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季羡林诞辰一百周年，出版了一套带图片的丛书，其中一本《牛棚杂记》，是记述季羡林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也是一本记录中国历史的反面教材，是留给未来社会的反思课题。
　　 看完以后，心还在痛。季羡林，这个懂得十一国语言的学者，北京大学的教授，在黒白颠倒的年代里，因为对生活和前途的绝望，曾经备好了足够数量的安眠药，准备结束生命；而为了活着，却只能天天苦练挨批斗的标准姿势：直腿弯腰垂臂地挂着木牌“坐飞机”，免得支撑不住昏倒在地破坏了批斗气氛，遭受更多的毒打。十年，真是一场人妖不分的浩劫啊！
　　 文革期间，名人如此，普通老百姓也不能置身事外！
　　 我爸爸三代贫农，根正苗红，十岁成了孤儿，是老爷爷编卖草鞋培养他大学毕了业，之后又安安份份地教着自己的书。即使这样，文革中也还有人针对着我爸爸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
　　 爸爸是个中学语文老师，因为班上高中生的作文，还有同学“耍”“要”不分，上课时为了方便同学记忆，帮助同学正确区分这两个字，于是对这两个字进行了拆解：“而女为耍，西女为要。”谁知课后就有人举报到了校长那里，说我爸在课堂里讲“‘西女我要’，西方的女子他要”。在文化大革命，西方的女子，那可是比洪水猛兽更可怕的东西，谁敢要啊，除非是不要命了？幸好有班上大多数同学作证，我爸说的是西女为要，而不是西女我要，这才逃过一劫。
　　 爸爸的毛笔字写得不错，文革时经常参与完成学校写标语贴标语的任务。有一次，爸爸和另外两个老师一起写标语，正在写的标语内容应该是“打倒刘少奇，拥护毛主席”。谁知爸爸一时疏忽，写完“打倒”后把第三个“刘”字起笔的一点，顺手写成了毛字的第一撇。一撇下去之后，爸爸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一边团起来撕掉，一边失声咕哝了一句；“啊嚯，写错了！”就这样一个细节，也被其中一位老师告到了校长那里。后来经过深挖细查，一是没有证据，二是我爸三代贫农，根正苗红，没有可趁之机，最后才终于不了了之。
　　 妈妈作为教职工家属，随着爸爸住在学校，也在学校食堂里打饭。每次饭前，大家都要集中在饭厅里毛主席的画像前，背诵毛主席语录，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然后才能开始吃饭。有一天中午，妈妈因为洗被子，来得晚了，食堂里只剩几个快吃完饭的人。年轻的妈妈觉得就自己一个人在毛主席的画像前又唱又跳的，有点不好意思，就直接去打了饭，然后端回房间里吃。当天晚上学校专门为此开会，在爸爸私下的劝说和教育后，妈妈在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这才算过了关。
　　 也许不同的时代会留下不同的烙印。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在个人成长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同样充满着荆棘和坎坷，需要恒心、信心、决心和勇气，但清明的政治至少给了每个人选择道路的自由和机会。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一片可以展翅高飞的蓝天，至于飞得高低远近，那就全在你自己了！
　　 201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