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童年，没有用过电灯。
　　 那时的乡村，一到晚上，如果没有皎洁的月光，如果没有眨着眼睛的繁星，那真的是黑漆漆的世界。这样的夜晚，既充满了某种神秘，又隐藏着隐约的不安。
　　 记得那时的自己，就在这暗夜中，一点点缓慢长大。懵懂的时光，既充满了快乐，又总在这无边的黑夜，渴望在不太遥远的地方，能有一盏灯，为自己点亮。
　　 记得儿时的课本，有这样的一首歌谣：“风呼呼，雨哗哗，伸手不见五指，抬头不见月牙，游击队叔叔，机智又胆大，泥里滚，草里爬，嚓嚓嚓，鬼子的脑袋搬了家。”
　　 我们稍加改编，就变成了自己的写照：“风呼呼，雨哗哗，伸手不见五指，抬头不见月牙，我们小伙伴，机智又胆大，泥里滚，草里爬，捉迷藏，玩打仗，哈哈哈，你的脑袋开了花。”
　　 脑袋开花意味着挂彩，漆黑的夜里，被对方乱扔的泥块砸破了脑袋是常有的事。
　　 不过，即使在黑漆的一团有再多的快乐，也仍然渴望能有一盏灯，来照亮一段路程，驱走暗夜的恐惧。
　　 特别是在邻居大爷家听了鬼故事后，就更渴望有一盏灯，照亮家的方向。
　　
　　 记忆里最初的灯，是油灯。简易的油灯，制作起来很简单，不过是把一根灯草放在装有香油的碗里，再用火柴点燃，便可使用。
　　 然而，就是这样的油灯，也是极其奢侈的。如果没有特别重要事情，不会轻易点燃。因为在那时，油是很金贵的东西。幸好儿时基本没有家庭作业，即使偶尔有一点，便和小伙伴头碰着头，趴在外面的地上，哼着歌儿，一会儿就做完了。
　　 后来，有了煤油，便开始用煤油灯。随便找一块小小的铁皮，可圆可方，把中间凿个小孔，再用另一条细长的铁皮卷成一根小筒，在小筒里穿上粗粗的棉线。然后，把小筒穿入铁皮的孔中，就做成了灯头。然后，将灯头放在一个墨水瓶上，瓶里倒上煤油，就做成了煤油灯。
　　 煤油相对便宜一点，于是，乡村的夜晚开始亮着更多的灯光。母亲在煤油灯下纺花，而我，也开始就着如豆的灯光读书。
　　 煤油灯不很亮，还要冒出难闻的黑烟，常常因此熏黑了脸蛋，熬红了眼睛。
　　
　　 于是，开始眼馋生产队里用的马灯。
　　 马灯也用煤油作灯油，再配上一根灯芯，外面罩上玻璃罩子，这样，可以防风，如果夜行，可以挂在马的身上，因而被称作马灯。但是，马灯不能自己制作，需要购买，且价格不低。
　　 幸好，父亲那时是生产队里的羊倌，他保管着队里的一盏马灯。每天晚上，父亲和我就住在羊圈里看羊，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不轻易使用马灯。马灯亮堂，却也费油。如果不是到外面寻找迷途的羊只，那盏马灯就枉自挂在墙上，吊人胃口。
　　 四年级时，到另一个村庄读书。离家较远，需要住校。那时开始喜欢读一些闲书，记不清从谁那里传来了一套《水浒传》，大家都去争抢。轮到自己时，已是晚上，虽然按捺不住兴奋，却也不敢公开在教室里挑灯夜看。
　　 教室白天用来上课，晚上则是我们的宿舍。力气大的睡在课桌上，纤弱的只好打地铺。自已虽然瘦小，打起架来，却是拼命三郎。因而，这教室，也算是自己的江湖。
　　 就这样，趴在桌子上的被窝里，用手电筒的灯光，照亮了纸上的水泊梁山。
　　
　　 终于，上了初中。用来许久的煤油灯，开始退出历史。
　　 成了初中生的少年，终于骄傲地拥有了一盏手罩灯。这种手罩灯，除了不能在挂在马的身上外，明亮程度不亚于马灯。
　　 于是，灯下的世界，开始一点点亮了起来。
　　 初二时，学校买了一个发电机。第一次用上电灯那天，我们比过年还要快乐。明晃晃的电灯，硬是压住了如水的月光。
　　 当然，也并不是第一次才知道，这世上还有电灯。
　　 很小的时候，在平顶上挖煤的叔叔曾经带回一个灯泡，他给我讲过那个空心的玻璃体通电后会发光，比马灯还要亮。眨巴着眼睛想了很久，也想象不出它该有多亮。
　　 它那么小，能亮过马灯？它不喝油，要喝电？可我看不见它的嘴，就算它有嘴，我们家也没有电，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买电。可是，马灯有嘴，并且，灯芯是马灯的舌头。它怎么能亮过马灯？
　　 后来，那个灯泡一直就在家里饿着，它没有电喝。
　　 现在，终于有电了，终于可以在夜晚看到一个明亮的世界。原来，还真的有一种灯，可以比月亮还要威风，原来，这就是电灯。
　　 可惜，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发电机就坏了，只好重新启用手罩灯。那台发电机，直到我后来转学，也没有修好。
　　 那时的自己，总是渴望能有一盏明亮的灯火，为自己点燃。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没想到竟然用上了汽灯。过去，我只是远远地看见过，汽灯挂在赶场的戏台子上，照亮了一个花花碌碌的舞台。
　　 汽灯在外形上和马灯颇有些相似，但需要打气后才能使用。初二的下学期，我一直是汽灯的打气员，起初我以为这是个光荣的活儿，干得挺欢。
　　 直到上了初三，一个同学因为连续旷课险被开除，后经家长苦苦求情后，才保留住了学籍。但作为惩罚，班主任让他顶替了我的活儿。这时，我才知道自己被班主任耍了，就好像《西游记》中的孙猴子被封为弼马温一样。
　　 于是，冲冠一怒为尊严，恨恨的将汽灯摔在了地上。就这样，我和那个同学彻底调换了位置，我被学校除名，而他，则变成了打气员。
　　 尽管，汽灯比电灯还要明亮，但并没有照亮一个少年的心田。相反，留下的却是屈辱，感觉那时的自己，就好像舞台上跳来跳去的小丑，给围观的人群，不断地制造着笑柄。
　　 汽灯下的自己，其实，一直是别人的风景。
　　
　　 考上高中后，来到了一个小镇读书。
　　 而上高中后的第一个惊喜，就是用上了电灯。小镇不大，却是有电的小镇，因此，小镇的夜晚，不会是黑漆漆的一团。多年的渴望，终于在小镇变为现实，而灯下的世界，随着少年的成长，也开始变得五彩缤纷。
　　 有谁能够记得，自己的青春到底是从哪一刻开始？又有谁能在那个瞬间，触摸到青春的真谛？
　　 当在某个瞬间，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突然遁去，隐身于流逝的岁月；当在某个瞬间，华丽的青春，在一个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相对贫乏的年代，轰然打开。那个瞬间，真的说不出是快乐还是悲伤。
　　 呼啸而来的青春，裹着热情与惶惑，开始在安静的小镇，搅出了太多的话题。
　　 这时的自己，需要的已不单是一盏用以照明的电灯，而是开始渴望，能有另外一盏灯，来点亮未来的路程。
　　
　　 一直以为，自己还算幸运的。
　　 高一时，有惺惺相惜的语文老师，让自己知道，可以与作文结缘。原来，调皮捣蛋的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仍然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属于自己的舞台。
　　 高二时，在学习《王贵与李香香》的时候，知道了李季这个名字。当时教我们的冯振广老师，曾经特别提醒我们，这个著名的诗人，就是我们唐河县人。
　　 冯老师有很多藏书，有一天，他让我去他的宿舍，找一些书看。至今记得，他那个简陋的教工宿舍，就是一个小型的图书室。除了在县里的新华书店，我从来没有在另外的地方，发现有那么多的图书。在冯老师的藏书中，我还发现了冯友兰的著作。原来，这个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家，也是我们唐河县人。
　　 冯老师教我们政治，或许是和语文老师比邻的缘故，他看过我的作文。一次，他郑重地对我说，在命题作文之外，我也可以尝试着写作。
　　 听了他的话，我有些惶恐。写作是作家的事儿，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仿佛洞穿了我的心思，冯老师微笑了，轻描淡写地说：“我也在写一点东西，还发表了一些作品。”
　　 冯老师那时不过二十多岁，他在我眼里，既是老师，又是兄长。他不爱运动，也很少说话，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课讲得好，深入浅出，游刃有余。
　　 然后，就是他留有很长的头发，几乎遮住了一双细长的眼睛。在讲课时，他习惯一手用粉笔在黑板上行云流水般地书写，另一只手则不时地拨动着往下耷拉的头发，以免遮掩了视线。
　　 那天，在他的宿舍，我看了他发表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与文字有关。
　　 原来，在我的身边，就有从事写作的人。原来，写作并不是那些著名作家方可为之，我们这些普通的人，也可以用这样一个神圣的字眼，来书写自己的人生。
　　
　　 后来，我猜想，也许在那时，或者更早的时候，冯老师就立下了与文字终生结缘的宏愿，而我们的前辈，冯友兰先生与诗人李季则应是他效仿的楷模。出生贫寒，唯有以文字为乐的他，也希望将来的自己，成为一个大写的唐河人。
　　 可惜，冯老师只教了我们半年，他在一九八六年重新考入郑州大学深造。毕业后，到《领导科学》杂志社工作，一直做到副总编辑。他在当编辑的同时，著述颇丰。
　　 后来，我也常想，如果冯老师能教我到高中毕业，我的人生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今天的我，或许也在从事着与文字相关的工作，而不是随着商海沉沉浮浮，在患得患失中，蹉跎着岁月。
　　 如果说，唐河的前辈们用他们的文字给冯老师点亮了一盏灯，那么，一直努力前行的冯老师则是在用自己的行动，为我狂乱的青春，点亮了一盏可以看见的，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文字之灯。
　　 多年后，仍然不敢忘记冯老师所说的话：庄明，你也可以写作。
　　 尽管，这句话叫我汗颜，尽管，我一直没有拿出像样的文字呈现在老师面前，但是，我仍然心存感激。
　　
　　 没有一种美好的状态，可以长久。也没有一种理想的感觉，会持续一生。
　　 冯老师去郑州那年，我上高三。他点亮的那盏灯，虽然还有些朦胧，但毕竟给我迷茫的青春，指出了一个方向。
　　 然而，横亘在面前的，永远都是不可预料的安排。当我收藏起曾经的梦想，去接受一个明明错误的决定，我知道自己，将与老师的期望，背向而驰。学医，最终促成我永远的痛。
　　 再次见到冯老师，是在一九九四年秋天。
　　 那时，我辞去了工作，在郑州流浪，为生计而奔波，摆地摊，卖福利彩票，也偶尔在大学的校园，倒腾一下电影票。
　　 理想愈来愈远，愈来愈飘渺。
　　 那天，我陪同一个同学，去了冯老师家。隔着八年的时光，他仍然一下子认出我来。他说：“你是庄明，我记得你文笔很好，现在还写吗？”
　　 我无语，也只能无语。
　　 短暂的沉默后，他说：“我曾看了你给印章的信，感觉不错，本想拿到《人生与伴侣》上发表，但顾虑到你的隐私，只好作罢。”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记得有那么一封信，那是从灰暗的青春，自然而然迸发出的血和泪，是对恋人，相见时难的绝望，也是对现实，拔剑四顾的茫然。
　　 那晚，我们围坐在一起喝酒。酒香混合着冯老师满屋的书香，让我久久沉迷的大脑逐渐清醒。
　　 那盏灯，重新亮了起来。
　　 当然，我们没有再谈论关于文学的话题。那个话题，已经随着老师的一声轻叹而打住。
　　 我当然也知道，他是在为我而惋惜。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又是八年。
　　 与冯老师再相见时，我即将又一次离开校园。
　　 记得那是二零零二年六月的一个傍晚，我揣着一卷手稿，到了他的办公室。见了面，他愣了一下，有种说不出的惊讶；“都说你失踪了，这么多年，躲到哪儿了？”
　　 “我能躲到哪儿呢，先是忙于挣钱，然后再供自己读书。”
　　 当我粗略地对他讲了这些年的经历后，他微微笑了。
　　 然后，好像是在做一个总结，他只说了四个字：这就对了。
　　 这次真的是对了，我在绕了那么多弯路之后，终于在而立之年，以决绝的姿态，去选择学习语言文学。尽管学的是英语，但是，我同样找到了快乐。优美的文字，无论中西，其实，都是相通的。
　　 那卷手稿，冯老师最终没有看完。毕业后，为了追逐新的梦想，我去了西安。那卷手稿，也伴随着我动荡的日子，一起流浪。至今，尚未完成。
　　
　　 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忆开始一点点变得温暖。遥远的某个画面，会在某个瞬间猝不及防，突袭而来。
　　 今年春天，去郑州开会。忽然就有拜访冯老师的念头，此时，距离我们上次的见面，刚好又过去了八年。
　　 纵使这八年的时光，自己不堪的经历，依然与文字无关！可是，也不能就这样一直躲避。
　　 其实，我又能躲得了什么呢？怕见他吗？
　　 时光荏苒，命运无常。
　　 尽管我一直就是那个喜欢文字的庄明，尽管多年之后我仍然停留在原地打转，却从来不敢忘记，那个点亮了一盏明灯的人。
　　 然而，当与同学小聚时，却惊闻冯老师已于去年四月九日突然辞世。
　　 一时呆住！
　　 原来，那个人，那个为我，点亮了一盏文字之灯的人，不会在那里一直等待！
　　 听说，他去时，没有留下一句话。
　　 可我知道，从一九八八到二零零九，二十一年的时间，作为一个编辑，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他岂止是编著等身。
　　 天妒英才，冯老师去时，只有五十二岁。壮志未酬，令人扼腕。
　　
　　 20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