撞在一个铁制的矿车上，疼痛中脑羞成怒，不管三七二十，使尽力气往下一掀，谁知真的被我掀起，只听得叮叮当当、矿车滚到路基下面去了。“谁”！声到、人到、手电到，彭工长站在我面前。
　　 “你为什么将矿车推下路去？”
　　 “我不是故意的，看不清楚，误撞下去的。”我说，并将我撞伤的头给他看。
　　 “撞下去的？一台矿车几百斤，你撞得下去？你知道要多少人才能扛上来吗。”明天写出检讨，交到宣传站去。要认真写，写深刻点。”
　　 “是，我一定作深刻的检讨。”在家逆来顺受惯了的地主崽子，写张检查又算得了什么。
　　
　　 工地宣传站虽是芦苇加杉皮结构的临时小棚，造型却颇具艺术效果，不知是那位的杰作。内分上下两层，下层辟为内外间，外间是门厅兼办公，编辑工地小报。摆着两张办公桌，内间是值班室，有床铺供睡觉。上层为广播室兼播音员卧室。室内布置雅静整洁，似与大跃进形象有点格格不入。站长姓孔是工地工长（即施工员）兼职；小报编辑付雨农，四十多岁，汨罗人，老高中生。播音员杨素云也是汨罗人，是杨连长的妹妹。高中毕业，随兄调来工地。因大队工棚是男姓的一统天下，她只好长住宣传站。
　　 这位大编辑接过我的检讨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我有幸来到大坝工地，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次会，能为祖国的冶金建设贡献我微乎其微的力量，本应是我的荣幸和骄傲，更是我家乡领导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可是我不知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一次机会，努力拼搏，争取进步。反而一不小心误将矿车撞下路基，虽然我自己头上也撞起了大红紫包，但我并不觉得疼，而真正使我心痛的是滚下路基的矿车，使国家损失了人力、物力。我恨不得腋生两翅如雄鹰之提小鸡，让下翻的矿车立即回到为工地工作的轨道上去，回到它的战斗岗位上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我现以抱愧终生的悔疚之心，以披肝沥胆的虔诚，作出痛心疾首的检查。誓将以此为动力，尽心挖潜酬大坝。耿耿此心，罄竹难书。
　　 钟从军
　　
　　 付雨农看了以后没说什么，递给傍边的播音员。我真担心他们认为写得不深刻，发回重写。他们没说什么，只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第二天工地通知连队，调我到工地宣传站上班。
　　 排长戴桃生说；“你的工资、编制仍然留在连队，小队的工资仍然由你结算。”所以我在一般情况下仍睡在连队。
　　 我那天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走在通往宣传站的路上，心中浮想联翩。我萌发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嘲感；孔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难道真的一切都是命么？
　　 人民公社的成立，领导们尝到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甜头。决策者们提出要全面展开成立城市人民公社。就在我到宣传站后的两三天，工地向“桃（林铅锌）矿人民公社”提出申请；参加“桃矿人民公社”。申请书是双幅七尺长的红布用金色写成，由两个小伙子撑着，敲锣打鼓，送往汀家畈。我亦有幸参加了这一光荣行动。桃矿接待我们的领导在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它有无限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组织全部军事化，桃矿是民兵师，工地是民兵团，连队建立八员制：政治指导员、施工技术员、宣传鼓动员、质量监督员、计划统计员、材料管理员、安全保卫员、卫生保健员。我同时兼任十三连的计划统计员和宣传鼓动员。
　　 我每天拿着铁皮焊成的广播筒，到工地进行鼓动。说也奇怪，人心竟是如此容易被牵引，（说得难听一点是煸动）一个平静的、懒洋洋的工地，只要去了那里鼓动，行动就会热起来再乘机表扬几个积极的、先进的，就必定会有干劲更大的人出现，他们会把两担土叠起来挑走。我的广播筒一定要像体育比赛的讲解员一样，紧扣动作，及时鼓动。
　　 比如有一次，我在工地鼓动；“现在我们工地上出现了双担，看哪！双担英雄刘勇秋同志行走如飞。我们要向刘勇秋同志学习。”这时工期上就会出现更多双担，我应马上赶回宣传站，用红纸写着“向双担英雄XXX学习！”贴在显眼处。这时，必然会有“三担英雄”涌现。上土的也会“配合”，将底下的土箕少装一些，甚至装点象征土，这是连、排长布置的，一定不要柝穿它。高潮起来了写个稿子到宣传站广播一下。以造成全工地的效应。我这时就应该转移地方了，不然人们过于疲劳，你再不知趣，就要坐冷凳板了。一阵阵的高潮，使全工地欢声雷动，一篇篇的广播稿由杨素云那清脆悦耳的声音从许多大喇叭中播出，在两平方公时的大坝工地的上空徊绕。“时代的楷模”、“大坝的铁人”，这些名词送入工地一万三多人的耳朵，会产生裂核反应。
　　 我一个连一个连的连轴转，工地火热的场面，工人们冲天的干劲。我似乎看到了我存在的价值。（其实我是夜郎自大，没有疯狂的时代背景，没有爱疯狂的乌纱帽，我能起什么作用？我不过是一个会说话的喇叭筒）。那个刘勇秋和一些刘勇秋式的人物，在鼓动催化下忘我地工作着，刘勇秋病了，吐血了。我去看望他，嘴里说；祝你早日恢复健康，重上战场。心里说：不要太傻了，命还是要的。连队虽然也有宣传鼓动员，但形同虚设，在自己劳动的群体里鼓动，鼓动者本身要受到自己语言的检验，其作用远没有“进口货”那么凑效。
　　 今天傍晚我回到工棚，一看，变了样，戴桃生以排长的身份，和工作需要的名义，重新调整铺位，将下层铺靠当头空出一角，约四米，用芦席隔出一个小房间，在房间中钉个木架，铺上木板，如硬座火车中间的搁板一样，充作办公桌。两边各一处铺位是我和他的床铺兼“办公椅”。虽然这样可走到床前上“床”，不用爬铺钻被窝，对平常作的工作也有利，总觉得自私了一些。原来是排长的老婆要来，才出此上策。只是要苦了我，怎能和他夫妻俩睡一个小厢。有床睡不得，只好到宣传值班床上打主意。平时老付和我要因工作太晚才在这里休息的，现在要长住，楼上是女播音员杨素云的工作室兼卧室，有孤男寡女之嫌。幸必竟是各处一楼，总比工棚中床对床要好。杨素云似乎理解我的困难，说“有个伴儿更好”。心中却不知她怎么想。新的麻烦又来了，食堂隔得太远，虽说全工地共有六个食堂，在那粮食定人定量的时代，你的粮食指标在那里，就只能在那里用膳。杨素云早已自备了简易炊具，到食堂领出她的粮油菜蔬，自办伙食。我什么都没有，首先是她请客，久而久之，我事实上加入了她的食堂。她是管理员兼洗衣，我是采购员兼烧饭，分工明确。
　　 工地党委贾书记到了宣传站，给我们开了一个会，首行先表杨了我们的工作，接着提出了一些意见：“工地干劲时冷时热，点面不均匀。要求全面、持续地开展鼓动工作”。据此，宣传站在征得工地同意后临时抽调了十多个人在工地各交叉处搭建宣传牌，集思广益，布置宣传栏，提出一些鼓励人心的口号，使工地呈现出一派紧张气氛。并从中发现和选拨人才。
　　 果然，这批人集中之后我是相形见拙。这才知道工地竟然藏龙卧虎，有笔锋犀利的冷会义；有口若悬河的吴克光；有机智果断的杨炎生；有多才多艺的周沧海。有活泼潇洒的、还有风趣诙谐的，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他们今后必放异彩，而我，很可能会消失在他们的阴影之中。我有意结交他们，而他们也有意结交我，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其中最活跃的要数“工地之花”林岚。
　　 一九五九年的春节快要到了，从五八年到六二年是全国性的“自然灾害”特困时期，物资供应极度紧张。国家供应我们每人二百克猪肉，一百克鱼，二百五十克黄豆，五百克白菜。我对小杨说；
　　 “我们怎样过年啊？靠食堂供应这点东西，不要两餐又要啃洋姜了”。（连续吃了两个月洋姜，闻着洋姜味就反胃。）
　　 “不靠食堂？难道靠你？空想有什么用，画饼充饥。”杨素云说。
　　 她的话大大剌激了我，第二天我找到新近交结的朋友何雨芳医师，软磨硬赖，求他给我开了一个证明；“因身体极度虚弱，建议提供营养餐一十五天”。经工地领导批准，领了餐票，再向食堂管理员以方便生活和工作为借口，提出发给实物的要求。我领回了一只冻鸡，一斤冻猪肝，二斤冻羊肉，还有鸡蛋、腐竹、糖之类。这是半外月营养食堂的全部物资供应量。当我拿回这些东西的时候，杨素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高兴得不得了，她说“看来‘画饼’真的可以充饥。”我说；“我还想‘望梅’可以止渴呢。”她横我一眼说；“你不要得意就忘形”。
　　 古历十二月二十八日，补休大礼拜，我和小杨按计划进山挖到了一些冬笋，又和采石场的人炸了几条鱼。天黑才回到宣传站。当晚我们馋嘴难熬，每人就煮了两个鸡蛋。大年三十，老天爷飘起了雪花，除夕之夜，灯火通明，雪花纷飞，工地加班大战关门红。喇叭声、广播声、响成一片。关门红的战斗到十二点就结束了，零点收工迎新春。
　　 回宣传站后，我们请了付雨农，小杨的哥哥杨连长一起过年。孔站长是长沙人，回家过年了。冬笋炒肉、（食堂的定量肉俩人共四百克）清炖鸡，是我弄的。糖醋鱼、炒蛋，是小杨的手艺，炒猪肝是老付的杰作。四人围坐，可说是满桌佳肴。吃完团年饭，送走客人，天已天亮。从大年三十到初一没有听到一个爆竹响，也没有看见一张红纸对子，就连附近农家也没有，可老天爷没有忘记瑞雪兆丰年。整整落了一夜，足有五公分厚。我想这些雪如果全变成了粮食。报喜的慌言将真的变成实事，那该多好啊。谁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偏偏饿死种田人。
　　 芦席棚里，冷风剌骨。我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身一人在外面过年。每逢佳节倍思亲。爸爸妈妈现在有没有在雪地中挨斗？在这日新月异的年代。家中现在又是怎样啊。小杨上楼开始了广播，她在朗读工地党委的“新年致词”，平时热火朝天的工地，今天死一般的寂寞，没有薪炭取暖只有上床睡觉。一宿未眠，上床即进入了梦乡。
　　 五八年工地进行了八员评比，我得了“模范宣传员”和“优秀计划员”的称号。两件印有“优秀八员”的汗衫发到了我的手上，我想，我是否争得了做人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