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前，我这个害怕死亡，害怕亲人们为我哭天喊地，痛断肝肠，害怕朋友们为我敬献花圈，呜呼千古，大老远地从陕北跑到西安去求医看病的胆小鬼，在华商网上抢时间看了一个叫郭君的先生的文章——《一样的矿难，两样的结局》后，好像猛地觉得两眼发黑，病情加重。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感到心里万分的难受。我想到了我的故乡，想到了我的那些可怜巴巴的父老乡亲……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去年12月2日，在华商报的一个显著的位置上，用粗大的黑体字以“征用水浇地每亩补偿1.88万”元为题，登载了一个叫陈有谋的记者的通讯报道。此通讯以“为确保西延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顺利进行,省政府日前公布了西延铁路征地补偿标准：征用水浇地每亩补偿1.88万元,铁路回收地综合价每亩2000元”为引言，详尽地报道了陕西省政府关于西延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建设中，依法合理征用农民土地有关问题的明确规定和实施细则，突出地体现了陕西省政府依法行政，亲民爱民，想民为民的工作思想风貌。
　　 当时，我在看到这则报道后，心里一阵热乎，倍感党的温暖，人民政府的亲切，不由得就想：有这样的好政府，好政策，好领导，农民少忧也！国运大兴也！
　　 然而不一会，我的这种美好的感觉一下子就消失的踪影全无了。我想起了我的故乡，想起了我的农民弟兄，想起了我的父老乡亲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而如今眼看着就要永远地失去了的那一寸寸金贵的土地。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曾是一个农民，我身上流淌着的农民的血液，时刻告诉我自己永远是农民的子孙。但是，此刻我却又为自己比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比所有的农民弟兄们，所拥有的那么多的优越而感到羞愧不安，更为自己无力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说句实话，办点实事而感到无地自容。
　　 我不能忘记年前回家时，因307国道改建高速公路工程，而将要永远地失去大量土地的乡亲们给我留下的那痛苦而悲切的情景，以及他们那几近绝望的一声声哀鸣。他们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就全都被迫交出了土地使用权，而每亩水地公家（即政府）一次性才只给补偿3000元；他们说，现行国家土地政策中，对于永久性占用农耕土地，究竟有没有具体补偿政策标准，他们什么也不懂，没有谁向他们作过任何的宣传和解释；他们说，国家立项的基本建设，负责协调实施的地方政府，不知是不是就可以不和农民协商，而任意强行廉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他们说，307国道改建高速公路工程究竟是不是国家立项的公路工程他们根本不知道，而补偿政策究竟由哪一级政府决定，补偿款究竟又由哪一级政府支付，他们一概不知；他们说，按照目前所谓的“政策补偿标准”，他们领到的补偿款的确少的令人生疑，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是不是存在层层盘剥的问题他们又根本无法搞清楚；他们说，众多失去全部土地而又只会侍弄土地的农民，今后究竟该去干什么，怎么生存，他们谁也说不上来；他们说，社会上有消息说，307高速公路工程还未经国土资源部批准——而同时又据官场中人士消息说，该公路工程至今的确未被国土资源部批准，他们不知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说，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官员给他们作出任何正面的答复。他们说……我简直无法说出他们向我所说的一切的一切！
　　
　　 在离开故乡，回到城里后的好一段时间里，我似乎怀疑老实敦厚的乡亲们，曾不由得在心里多次问自己：难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真的吗？
　　 然而，当我后来看到陈有谋记者关于西延铁路征地补偿标准的报道后，我的那颗永远流淌着农民的血液的心，不由得就感到了一阵阵撕裂的疼痛。
　　 我不理解，怎么也不理解，我们的政府为何要如此地视民三六九等？同是一片蓝天之下，同是本省境内，同是面对农民，同是为了西部的发展建设，同是为了强国富民振兴中华，为何西延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省政府能作决定，发通知，向社会公布补偿细则，而对榆林吴（堡）定（边）线改建高速公路工程补偿问题却要三缄其口至今未见公布任何消息？为何西延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征用水浇地每亩补偿1.88万元，而榆林吴定线改建高速公路工程征用水浇地每亩补偿却是0.3万元？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省政府不知道这事？难道榆林不是我们陕西省的？难道吴定线上的农民是非洲黑人，是那伊拉克国土上一如蚂蚁似的百姓？
　　
　　 我知道，好些哲人和好多的官场辞令中，都说农民真伟大，都像评职称似的把农民称为衣食父母，都觉得没有农村，没有农民，没有农业，这个世界就将不复存在，可是，我们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的“伟大”。
　　 尊敬的父母官们啊，尽管写这文章我感到有些心惊胆颤，但我还是要对你们说，请真正关注一下农民的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