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结婚时，分居两地，没有属于自己的窝。
　　 蜜月旅行中，母亲被单位招回，处党委安排她率“劳模事迹报告团”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处属单位巡回演讲。当时母亲担任处团委副书记。
　　 演讲团在父亲单位逗留了两日，父亲专门借了一间库房作“蜜月洞房”。
　　 “今晚就住这儿好吗！”父亲接着母亲的手，扫视着杂乱霉湿的库房，过意不去地说。
　　 母亲盯着房间里的半截墙头，墙那边是男生宿舍，一群男子放纵的声音传了过来，她一脸羞涩地说：“这多不好？我还是住招待所吧！”
　　 “有你这样的吗？我们的蜜月拢共在一起呆了三天，你就开始周游，好不容易见面，你……你……唉！”说着父亲把手一甩，许是劲儿大了些，母亲毫无准备地摔倒在地上。
　　 那是父亲唯一一次对母亲粗鲁，或许是埋怨母亲的好强，或也纠结于婚后没个安乐窝。
　　 婚后三年无房，“双城生活”的父母多以办公室为“家”。
　　 当母亲发现了我“爱你没商量”地蠕动在她的腹中，她鼓足了勇气向单位提出住房申请。领导说：“等等吧，机关住房太紧张啦！不过，已经计划盖楼房了，第一幢楼房一交付，就分给你。”
　　 可是，我等不到楼盘破土动工便急不可耐地来到了人世，那一年母亲已过三十。
　　 我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平房中度过了婴儿期，那是一间十几平米的简易住房，房屋年久失修，遇到雨天屋里摆满锅碗瓢盆用来接雨。若干年后，那里被称之为“贫民窟”。
　　 二岁时我骄傲地住上了楼房，房间原滋原味，没有装修。未谙世事的我或许以为自己进入了仙境，一忽而倒在暗红色抛光水泥地板上摸爬滚打，一忽而快乐地像小鸟儿一样在房间里飞来跑去。虽然建筑面积仅仅四十三平米，但对父母来说已经是组织上最大的恩赐了，她们特别满足。
　　 几年后，随着父母职务的升迁，住房待遇不断提高，福利分房调换了四次，由四十几平滚到了二百多平米。
　　 母亲调入省城局机关工作，没赶上福利分房，企业内部开始了房地产开发，首批商住楼在局领导干部会议期间推出，被朋友忽悠着，母亲交纳了定金。
　　 一百三十平的小高层楼房，均价二十万，如果拿到现在就等于天上掉下来的黄金，但在当时与福利分房相比却是个天文数字，或对于望尘莫及的工薪家庭来说，是一次冒险的决策。
　　 一家三口开了无数次“家庭会议”，难以决择。犹豫中，母亲的同学，房地产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一遍又一遍地用“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买房子的一个故事”开导母亲，那几日购房的欲望和购房款的捉襟见肘，搅得我们全家食宿不宁，但终因凑不齐房款而宣告退房。
　　 我的中学阶段在省城度过，全家再次陷入无房安居的困境，母亲只好学做“现代孟母”伴校而居“租房陪读”。
　　 家境渐渐殷实，生活方式也不再拘禁于“背靠大树好乘凉”。
　　 公司南迁，父母在江南城市购置了新居，并且早早为他们的独生女儿准备好婚房，考虑到未来孙辈的健康成长，还在市区繁华地带购置了学区房，与朋友团购在海南旅游区购买了海景房。
　　 狡兔不过三窟，而我们如候鸟般冬去春来，南北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