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两万余字，品读中，我总会不由地去想“三十六转的电扇”这个文题，想探及这个文题埋在文本中的注脚。作者用这个每分钟三十六转的老爷电扇意欲说明个什么、隐喻些什么呢？仅是因为闷热的夏天，看守所如果继续用这老爷电扇会热死人？不能是这么简单的理由吧？不能。我确定。电扇不按其性能转动，就不能称其为电扇，就得拆了，拿去或修理或报废，重换能用的来“履职”。那么，作者想修什么，又要拆什么？
　　 年关将近，看守所这个“阴晦的囹圄禁地”因为“经济困扰”更添几分生气与诡异。生气，是因为要过年了，有人就得操心着张罗看守所干警们的奖金。诡异，是因为这“操心人”居然是看守所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干警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居然有一条暗自流动的“资金链”；“管教与被管教”，居然可以在某种“利益共享”的前提下，保持对立双方的默契与平衡。确实诡异。那么，是谁导演了文明社会、庄严法制下，这个看守所里的如此“闹剧”？
　　 “这就是牢狱，它会在你到来的第一时间，将你的自尊击为粉齑，让你立即就能偏爱到他的强大与冷酷，即刻就能明白你从此就得卑贱孱弱地在他结实的怀抱里熬你该熬的日子。”我想，如果惹上牢狱之灾，我可能第一时间会崩溃。但看了《三十六转电扇》，我又有了不同的想法，我会崩溃么？不大可能。因为人超强的适应能力还真让我们没有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难。只是我们苦就苦在、难就难在，过不了自己这“坎儿”。而正是这一道道“坎儿”，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一旦迈过这些“坎儿”，人就同化为同一个“等”，适应下来，苦变甜、难隐去。且来看看看守所里的这几位，在冷酷的现实中，是如何挣扎着“适应”的。
　　 郑军。这个为壮大“号里经济”、为筹措干警福利时常动心思、时不时犯愁的狱霸，凶恶、暴戾之性，在他很正常，这个人如果哪天突然不这样了，倒显得不正常。在看守所、在这个特定的空间，郑军就是法律，就是潜规，“新货”进来，都必须经过“洗脑”，“知法、守法”，否则，必将被摒弃于“丛林”之外，轻则身体受苦，重则生命受累。郑军实在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家伙，但他也有脱不开人性的基点——情感的需求。即使有命案在身，“坐牢思过”已成定局，他也很怕雯雯弃他而去，他也希望有个女人好好爱他，他也希望有个安稳的家。
　　 曾管教呢，也是很难。狱警本是一种协助犯罪嫌疑人脱胎换骨、走上正道的高尚事业，但他同时也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要养家糊口、要想方设法提高生活水平，他就不能只做清寡的“事业”，还得立足实际，以职业谋生。所以，他矛盾，他分裂。他不甘于与“人渣们”同流合污，但在某个“点”上，他又与狱霸郑军结为同盟。他良心发现善待江崇峻，是因为与生俱来的善良让他本能地向善，比如受到江崇峻的鼓舞，自掏腰包买教材、为江崇峻“开绿灯”让他破例拿回按惯例“有来无回”自己账户上的七千元钱。
　　 最难的要数江崇峻。交通肇事欠下人命，“他犯下的过错碾碎了一个家庭，接着还将压垮深爱他的母亲、妻子，背负如此深重的罪孽，江真感到自己万死难赎。”因为他的过失，一直守在一份回味今生、期待来世情感中的母亲，流着泪把她的老平房卖了。妻子为了凑齐死者家属的赔付款，四处奔走，心力交瘁。一个好端端的和美家庭，就因为他的一时过失，瞬间从天堂到地狱。三十万的赔付款对江崇峻可能并不会直接要命，要命的是，他无法面对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家。一个意外，摔碎了他之前所拥有的一切，而把他这个正常人沦为不正常境地。除了情感、除了经济，他还将面临狱霸的折磨，他还要面对没有选择的选择——在看守所，你不守“规矩”，就得被摧毁。巨大的变故几乎压垮这个男人，他惶恐，他惊怕，他无所适从。这些，本是正常人遭遇突变的正常反应。
　　 但峰回路转，《三十六转的电扇》中后部分，作品突然脱开阴暗诡异的“适者生存”镜像而转轨到正性的叙事和演示。江崇峻以其个人坚持，轻易地颠覆了“丛林法则”，在原本黑云压城的看守所迅速成为传道士、布道者。他扫盲、他捐款、他为郑军出狱后的生活出谋划策。而与之互动的是被他带动和影响起来的郑军带头扫盲、曾教官自掏腰包买书、雯雯没有弃郑军而去……行文至此，作者的倾向性变得明朗——他要宣讲爱的家庭父母对孩子潜移默化爱的教育；他要宣讲善良、向善，人皆有之；他要宣讲任何环境下，人的信念不能垮。非常好，也非常主流的惯性“故事”方式。但实际上，我更愿意看到作者的这个文本能够延续开篇的气息，直面一种真实，将“阴暗、诡异”进行到底。
　　 担心因触及敏感地带、敏感话题惹来“文字狱”？担心阴晦的叙事会误导我们一心向善的读者？我也担心，再重回原作，细作打量。感觉是不是我们自己过虑了，其实换个角度，《三十六转的电扇》中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视作某个看守所之局部现象、某些干警们的个人腐化、某项制度执行中的疏漏，而因为此文，也许我们的相关部门，看到了“看守所”之“怪现象”，而肃查、而展开系统内的依法整治，岂不是正好修成此文的正果？相信二十一世纪，我们至高无上的“法制”，应该有能力完成这样的自身建设，应该有担当消除行业内的“不和谐”。同时，《三十六转的电扇》也会因为冷峻、奇险的锋芒、逼视现实的视角，而完成“文学用于把玩？还是用其载道？”的选择。选择本身，痛苦，却意义深重。
　　 说实话，《三十六转的电扇》这个作品，让我忧喜参半。太长时间，我们已习惯了主旋律的阅读，已适应了主流的叙事和声音，对这个看守所里的阴暗，尤其当这些阴暗有可能涉及政府形象、社会体制时，我们总是不自主地绕道而行、左顾而言他。但问题是，绕道避开，客观事实就不存在了么？阴暗、腐败如同生长于身体的脓肿。
　　 通常，对于脓肿医学上有这么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保守治疗。用药、倚仗自身强大的抵抗力使脓肿局限，慢慢化解。这种方法看似“温情”，实则凶险难测。因为如果自身抵抗力不够强大、如果病灶对药物作用不敏感，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菌血症，进而毒血症，进而危及生命。因为一个脓肿就要了性命，在我看来，实在是“庸医庸道”。对于脓肿，什么时候都应该首选切开排脓、清除病灶，此，最为切中要害，手到病除。
　　 文学是一种良心事业，折射和考验的是作者个人的良心、社会的良心。用文字暴露有悖于人性、不利于社会文明发展之种种怪现象、用作品做手术刀，协助剜除生长在体内的脓肿，应该是作者个人良心在社会良心层面的体现，在《三十六转的电扇》的“看守所”里，我无比期待文学的这一属性得以印证。我已看到作者用上苍赋予他超凡的文字能力，手执“手术刀”，已准备施行手到病除的切开排脓手术。我的心为他悬着，不是怕他“医术”不过关，影响了手术质量，而是怕他因文字而被“手术”。
　　 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有我的固执，虽然有“站着说话不腰痛”之嫌。我就是想，好不容易有一位文人有能力、有勇气地将手术刀放在了“脓肿处”，就应该坚持以非主流的方式，去揭示、去叙述，去治病救人。“操作”不当有可能给作者引来“文字狱”么？我又转回到这个顾虑，但看来看去，感觉《三十六转的电扇》真还不至于严重到那个份儿上。一是它不过是某一个看守所的故事，再则，以当前我们政府、法制现有的和发展中的文明程度，应该可以直面、可以正视一些“负面”，并勇于向这些“负面”动刀用法。我倒是更担心另一种阅读倾向：把《三十六转的电扇》混入作普通文本，或娱乐地哈哈一笑或皱下眉甩到一边，了之。
　　 《三十六转的电扇》本是一个偏离主流的题材，是远离阳光地带的另一种社会现状，是被文字小心翼翼触碰的行文死角。这个看守所里的世态什么样，偏离人性很远么？答案是一定的。因为人在特定环境中，本性一定会发生趋利避害性的改变。但，我还是相信，人性之初，还是本善、向善。不用看他人，只需看你自己——看完《三十六转的电扇》，你会喜欢狱霸郑军？你会瞧不起江崇峻？你会赞赏“警匪共建”的“资金链”？所以，放下“本子”，离开文字，我们能够在情感上、是非取向上有明显的倾斜，就是《三十六转的电扇》的成功，不，确切地说，是我们自己人性的成功。物欲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不用怀疑我们的人性是否被物欲挟迫，其实，只要我们的本性仍旧善良、向善，这就足够了。所以，一些“阴暗面”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检验和审视人性。一如《城市与狗》，比《三十六转的电扇》不知要“阴暗、诡异”多少倍，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还是“因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他对个人的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我们还有什么顾虑把这样一个并不尖锐、并不极端的作品展示得“半抱琵琶”、有所保留呢？如果作品延续上半部分的风格，把这种特殊条件下的人性大恶极度释放，与人性的大善形成鲜明对比，是否能够收到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使小说更具艺术的张力？把那种对人性的毁灭展示给人看，是否有助于加强作品对大众心灵的冲击力？如果把完美的结尾转换为残酷的现实，是否可以增强作品疗救社会顽疾的功用？这是我在阅读小说时一直思考的问题。对不起，我差点忘了，这里不是秘鲁。作者对结尾的安排有其难言的苦衷，这也是不得不理解的。不好意思，我错位了，莽撞地说了那么多“不合国情”的话。但，说了也就说了，除了请作者谅解，也算是对自己对文学作品属性多元化实现的期待的一种释放吧。
　　 文学作品历来是见仁见智，没有一定之规，此读感也只是随了心性的感言。一家之言，敬请作者、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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