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新武侠小说的出现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定的活力，在武侠文学逐步趋于完善的过程中，这一领域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个夺目的奇葩。在漫长的武侠文学发展进程中，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作品，被公认为是新武侠小说的顶峰，尤其是金庸自1995年至1972年的创作，达到了新武侠小说的至高境界，得到了广泛的社会传播，影响已扩展到了全球。本文将从金庸小说诞生契机，风行的社会原因，其文化品位，现代性，受众范围等角度阐述金庸小说能够成为经典文学永载史册的根据。
　　 一、金庸小说诞生和传承的历史文化契机
　　 随着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的的东渐，中国文化进入的现代性的进程。先是鲁迅，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随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开始走向现实，关注社会关照全球，白话小说等文学形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繁荣，但进入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口号文学”严重迫害，大陆的“雅文学”一片空白，几乎没有高质量的作品诞生，社会心理的扭曲，使文学走向无力的虚空，根本上不能够真实的反映社会现象，表达时代思潮维护社会生活原貌，而与此同时，在文化和政治氛围相对宽松，被称做“文化沙漠”的港台，一种新的白话文学作品——新武侠小说却诞生了，它借助宽松的政治环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涵盖范围。形式上新武侠小说运用了白话文的叙事手段和意识流、心理描写、西方戏剧表达方法、电影蒙太奇等与中国传统文学表现方式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内容上它几乎如百科全书般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全貌，借助侠士这一理想人物形象，表现自由主义，崇尚人性和自由的爱情生活，这很好地响应了人文主义思潮，符合当时的社会潮流，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爱好，加上当时文学样式的单调，读者选择的有限性，使得武侠小说成为无可厚非的亮点，因而武侠小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一时间新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系列作品走俏大将南北，并使得这一潮流持续走过了80年代，90年代，直到今天金庸的小说仍以各种版本，不同的表现形式风靡整个中国乃至世界。
　　 二、金庸小说的现代意识
　　 1、“人”的突出及复杂化
　　 在中国旧武侠小说乃至经典作品中，人物的形象多是扁平的，人物的思想也往往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人没有自由和张扬的个性，人的性质的划分也往往是二元的：非黑即白，非正即邪。比如旧武侠小说《水浒传》里，鲁智深是抱打不平伸张正义的英雄，高俅则是十恶不赦，无奸不犯的小人；西门庆是好色放浪的纨绔败类，而武松则充当了六亲不认无情无欲的正义的代言人。而在金庸小说中，人物形象则丰富饱满得多。《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一方面憨厚老实，一方面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又头脑冷静，在侠骨刚硬的同时又不乏儿女柔情，将人性的方方面面展示的淋漓尽致，极其饱满。
　　 同时金庸运用西方现代心理分析学说，将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学成功地运用到作品的人物形象表现中，兼顾了人物性格的变迁，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化，更加接近真实而复杂的人物心理。譬如《倚天屠龙记》中的谢逊，原本是秉性善良，刚直威猛的侠士，但后来被其师混元霹雳手成昆害得家破人亡，使得他不信任任何一个人，变成一个杀人如麻的嗜血狂，在巨大的心理折磨中艰难地生存着；再如《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维护着“君子剑”的伪善面具，背后却对权利疯狂地渴望，甚至甘愿为其抛弃家眷，变态地练习邪门武功《葵花宝典》，出卖爱徒，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权利欲望。
　　 2、对“侠”的全新认识
　　 早在墨子思想中，已经有对侠义的初步认识，到韩非时，侠义由于韩非本人对其误解，以为有害于国家秩序的建立，所以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观点，认为儒和狭一样的有害于国家。到宋代的“公案小说”中，侠士则变成了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如《七侠五义》中包拯手下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人。清代是侠士没落的王朝，但在清末，却产生了无数的大侠，如秋瑾，谭嗣同等人，他们抱着一腔热血要与封建王朝同归于尽，包括孙中山的革命，其实质意义上也不过是原始的侠士情节，这时候侠的意义在于“救人与厄”，而到了金庸这里，对侠的意义却有了崭新的认识，托《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口，金庸讲出了对侠的认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指出侠的意义在于奉献于社会，与国家和民族共存亡，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守襄阳一节和《天龙八部》中乔峰化解契汉矛盾都准确地反映了这一点。
　　 3、对传统情节模式的颠覆
　　 《红楼梦》以前的小说，甚至《红楼梦》本省都没有摆脱才子佳人的传统模式，而金庸小说却完全摒弃了这一模式，崇尚自然真实和自由选择，比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黑风双煞”夫妇，在世人眼里，他们是对穷凶极恶的大魔头，而又有几人理解他们至死不渝的真挚爱情呢?在侠士的出路问题上，金庸也一反传统模式，侠士在斩妖除怪报效国家之后也不尽封官受爵走向仕途，而是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支配自己的行为，这就更具有现代意味了。譬如杨过和小龙女无视周围社会的压力，抛开师徒名分不管，而变为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千夫所指，杨过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龙女被人奸污后，杨过仍不以为意，坚决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贞节观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杨过是礼教习俗的自觉的叛逆者。再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以游戏的态度终其一生，不受世俗和礼教的约束，按自己的行为方式保持童心不老。
　　 4、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关系的深入思索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朝历代汉族都被儒家文化视为正统，而少数民族则被视为是异端，于是出现了“鞑子”，“蛮夷”之类的说法，少数民族一旦获得政权，就受到机大的排斥，如清代顾炎武等人的复明思想，总是得到几乎所有汉人的支持。但只要仔细反思，这难道不是儒家思想狭隘的民族偏见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难道真的成立吗？在小说的不断探索中，金庸逐渐摒弃了汉族本位的狭隘民族观，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其力作《天龙八部》中，金庸对民族关系和偏见的认识犹为集中，在分别代表辽、西夏、大理的三个人物乔峰、虚竹和段誉的行动中，金庸让各民族间的关系空前紧密和融合，以表达对民族融合的支持和呼唤，金庸自己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也表示：“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而历史也证明了民族融合非常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对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保守不互通有无的现象，金庸也给予了强烈的抨击，在《天龙八部》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乔峰在蒙冤受屈后在聚贤庄英雄会上与少林寺玄寂对打，乔峰的招式被玄寂斥为是卑鄙下流的手段，而乔峰却道出了此拳出自本朝太祖的拳法，而当玄寂以“天竺佛指”反击时，乔峰却反唇相讥说这不是胡人的拳法吗？这就道出了金庸的明显的用意，主张民族融合，共同学习，取长补短。
　　 5、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规劝功用
　　 武侠小说看似跟社会现实相去甚远，但作为文学作品，无一例外是社会生活的写照、提炼和升华。作为接受了西方如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等作家影响，而同时又深受鲁迅、茅盾、沈从文的影响的金庸，怎么肯放过对社会的批判呢？《射雕英雄传》一开始，在牛家村的小屋里，金庸就借跛腿曲三之口讲出了自己的历史观，在对岳飞被害一事上，秦桧做了千古的被唾骂者，而小说中则说:“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这给了读者另一种思想空间，同时这件事情似乎也影射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这也很有可能是《射雕英雄传》在六七十年代在台湾禁止出版的原因；还有《笑做江湖》中写日月神教和《鹿鼎记》中写神龙教的那种诸如：“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人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又说什么：“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世不辞”的言辞，与文革“四人帮”时期的“早请示”、“晚汇报”、是何其的相似，这是种讽刺，更是种批判；而金庸在1977年写的《侠客行》中塑造的石破天形象，他目不识丁却破解了无数聪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武学秘笈，在这里金庸似乎要对整个文明史进行嘲讽，对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给予了无尽的调侃可批判。而最能体现批判精神的当属《鹿鼎记》，作品主人公韦小宝是个游手好闲，无知散漫而又善于阿谀奉承两面三刀的小混混，但就是这样一个痞子气的小人物，却处处戏剧般地逢凶化吉，节节高升。他像小市民占有商品一样占有女人，在他的眼里女人已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女人而仅仅是一件私有财产。韦小宝已完全丧失了爱的机能，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却要被顾炎武这些大儒推向皇帝的宝座，岂不荒诞？这是对整个封建王朝的批判和讽刺，意思是说，在气数已尽的王朝，谁在那个皇帝的宝座上都一个样。智者和混蛋都拦不住历史的潮流，同时也批判了作为臣子的那些官僚们，他们只会墨守成规，，甘愿做专制的奴才，直到老死归天。
　　 三、金庸小说无疑是雅文学
　　 在金庸小说诞生之初，新武侠小说被冠之以“武打小说”的屈辱帽子，不被人重视而当作一种正真意义上的文学加以研究。后来，随着武侠小说渐入人心，人们依然把他视为“武侠文学”，当作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不敢介入研究，更不敢把它与高雅文学联系起来。直到进入八九十年代，许多文学评论家和专业人士，如严家炎、钱理群、陈平原、孔庆东等的介入研究，使得武侠小说的声誉空前提高，备受关注，但金庸小说是不是雅文学还有很多的争议。
　　 但依我之见，金庸小说完全可以方入雅文学的范畴加以对待。
　　 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的仪式上，金庸被高度赞扬为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说明了其无可否认的功绩，但荣誉不代表实际的价值，我们不妨把金庸小说以雅文学的标准来参照一下：首先，金庸小说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宏大的社会生活场面，同时又有贴近的历史背景，很好地作到了雅文学关注社会人生这一要求；其次，在深度上，金庸小说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有人在失落时候读金庸小说获得了奋斗的勇气这是最好的实证之一，在表达爱情、人性等好多方面，金庸小说足以和经典名著相比肩；再次，在表达技法和文字魅力上，金庸小说也绝对是白话文学的典范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绝对堪称经典。
　　 四、金庸小说的受众特点
　　 1、覆盖面积极其广阔
　　 金庸小说已经火热了将近半个世纪，妇孺皆知，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其气势造就胜过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割柳词”的柳永。而现在金庸早已成为世界的金庸，我们的天空，早就有科学家将一颗新发现的行星命名为“金庸星”，金庸不但享誉海峡两岸和东亚，而且延伸到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华人社会。金庸的作品也早已有了英译、韩译和日译的版本，并且日本要将金庸全套作品进行翻译出版发行，可见金庸的作品涵盖的已不仅仅是华人范围了。
　　 2、读者文化层次跨度大
　　 金庸的小说不但小学生看，中学生大学生看，而且市民看，农民看，职员看，政府官员看，教授看，作家看，科学家也看。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昆、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并且文学研究的专家也看，譬如文学研究家程千帆、红学学会会长冯其庸以及章培恒、钱理群、陈平原等，足见金庸小说拥有非常广泛的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有市场就有发展的可能，这也是金庸小说长盛不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3、超越政治立场的分野
　　 喜欢金庸小说的人，有很多政治立场有分歧甚至对立的人，很多人士他们在政治立场也许大相径庭，但对金庸小说却同样地热爱。在内地有邓小平、江泽民这样的政治家喜欢其作品，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这样的现象难道不能说明金庸小说的巨大魅力吗?
　　 综上所述，金庸小说有它强烈的感染力、巨大的文学价值和生命力，她是世界文坛的一例特殊现象，以不同的视觉和表现方式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金庸小说有理由作为经典现代文学作品，永驻文学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