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秦邦宪故居。前一天，有朋友告诉我，崇宁路上的“上书房”常有打折的好书可淘，于是，我就在上班午休时到上书房去，到时发现上书房关门不营业，就随脚走进旁边的文渊阁，走过牌楼，眼前有一青铜雕像，底座上刻着秦邦宪（1907－1946）字样，雕像上的秦邦宪披着大衣，一脚踩在崎岖的山路上，另一只脚踩在箱子上，这个似乎不经意的休息姿势既暗示了他坎坷的一生，又寓意他对名利的淡然。他年轻的头颅微微仰起，若有所思地眺望远方，展示了他作为共产党先驱的殚精竭虑。而他左手拿着的报纸则象征着他为新闻事业所做的贡献。
　　 此时，我才意识到，我走进了秦邦宪的故居。
　　 和据此不远的薛福成故居、钱钟书故居、顾毓琇故居车水马龙的景象不同，这里虽然不收门票，但依然有些冷清。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正午，偌大的江南旧宅里，就我一个参观者。
　　 秦邦宪故居位于无锡城中崇宁路112号。故居原是无锡地方名流、秦邦宪的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于清光绪末年。整组建筑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建筑群布局完整，青砖黛瓦、庭院抱厦、马头墙矗立，为一组典型的江南民宅。秦邦宪少时，家道已经衰落。1916年至1921年，秦邦宪随父母租赁其西侧第四进居住，庭园前的石库门额有砖刻“进德修业”四字，秦邦宪在此居住6年，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秦邦宪故居的匾额由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
　　 秦邦宪故居的四周，全是大大小小的现代楼房。门外不远就是无锡的商业中心中山路。和深受历史文化浸润的苏州不同，以工商业发达著称的无锡城没有那份古朴沉静，而是充满了轻浮和喧嚣，坐落在崇宁路上的这座故居，就犹如在一个盛大的晚宴上，在坐满了西装笔挺的绅士中，挤进一个头戴瓜皮帽的乡下人一样有些滑稽。
　　 如果不是无锡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秦邦宪是谁，更不会知道他显赫的身世。但如果说起博古，大凡读书人，就一定知道他在党史中的地位。对，秦邦宪就是中共党史上那个大名鼎鼎的博古，那个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盲目相信德国人李德指挥，害的红军屡吃败仗，不得不丢掉经营了十年的根据地，万里长征的博古，那个在遵义会议上，因瞎指挥使中央红军由三十万锐减到三万，而被毛泽东夺了权的博古。历史是一条东去的大江，大浪淘沙。一些人因惊涛拍岸而名垂千古，一些人因涓流入沙而湮没无闻。遵义会议之后，博古退出了中共的领导核心，跟随长征的队伍，默默的北上。建国后，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还偶尔有博古的名字出现，那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而最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都把挣钱经商作为第一要务，没有谁再去关心党内的那些斗争，渐渐的博古也就走出了人们的视线，四十岁以下的人中，已没有多少人知道博古是何许人也。
　　 但是，无锡人没有忘记秦家，没有忘记秦邦宪，没有忘记博古。在江南，和热心政治的南京人、热衷官宦的苏州人不同，深受工商文化浸润的无锡人，很少关注政治层面的冷暖，而有更多的乡关情怀。他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是从无锡走出去的历史名人，无论是从政的，经商的，弄文的，行伍的，他们都树碑立传，修缮故居，给以纪念。从始祖泰伯，唐、宋名相李绅、李纲，东晋与元画家顾恺之、倪瓒，明季东林党人，清末荣、唐、薛、杨四大工商家族，到现代的荣毅仁、顾毓琇、陆定一、钱伟长、钱穆、钱钟书、孙冶方、薛暮桥、徐悲鸿等等，无一例外。
　　 无锡人心中的博古，与历史教科书上的博古是大不一样的。
　　 秦家是无锡的名门望族。博古，也就是秦邦宪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32代孙。秦观，字少游，高邮人，曾任国史院编修，文名驰誉海内，后遭贬谪，病死广西藤州，追赠“龙图阁直学士”，秦观长子秦湛任常州通判时，将父母合葬无锡惠山。南宋时，秦观后人迁居无锡，历代科举联翩，簪缨不绝，仅明清两代，无锡秦氏就出了进士32人，而康熙帝、乾隆帝祖孙两代分别六次下江南，每次到无锡均由秦家接驾，秦氏祖上当年之富贵荣华、诗酒风流可以想见。秦邦宪的父亲秦肇煌乃清末举人，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无锡寄畅园”，400多年来一直是秦家祖业，直到1952年秦氏后裔才将它献给国家。
　　 博古，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杭州市，是秦家的长子。博古少年时代是在秦家的家族学校中，开始求学生涯的。后来分别到苏州、上海求学。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无锡人的眼中，博古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无锡人不忌讳博古犯过错误，而且是很大的错误，但是，他们更欣赏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博大胸怀。1945年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博古的检讨：“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种大包大揽、保护他人、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人品，被无锡人称为仁义敦厚的楷模。
　　 与许多诗书传家的世家子弟一样，年轻的博古，也胸怀着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1926年11月，博古经过几个月的旅行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对于只知少量传统的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知之甚少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犹如进了知识的王国。博古曾感慨不已：“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他踌躇满志，决心努力学习精通马列主义，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倒悬。博古最辉煌的人生是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在24岁时，就做了中共的总书记。1933年初到江西中央苏区，时年26岁。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这是博古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其实，在担任总书记之前，博古就曾对组织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不合组织原则。他还提出自己太年轻，不懂军事，又不熟悉国情，担此重任不合适。但是，历史和他开了个玩笑，他不仅担任了这个“不合适”的职务，而且一干就是四年。几乎把中国革命带进了死胡同。在今天，一个24岁的人担任党的总书记，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也还处于少年时期，因此出现这样的悲喜剧，也就算不得什么。
　　 半个多世纪后，博古的儿子秦铁回到故乡，瞻仰父亲的故居。在谈到当年父亲犯错误的原因时，秦铁曾有一段中肯的评价：父亲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确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但是研究中共党史，不能不注意到“共产国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事情，可以说，成也“国际”，挫也“国际”——怎么说呢，培养中共人才，给革命者信心，让大家相信，工农兵组成的“苏维埃”在俄国已是不争的现实，而不是空中楼阁；但是，它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和“命令”却使中国革命吃够了苦头。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中共当时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但你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就是不听共产国际的，不给撤了么？你是个支部啊，就相当于中央与各省省委的关系，中央指示你能不执行么？应该说，这段话是公允的。
　　 犯了严重错误的博古，之所以还能得到大家的谅解，赢得世人的敬重，关键是他磊落的品质。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红军行军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时，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当天下午，周恩来到博古处，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恩来就谈了想让洛甫接替博古的事。博古当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说明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博古为了革命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让出领导岗位，可见他的坦荡胸怀。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最高领导职务，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较量中，他坚定的支持毛泽东。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博古是中共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博古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这是中央机关报。因此，博古是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者。1946年4月8日博古与王若飞、邓发、叶挺等从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在西安停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机上放了炸弹，飞行途中又遇雨雾，迷失方向，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那时博古年仅39岁。
　　 在秦邦宪故居的介绍中，无锡人是这样评价博古的：秦邦宪（1907.6.24—1946.4.8），字则民，又名博古，是由我们无锡哺育成长的一代伟人。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24岁就挑起了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重任，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牺牲，享年39岁。秦邦宪同志毕生致力于追求光明与真理，他的一生是一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心忧天下，曲折求索，英勇献身的缩影；他终生执著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实于革命，忠诚于共产主义信念，不畏艰险，矢志不渝；他刻苦学习，儒雅博学，文采出众，他发表的文章、翻译的马列著作，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对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家乡的人给了博古如此高的评价，他虽死可以无憾了。
　　 和许多典型的江南民居一样，博古故居也是三进三开，带后花园的土木结构的大宅院，本身并没有什么特色。里边陈列的也是一些现在无锡许多老宅里还在用的旧式家具。和中共许多重要领导人的故居坐落在山明水秀的乡间不同，博古故居，在无锡的市中心，走出大门就是喧嚣的闹市。
　　 走出博古故居，我立刻卸下历史的沉重，感到一身的轻松。我回头望了望大门的门槛，里边是历史深处，有些沉重、有些迷茫，门外，阳光明媚，有许多世俗、许多浮躁、也有许多的希望。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要实现博古们的理想，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喧嚣总要归于平静，我们都要进入历史，只不过有人留下了名，有人没有留下而已。在无锡还有另一位中共早期领导人张闻天的故居，不过比起博古故居要简陋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