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家电现代化的普及，收音机这种曾经辉煌的家用电器，早已失却了它独领风骚的魅力，退位到了边缘化位置。
　　 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收音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可谓举足轻重，不可或缺。
　　 记得是五、六岁的时候，爸爸探亲从部队上带回了台象个小木头匣子似的收音机。全族的大人孩子几乎都来到我家那间草屋里，睁大眼睛想见识见识那台收音机，竖起耳朵来想听听“戏匣子”里到底怎么说话、唱戏。村里一些眼尖耳灵的妇女和孩子们也都从山村各个角落奔到我们家族的大院子里来，想开开眼界，见识见识只听说过，而从未见过的“戏匣子”。见我家那间小草屋里挤满了人，院子里还站满了人，爸爸就把那台收音机从屋里搬出来放到了院子一角的那盘石磨上，并把收音机的音量扭到最大。妇女孩子们过足眼“瘾”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以后的许多天，我家仍不断有村里的老少爷们和爸爸的光腚伙伴们来找爸爸玩，借故瞧瞧“戏匣子”，听听“戏匣子”说话、唱戏。
　　 休完探亲假后，爸爸又把收音机带回了部队。
　　 一九六八年，我和妈妈、弟弟随军到了爸爸所在的海军航空兵部队。我们在部队安家后，那台半导体收音机，便一直摆放在我们家那张部队营房科配发的三抽桌上。直到七五年它坏了，才把它搁到了一边。
　　 记得那个时候，正好是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薛东锐讲的长篇小说《渔岛怒潮》，每天晚上六点半，我们那排房子七八个一般大的孩子，便会准时赶到邻居张叔叔家，围着他家那台“熊猫”牌收音机，屏住呼吸听薛东锐那嘶哑，浑厚、且富磁性声音的讲述……
　　 七六年春天，爸爸又花100多块钱从县城买回一台上海新出产的“红灯”牌收音机，因为在家属院我们是第一个买这种名牌收音机的家庭，因此惹得不少叔叔阿姨到我家参观这台收音机，随后他们也都买了这种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的到来给我们全家平添了荣耀和满足。为爱惜它，妈妈专门割了两尺红绸子布盖在收音机上面，还请别人用白线钩了块好看的花边蒙在绸子布上面；爸爸更是给我们兄弟三人约法三章：除他以外，谁也不能随便拧开收音机。那时电台正播送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每天中午我都让爸爸打开收音机听《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故事深深吸引着我。后来我没再读《青春之歌》这本书，因为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青春之歌》远比我读十遍《青春之歌》的印象都深刻。以后，我又从这台收音机里听到了刘兰芳讲的《杨家将》等一系列优秀的评书作品。
　　 另外，在我有关收音机的记忆里，还有一段今天看来荒唐，而当时确实是千真万确的记忆。记得是上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偷偷从家里带了个收音机到学校，上课时不敢听，每到自习课时，他就溜出教室，跑到学校后面山上的树林子里去听。结果，他这个秘密被一个阶级斗争观念很强的班干部发现了，并向班主任作了汇报，班主任把这个同学叫到办公室审讯，问他为什么躲在阴暗角落里收听敌台？那个同学说他没听敌台，但班主任不信。这件事惊动了派出所，最后念他年龄小，家庭出身好才没给他定罪，不然非定他个反革命罪不可。
　　 带着对收音机的这些情结，我走过了童年，少年，走进了青年。我参加工作第三年，也就是一九八一年，爸爸作为第三批部队转业干部被分配回地方工作。已在部队驻地就业的我只能在当地留下来。临回地方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台小收音机。在离开父母的几年里，这台小收音机伴随我度过了许多寂寞、忧伤又欢欣、愉快的日月。从收音机里我听到了国内外的各种新闻；听到了家乡的吕剧；听到了驻地的“河北梆子”。听吕剧时，我仿佛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闻到了煎饼卷大葱的香味；听“河北梆子”时，冀中大地燕赵悲歌般的豪爽和奔放，又让我激动不已。
　　 后来，我从河北调回家乡父母身边。从此，那个陪伴我三年之久的收音机被我冷落在一旁。而当我再想听它歌喉时，它竟然失语啦。我把它收藏了起来。可是最终它还是在一次搬家时被遗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