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那阵，所有学校都停了课，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学生满怀一腔热血，批老师，斗领导，走向社会“破四旧”，揪斗各级当权派……热火朝天，如火如荼地闹起“革命”来。我和二弟因为父母亲是“老右派”，父亲“劳教释放”，舅父海外关系等等问题平时受够了歧视，这次也想好好表现一下。于是向各级“革命组织”都递送了言辞恳切的申请。而学校的各个“革命组织”为了保证自己革命队伍的纯洁，怕给对立面抓到把柄，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便没有一个肯吸收我们加入的。课没得上了，“革命”又无法参加，学校不用去，真有点像未庄“不准革命”的阿Q，无聊之极，便只有在家“逍遥”起来。
　　 我们班上那些同学全在学校里如醉如痴地“闹革命”，抢占山头，分派夺权。谁也顾不上我，我去了学校也没谁理睬，加上他们平时那种歧视、冷漠的眼光，使我对他们愈加生份，甚至有些不屑起来。其中有个唯一的例外情况就是，我们班上有位学习成绩很好的女生，人长得一般吧，她家的情况和我家的差不多，都属于那种“阶级敌人”之类的。所以她对我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歧视，而且平时见了还比较客气，我也就对她产生了一份好感。
　　 那天下午，学校里在市工人文化宫开什么动员大会，大会的内容我已经记不起了。我坐在后排，她刚好就坐在我旁边。犹豫了很久，我终于还是下定决心将蓄谋已久的，将一张我的一寸半身照片偷偷地递给了她。其实我当时的想法也就非常的简单，无非是同学一场，今后大家不会在一起了，留个纪念的意思，就像今天的同学毕业时的交换照片。但我当时我觉得是在做一场冒险的坏事，气也短了，脸也红了，没敢再说一句话。她也什么话都没说，我瞥见她把照片塞进了口袋，红着脸匆匆离开了座位。我见她一走，马上逃也似的溜出了会场。但我断然没想到她会将我的照片上交给班团支部。听到这个消息，我如五雷轰顶，无地自容，羞愧万分，我真没想到全班唯一我有好感的人竟然也会“出卖”我。后来团支部要找我谈话，幸而我对她什么也没说，照片上什么也没写，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从此，我就更不愿到学校去了。
　　 那时，二弟学校里有一伙“练壮派”，也就是没资格参加学校“革命”，而在一起天天锻炼身体的一班初中男生。因为无聊，我就天天跟他们混在一起，而且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我们每天早上集中在体育场跑步，练单双杠。上午就在那个叫曾上群的同学家里玩。曾上群家里有个院子，他养了不少鸽子，还有一棵桑树和一个葡萄架，环境非常好。我们在他家放鸽子，摘桑叶养蚕，爬树摘红红紫紫的桑椹吃，坐在葡萄架下吃葡萄，七八个人轮流在院子里举石担子，中午各自回家吃饭，生活过得非常悠闲惬意。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就结伴到河里去游泳，无师自通地利用浮桥桥面，练习什么剪式、燕式、倒立、前空翻、后空翻的跳水，一直要玩到太阳落山才回家。
　　 浮桥到白塔有三四里吧，我们经常把脱下的衣服用手举着，七八个人呼啸一声，跳下水就“冲江”（顺水流方向而游）到白塔去。到了白塔上岸，穿上衣服再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走路回来。
　　 有一次，我们几个在浮桥上跳水。那天河风很大，有一个农村的妇女可能是进城卖菜回家，她挑着一副空担子，一边走一边在数着卖得的零碎钞票。一阵大风吹来，她手中的一张钞票被吹跑了，她伸手去抓，却把那抓钱的手全松开了，一手的零钞纷纷扬扬地全被风吹到了河里。那农妇站在桥上，对着滔滔的河水带着哭腔顿脚大叫：“我的钱，我的……”我们见状，七八个人就像煮饺子下锅那样，纷纷跳进水里。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在河面寻找，每个人手中都捞到了几毛钱，我们“冲江”了近里路，到涌金门才上岸。待我们一伙人优哉游哉地漫步回来，那农妇早就走了。我们清点了一下打捞起来的钞票，一共是两块六毛钱。我们结伙来到一家小馆子，每人要了一个面，打了一大碗散装白酒，买了一碟花生米，酒足面饱地呺餐了一顿。
　　 端午节快到了，河里涨起了大水，水都淹到城门口了，河面足有一千多米宽，泥浆般混浊的河水汹涌而下，不时的把上游被拔起的树和人家家里的家具冲卷下来，还有那贮木场被打散木排的大圆木。我们就派人站在高高的城墙上了望，看见有木头冲下来，就派两个人游过去，用腰上系着的粗绳子把木头绑住再游回来，一组一组，轮班作业。一共才两天就打捞了三十多根至少有人双手合抱粗细的大松木。我们借来车子把它们全拉到了章贡路一家做木屐的店里卖了，卖了一百多元钱，这就是我们的共同财产了，我们用它来解决加餐，喝酒，卖瓜的费用，过了一段水泊梁山的豪爽日子。
　　 我们还在一起坚持了两年的冬泳。河面上北风呼啸，浮桥上不是一层薄冰就是厚厚的雪花，我们做好准备活动之后，就一个个奋勇异常地跳进水里，引得那些身穿棉袄，围着围脖，带着棉帽的行人纷纷驻足旁观。我们跳进冰冷的水里，身上倒不觉得很冷，只是下体缩得生痛。爬上来穿上衣服之后，浑身就不知道有多暖和了。
　　 经过长时间的锻炼之后，我们个个都像如今的健美运动员，身体十分强壮，一身的犍子肉，连胸脯上的两团胸肌看起来比女孩的还要大。身体里青春的热血似火，但又整日无所事是，尤其是那“不准革命”的歧视令我们不服不平，个个都想找个机会发泄那种野性。
　　 我们经常七八个人吃过晚饭之后，穿着背心、短裤，吸着木屐，排成一个横排在街上逛，想有人会找我们打架。可是在那年头，谁都胆小如鼠，见了我们这群“牛二”，“杨志”们都退避三舍，敬而远之，所以一次架也没打起来，弄得我们也很失望。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下午，我们的两个伙伴在河里游泳游累了，便拉住那捆绑浮桥的竹缆在水里休息。这时来了两个管理浮桥的人，每人戴了一个“造反派”的红袖套，非常横蛮地要他们离开竹缆。我们那两个伙伴就说明只利用它休息一会儿，但那两人毫不通融，拿起撑船的竹竿劈头盖面地打了过去。我们一见朋友受欺负，一个个“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蜂拥而上，只三拳两腿就把那两个“造反派”打得抱头鼠窜了，大家还觉得实在是没有过足瘾。
　　 我想，这大概也就是那种特殊年代造成的特殊压抑的一种特殊宣泄吧。
　　 人都是有好奇心的，这种好奇心往往使人不能做到“六根清静，看破红尘”。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每天都有许多使人难以想象的情况出现，每天都有令人口瞪目呆的事情发生。我们毕竟不是守中入定的老和尚，我们还只是十多岁的孩子，虽然我们不能参与“革命”（那是我们心中难以言表的“痛”），但哪里有热闹，我们还是很积极地去看的。
　　 学校的同学走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抄回来许许多多“四旧”的东西。金银首饰、美元、手表、照相机那些值钱的东西，那是由学生组织的头头们掌管的，至于学校有个姓刘的头头利用保管之便侵吞了许多金子，那是“文革”后传出来的。学生们抄来的书，便堆放在学校偏僻处的一个大的土木结构的房间里。那房间是个平房的单间，门窗很破旧，颓败的木门上挂着一把大锁，从关闭的窗户玻璃，可以看见里面乱七八糟堆成小山似的书籍，我有一次在学校闲逛时发现了这个秘密。
　　 那天上午，我带着弟弟和他的一个同学来到学校，让弟弟在外面放哨，我和那个同学就用拳头敲碎了一块窗子的玻璃，从窗格爬了进去。我们进去以后，尽情地翻，拼命地找。很多书籍的纸张已经发黄，积尘很厚，真有点“翻故纸堆”的味道。我们选了一些像《康熙字典》、《梦溪笔谈》、《清宫十三朝演义》之类的书，每人往怀里塞了好几本，从原路爬了出来，就回家了。第二次我们约好再去偷一次，可是来到学校一看，那敲碎玻璃的窗格已经钉上了木条，边上还贴了一张《通告》，用粗黑的毛笔字写着：“近来，发现有人到此偷窃‘四旧’图书，一经抓获，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勿谓言之不预也。”下面落款是学校里最有实权的‘红旗造反队”。吓得我们三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舌头伸出老长，一溜烟便跑回家去了，再也不敢去染指这些令人垂涎三尺的书。
　　 那时，在赣州发生了一件家喻户晓的大事：赣一中有个叫舒北斗的学生，在学校批斗老师的大会上，把一个教历史的老师曾广渊当场打死了，舒北斗遭到了市公安局的逮捕。学生们认为曾广渊是“罪该万死”的地主分子，被打死是“罪有应得”，就打出了“舒北斗无罪”的口号。此口号一出，就得到了全市工人、学生造反组织的响应和支持。公安局没有答应释放舒北斗的要求，学生们便在市公安局门口搞起了静坐绝食的抗议活动。我们去看的时候，靠近公安局的阳明路、北京路坐满了学生，他们把被褥、席子都搬去了，有的坐着，有的横七竖八地躺着。刚开始还在给市民门演说，在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一类的煽情革命歌曲。过了几天不断有人饿昏，弄得救护车就像瞎头苍蝇一样来回奔跑。但我们也看见有人在躲着别人吃饼干，一吃完又躺被子里去了。看到救护车抬走的那些面色苍白的学生，听着那使人忍不住想掉眼泪的歌曲，再看看这些偷腥的谗猫在那儿装模作样地骗人，我们对他们便非常鄙夷起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各级造反派的宣传车不停在街上游荡，高音喇叭在播放着“最高指示”和火药味极浓的各式“宣言”、“声明”和口号，满载着戴柳条帽的工人赤卫队的卡车不断从大街上呼啸而过，整个空气中都掺揉着喇叭和哨子凄厉呼鸣，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有一触即发的态势。
　　 我们照样在每天下午到河里去游泳，但河水已不再干净，经常从上游冲下来几具死尸。男尸无非是捆住了手脚，被水泡得走了人形；那些女尸就惨不忍睹的了，不是被割了乳房，就是赤身裸体地被人在下体插了木棒。这种暴行，不是只有美国鬼子和日本鬼子才干得出来的吗？我开始对我们“礼仪之邦”的一些“君子”的“人性”感到怀疑起来。
　　 有一天，我们在河里游一段约四百米的水域，我先下水游。游到一段浅水区的时候，我的脚踩到了一个软绵绵的物体，那上面还有衣服。我一下就明白了，我踩到了一具死尸。我的魂都差点吓出了躯壳，拼命加快速游了过去。待我游到对岸，这边的伙伴在大声问我：“怎么样啊？”我忙呼喊他们：“很好，快过来吧！”那边的七八个人便先后全游了过来。等他们过来和我会合的时候，我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情况，他们都说踩到死尸了，还怪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委曲地说：“我一说你们肯定就不过来了，你们要是不过来，我一个人就更害怕呀！”返回的时候，我们再也不敢从原路回去，拐了一个大弯游回来。
　　 那天下午，我们去河里游泳的时候，浮桥已经被断开了三截，听人说是河对岸的保守派给拆的。我们看对面一片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不见，就下水往对岸游去。快游到对岸时，突然从大榕树后面冲出一群头戴柳条帽，手持梭标的人来。我们一见就像游长距离的游泳运动员游到水池尽头需要返游一样，一个转身急速掉头就赶紧往回游。那伙人见没抓住我们，气得嗷嗷直叫，搬起一块块的片石，像雨点般地砸向河里。我们急忙潜泳前进，石块砸在水面，被水的浮力托住，慢慢地沉下来，到了身上已没有了打击力和痛感。待我们游回这头的岸边，一个个已是吓得瘫软如泥，望着对岸仍在声嘶力竭叫喊的那些人，我心里想：这真是令我终生也难以忘记的一次惊魂之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