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音乐界的老前辈们面对电声乐器的兴起，大叹“世风日下”的时候，“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却用所学的巴赫、肖邦重新配器组合，奏出了深邃迷人的《星空》，那华丽的音色、优雅的旋律，如一股旋风席卷全球。
　　 人们突然发现，音乐的殿堂并非只有怀旧的经典。
　　 当相声界的老前辈们面对小品的“突袭”，手足无措抽身隐退的时候，郭德纲却以自己独特的表演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观众，为相声市场收复“失地”。
　　 人们突然发现，相声原来也可以表演得这么好看！
　　 就是这样！因为，“厌不厌旧”，不敢说，但“喜新”绝对是每一个人的天性。
　　 既然谈到新旧，就不免涉及到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首先，继承是必须的。
　　 文化总是伴随历史，其发展是连续的，没有断代，长久的积淀终于生成扎实的根基。抛弃历史，就是自毁根基，那将是无根之木，无法茁壮成长，直至参天。厚重源于积淀，失去了厚重的“肥田沃土”，新生命又将诞生于何方？
　　 其次，发展是必然的。
　　 发展的必然性源于人类自身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水往低处流，人向高处走”，每一次的“高点”，都必然浓缩了一个艰难的创新过程。文化的发展必然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溶入新的思想内涵或形式，开枝散叶，百花齐放的。只有发展，旧的才能变成新的；只有发展，传统的才能变成现代的。发展就是发扬光大。
　　 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和刘墉曾经在文化史上留下了诙谐而富有哲理的一笔。翁方纲学习古人书法，追求逼真，刻意求似；刘墉学习古人书法，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个性张扬。翁问刘“哪一个字是学古人的？”刘反问翁“哪一个字是你自己的？”
　　 翁方纲师古，追求逼真，态度严谨，无可厚非；刘墉师古而不泥古，古为今用，并不刻意求似，尤为可取。
　　 如果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不加思考，一味描摹求似，怎能形成新风格？又怎能发现新问题，产生新学说？又怎能使传统发扬光大？更何况，翁方纲酷爱之欧体，也是欧阳询在索靖章草和“二王”行隶的基础上创新求变发展而形成的。
　　 “知军学者一贤哲，湖北江西两象山。”“象山先生”陆九渊在继承先学的基础上，越出社会伦理范围，把整个宇宙作为思索的背景，将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加以综合，把自己的理性思维高度理论化、系统化，使其具有鲜明的哲学特点，为时代展示了博大精深的心学思想和别具一格的学派形式。“六经皆注我，我何注六经？”陆九渊治学提倡勇于创新，不跟人随脚，不一味仿古。“一言昭至道，百代起遐思”，陆九渊因其勇于创新和究变传统的大无畏精神，成为“陆王（王阳明）”理学的旗帜性人物，被后世尊为“百世大儒”，与朱熹齐名。
　　 我们的国剧京剧以及那些名目繁多的地方剧种，在发展的过程中，无不是经历了无数次呕心沥血的洗礼，在一代又一代艺人的努力创新中，稳步发展，久演不衰，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和吸引力。若无新内容、新形式、新思想、新风格，在荧屏广布的时代，又怎会有它们的舞台？
　　 作为革命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从正面向传统公然宣战，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个性发挥取代了八股，科学横扫了愚昧，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民族文化复兴与发扬光大的帷幕终于被拉开了！
　　 “黄土同抟人，古今何愚贤！”“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和先驱黄遵宪为我们留下了至理名言，其观点与陆九渊是何等相似！
　　 如果没有“诗界革命”，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或者不会那么快有新诗体的出现。那么，自由的更加开放的思想该将如何表达?字限、格律等都将成为思想的绊索。
　　 一直到今天，诗词曲赋的创作，仍然沿袭着传统，那些可敬的专家们总是拿着格律的戒尺不停地敲打着试图逾越“红线”的后生们，完全无视思想的存在，一味承奉先贤之遗传，殊不知“铢铢而称之，至石必缪；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的道理，实在可叹！
　　 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提倡对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先占有，后挑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么，是取其“形”，还是取其“神”？令人深思。
　　 今天，太平盛世也为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祥和稳定的环境，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元化的文化趋向必然要求传统的继承者们另辟蹊径，曲径通幽，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光大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永葆青春，使传统文化之花常开不败，永不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