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就是现在的高校。”中国人民大学前政治系主任张鸣教授不平则鸣，一语惊世。大学是衙门、是黑社会、是帮派，这样的言辞出于中国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之口似乎令人难以想象，有句俗话说的好叫“家丑不外扬”，可这个教授不但把这个丑给扬了，而且闹得个有满城风雨之势。
　　
　　 最近中国的教育界似乎一直都不太平静。05年3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陈丹青不满艺术院校招生体制弊端，愤然辞职：“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陈丹青出走清华的风波尚未淡出公众视野，中国大学双子星座的另一端----北大，又传出教授“不与体制合作”的声音。6月2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学术评论网上发表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以“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逃避”的方式，宣布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研究生招生考试体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我认为这是关系到整个学术制度的建设和我们下一代学术人的培养的问题，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考试制度恢复到非常重视选拔培养学术人才，我是会恢复招生的”。
　　
　　 科学元老钱学森先生曾说，中国现在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今年的召开的政协会上，科教委员对大学做出了如下的评价：大门越修越阔，“处长”越聘越多，而大师却越来越少。“大学应有的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在一些高校正被功利化、世俗化的倾向所取代”，中国科协副主席、太原理工大学校长谢克昌说，大学精神的缺失，动摇了高等教育本应独立的根基，也削弱了高等学府教书育人的功能。“而且对于教学，来自行政的干预也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检查评估轮番不断，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氛围淡了，成就大师的环境稀薄了。”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郑兰荪委员说。中国的大学教育一向有所谓的精英教育之称，而现状却不容乐观，一系列的事件表明，这块精英教育圣殿正遭受一种可拍力量的摧残。
　　
　　 回头我们在看下张鸣的此番言论可能极端了点，但却点中了中国高校管理体制和评审机制的死穴。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便是管理体制上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所谓“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此说虽略显夸张，但也反映出大学与一般官场无二。这种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已经渗透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学者们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于是在这里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互动关系，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地将其转化为学位、学术奖项等等学术资源；此外，行政本位还使校园内出现社会上的二元分割现象，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
　　
　　 大学应该是一个国家最先进文化的发源地、集散地和最重要的传播媒介。而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应该看相应领域的学术成果，而正是这些学术成果才能造就一批大师，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内的“潜规则”却把一批批具有大师潜质的文化工作者无情的扼杀。所谓为人师表，一个大学几个真正的文化代表在引导一种文化，营造一种学术氛围，那就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去谈论什么文化，去谈论引导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更没资格去教育别人。常听到人在谈论现在大学生的素质在下降，四年出来后什么也不会，不会做人，也不会做事。毕业就等于失业。大学的病，其病在学。现在的大学，大家都很忙，但大学要教什么，怎么教，其实没人操心，或者说那只是瞎操心。拿着高音大喇叭喊抓大学的教学质量，其实质就是强化来自它们的行政监督和管理，这种监管，目的是为了让大学的教学“规矩”一点，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使大学变成中学，实际情况，常常连这一点都达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本科评估多少有这种味道，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一种形式来应付另一种形式而已。而在这种形式的背后，我们的大学生还是深受教育的，学到更多更适合现代社会为人处世的方法，或许这也是某些大学育人方面的主要贡献。
　　
　　 中国大学是管理体制上的高度行政化和官僚化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作祟。在西方，精英分子集中在商界，而中国的精英分子则集中在政界。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在获得一定的认可之下，就削尖了脑袋往政坛里钻，而一旦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后就马上展现出了强烈的控制欲望。政府控制力所当然得控制它能控制的一切，学校当然不例外。学校的行政领导不是公开选举产生，而由上级行政单位指派，于是中国大学作为行政部门下属机构的性质。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大学的基本学术单位也主要是大学行政部门的下属部门，并且受到双重束缚，它们所具有的自主性相当薄弱。这主要体现为行政主导，基本学术单位的主要管理方式，从教学学术到其他事务，都是行政决定式的，而不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通过共同参与的，亦即民主的方式决定的。既然中国的大学不是自治的，因此不是一个充分意义上的自为者：它们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原则和决定行事、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权限和能力。因此，中国任何一所大学事实上也就无法独立地确立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也无法建立起自己的荣誉。于是中国的大学也就出现这样一个不足为奇的现象：政府严格控制学校，学校领导就控制老师，老师就控制学生，一环套一环，俨然一个组织严密的帮派。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在的高校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也就无可厚非了。
　　 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蔡元培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若以这三个标准来考察中国现在的大学，没有一所大学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如此说来，如今我们的大学教育只能算作是彻底的失败，我们没能把握到“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