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是由生活在环太湖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区域文化，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和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自从距今3100多年前的商朝末年，位于中原的周族部落的王子泰伯、仲雍兄弟，千里迢迢来到太湖流域，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建立勾吴国，将中原文化与江南土著文化开始融合与整合。独特的地理环境，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对周边文化、中原文化、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形成了辉煌灿烂的吴文化。
　　 我们认为，吴文化应该是吴地区域文化的简称。泛指吴地古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它和其他区域文化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的大系统，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吴文化以江南土著文明和由泰伯、仲雍带来的中原周文化为源头，以前后历经740多年的先吴和吴国文化为基础，经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生长发育，及隋、唐、宋、元历代不断发展光大，至明代形成高峰。清代中期以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吴文化开始从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型。吴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归结起来看就是中原文化与荆蛮文化、百越文化的结合；农工商经济的结合；文教科技和社会经济的结合；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结合；山水文化、历史文化和人居环境文化的结合。正是这些不同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华夏子文化的突出特征，使得吴地文明，较早的进入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而这些特征中，最终的归结点，就是她的开放性。正是吴地文化的开放与兼容的特色，促成了吴地文明在华夏文明中率先进入了近现代化的征程。
　　 一、吴文化的开放性是她的包容性。它从远古以来就不断地吸收、融合着其他文化，显示了比较突出的文化包容性。考古发现，在商代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中含有中原二里头夏文化因素，据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推测，这很可能是夏王失败后由巢湖顺江而下到达上海后带来的。在泰伯奔吴之前，距今7000年至4000年，太湖流域就已存在一脉相承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文化。良渚玉器制作精美，兽面纹玉琮上的刻线，最细处只有0.07毫米，其线刻工艺之精细令人吃惊。很多良渚玉器、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古文字专家们认为很可能就是文字。专家们认为，作为江南土著文化的代表，良渚文化已经临近文明的门槛。然而，在良渚文化之后，江南土著文化却衰落了。泰伯、仲雍兄弟3200多年前的奔吴之举，不仅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明，给衰落的江南土著文明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也开启了吴地打破文化封闭、接纳异质文化的先河。吴文化的开放性与生俱来。对于泰伯、仲雍带来的中原文化，吴地人民不是排异排斥，而是大度接纳。泰伯、仲雍到吴地后，“断发文身”，“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吴地人民推举泰伯为王，建立了勾吴国——这实际上是中原文化在江南吴地的政治翻版。勾吴国的建立，及其对土著文化的不断整合、融合，从而形成了新的文明形态：吴文化。
　　 勾吴国建立之后，泰伯以周礼治国，对吴地的土著文明进行了改造，“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十九世吴王寿梦与其子季札先后出访、考察中原诸侯国，广泛的接触中原文化，主动引进晋、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中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开始渗入吴地，形成了“寿梦初霸”的局面，远离中原的吴国开始崛起。二十四世吴王阖闾时期，引进了楚人伍子胥、伯嚭，齐人孙武，他们带来了楚人的治国方略，齐国先进的军事理论，将吴国推上了春秋霸主的地位。在稍后的吴王夫差时代，出了一位学者子游，他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唯一的吴国人。子游北上求学，标志着吴人主动学习中原文化的开放、包容的心态。
　　 吴文化的发展是与对异域文化的兼容并蓄分不开的。秦汉统一中国以后，采取大规模彻底的文化统一政策，并大规模移民江南。强势的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冲击着江南各区域文化。大量中原人士南迁江南，江南广泛接纳北方士人与北方文化，使得东汉以后江南的文化优势逐渐建立。三国时期孙权的许多重要官员如鲁肃、吕蒙等将领都来自北方，他们在东吴的决策团队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晋永嘉八王之乱，南渡的北方王、谢等上层大族尽量避开江南贵族顾、陆、朱、张聚居的吴郡，到相对僻静的会稽郡去发展，次等士族则多侨居京口、晋陵，以免与江南“主人”发生正面冲突。从那时起，这种互不相扰各取所需式的宽容意识就在吴地开始形成。秦晋淝水之战，正是由于北方南下士族与江南土著贵族的精诚团结，才使得三万晋军把百万前秦军打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望风而逃，从此一蹶不振。
　　 吴文化的包容性特点，一直延续到今，据统计，清道光八年于苏州沧浪亭建的“五百名贤祠”中，祭祀着历朝历代为苏州做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其中80％是外来人。如今，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吸引着大批域外、境外人才不断积聚吴地，推动长三角的现代化不断迈向新的台阶。据武汉地区高校统计，超过40％的毕业生首选就业目的地为长三角地区。2009年初，县级市江阴“出击”美国旧金山、华盛顿和加拿大多伦多等地，举办高层次人才招聘会，带回近600份推荐材料和项目说明书，其中70％应聘者拥有博士头衔。日益开放的吴地，正成为吸纳各类人才，共襄现代化大业的聚宝盆。
　　 二、吴文化的开放性，是她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与交融
　　 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远古文化中，良渚文化代表了吴地新石器文化的最高水平。有专家认为，从良渚文化到泰伯奔吴，其间有很长时间的文化断层，这可能有多种原因造成。良渚居民迁移至北方地区，文化主流随之流向了中原，最终促成了夏王朝的建立。由此认为，远古吴文化起初是原生态文化，自成一体，后来才与中原文化相联系，在交流中相融合，共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起源。
　　 吴地区域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她在风云变幻中对中原人才和文化的承接。历史上中原每一次大的政治变动，就会引起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这无疑也是造成吴地人口结构变化和文化风气改变的重要原因。魏晋六朝时期，由于北方地区战乱不止，大量的中原居民南下，为吴地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大大促进了吴地的农耕经济，与此同时，伴随大批北方士人避祸南渡，也带来先进的文化知识。杜佑《通典》记载：“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之族多渡江而南，艺术儒术于斯为盛。”史称“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右者十六七”。中原京师文人文士，向吴地来了个整体大搬迁。南朝宋文帝时，分别设立玄学、史学、文学三馆，各聚门徒授业，这是我国分科教学的开始。梁武帝设立国学，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东晋南朝时期，儒学开始成为吴地的主流学术。唐宋时期，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继续被引进吴地，农业生产由单一的稻作，拓展为稻、麦、蚕、桑、茶、果、竹、木与花卉等多种经营的新型农业体系。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文化教育的繁荣，唐宋时期，吴地文风日盛，涌现出一大批热心教育的大教育家。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大量中原人民与文化人，再次大规模南下，自此，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全面南移，吴地成为蚕桑、茶果、竹木生产中心。元明清以降，每逢中原烽火再举，都有中原民众陆续南下，吴地人民总是展开双臂欢迎，并从中吸取新的文化和生产技能。到明朝中叶，吴地已启动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仅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丝织业、棉纺业尤其发达。明中叶以来，吴地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已形成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南北文化的碰撞中，吴人展现出开放包容的文化胸襟，日益富足的物质生活和对文化品位的向往，促成了文化江南的诞生。据统计，明代江南出状元共31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31％；清代江南出状元共65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56％。因此，苏州有一门三状元的盛事，无锡也有“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的佳话。
　　 在中华大家庭中，吴文化属于后起的文化，但由于吴文化的兼容并包的开放性，吴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吴地人民善于推陈出新的创造性，又使吴文化成为后来居上的文化。她不仅不断的承接先进的周边文化和中原文化，又在融合整合之后，将其形成独具特质的本土文化，在新的层面展现新的面貌，并将其不断的辐射出去，从而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
　　 泰伯奔吴，为吴文化奠定了代代相传的至德至行的礼让精神，形成至德文化。至德礼让的精神，经过孔子的赞扬，誉满华夏。近代以来至德精神，又转化成实业救国的壮志，造就了吴地第一批民族工商业的先驱，成就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轻生好勇，是吴地早期民风的一大特色。上至王室，下至百姓，皆有尚武好剑之风。秦末，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兵，破釜沉舟，与秦军决战巨鹿。“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其视死如归的气概，令中原诸侯震惊。
　　 东晋以降，吴地人民开始华丽转身，由尚武到重文。士民尚文，君子尚礼。唐宋之时，雕版刻书，兴办书院，北宋时吴地已成全国刻书业中心，到明清时苏南已有书坊176个，私人刻书1086家。“书肆之胜，比于京师”。隋唐之时，吴地开始兴办书院，到明代已达1200多所。明代仅苏南一地的进士数2622人，占到全国的10％，吴地遂为领先全国的人文荟萃之地。大量向全国输出人才和先进文化。
　　 吴地文化的繁荣，也造就了一代代风流人物。远的不说，唐朝写出《悯农诗》的宰相李绅、治国安邦的宰相陆贽、光大中华茶文化的茶圣陆羽、宋代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范仲淹、明代重建东林书院，以惩弊救世，心忧天下的顾宪成、高攀龙、明末清初，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清代高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等，都在历史时期，引人瞩目，引领新声。近代的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马建忠等人更是著名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而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等则是公认的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
　　 三、吴文化的开放性，是她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贯通。
　　 吴地的手工业发展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吴地人民素有重商的传统，这是吴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江南地区水网密布，造船业自古发达。吴地的冶金术也出现很早，商朝时宁镇地区即开始开采铜、锡等矿产。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冶炼、锻造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干将、莫邪的青铜剑远近闻名。秦汉以降，煮盐业、冶铸业、陶瓷业开始兴起。唐宋时期，纺织业领先全国。明清以来工商业更为发达，米粮业、榨油业、制酒业、棉纺业、丝织业、盐业、冶铁业、都在国内居于前茅。手工业的发展，带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逐渐从农业经济中分离出来。正是这一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征，使得吴地士人对在业儒与从商，士与贾的选择上处于比较宽容的态度。许多世家大族，都经历了亦儒亦商，弃儒经商的经历，为日后引进西方科学与文明做了铺垫。1840年的鸦片战争，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船坚炮利的逼迫，在西方帝国主义轰开海防、江防的同时，也轰开了吴人闭关自守的心态。吴地人民，率先向洋看世界。19世纪中叶，近代企业开始在吴地登陆，资本主义在吴地发展起来。近代以降，吴地处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前哨，异质的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华传统文化在此激烈地交流、碰撞、融合，“得风气之先”的吴地人民，利用欧风美雨率先浸润，“五口通商”的机遇，率先接触异质西方工业文明，形成新的近代吴文化。曾在吴地任过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是近代吴地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吴地启蒙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是新兴的“学西方、谋自强”的时代精神的论纲，把“师夷长技”之说，推向了实践层面。王韬竖起改革图强的旗帜，他的革新变法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起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作用；吴地人民不仅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勇敢地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要求思想解放，学习西方，变法图存。源于吴文化的上海文化由于得到西方文明的滋润而蓬勃发展，终而发展成为蕴含众多西方工业文明元素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她融汇整合江南土著文化和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西方的文化因素，创立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新型文化。“海派文化”不仅影响了吴文化的转型发展，而且向华东、华中、华北等地辐射，向广大的内陆地区传播，起到了引领西学东渐和中国近现代化的作用。吴地人民在近代社会政治的大变革中，充分利用临江滨海，贸易兴旺、信息灵通的区位优势，顺应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潮流，主动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造就了不同于往昔的社会文化形态，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近代吴文化的演进对我国近现代化起着明显的引领作用。
　　 吴人对先进思想的吸纳接受，使吴地的近代文化整体呈现出一种开放包容的特色，推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工商业的首度崛起。19世纪90年代，洋务派人士先后在吴地建立了苏州炮局、金陵制造局、上海制造局、江南制造局、上海织布局等官办近代工业。20世纪初，陆润痒、周舜卿、薛南溟、朱葆三、严信厚、荣敬宗、荣德胜等人致力于民族工商业，纷纷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工厂企业，吴地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吴地民俗精神随之转变，由本土文化，趋向中西结合。正是对这种开放性传统的继承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吴地也即长三角地区的转型发展，再度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09年作为吴地核心区的江浙沪生产总值相加达71794亿元，长三角GDP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浙江2009年实现生产总值22832亿元，比上年增长8.9％。江苏、上海两地2009年生产总值分别为34061亿元、14901亿元。2009年长三角三地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21.4％。吴地将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率先实现现代化。
　　 梳理吴地三千多年来的发展历史，纵观吴文化发展的轨迹，我们看到，吴地人民总是以开放的胸襟、善于吸纳的姿态不断打破固有的思想束缚，吸纳融合外来文化的因子，在历史的演进中，使本土文化不断充实、扬弃、丰富和提升，随着经济的发展，吴地文化也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吴文化的开放性不断推动着吴地社会的发展，在吴地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成为推动社会前行的重要内驱动力。正是这种内生的动力，推动着吴地文明在发展中不断的转型，由古代文明，进入近代文明、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