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一九二七年，四二年爷爷病故时父亲才十五岁。为了生活，父亲逃过荒，要过饭，给地主当过长工，一九四七年参加了革命。
　　 父亲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他秉性耿直，善良，对工作认真负责。他一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勤劳，俭朴。
　　 勤劳，是父亲一生最值得我们炫耀的美德。在我的记忆中，不曾见过父亲有多少闲时。一年四季，无论寒夏春秋，父亲去哪都背着个粪箕。那年头，种庄稼全靠粪肥当家呢。父亲在村里大小也算个干部，白天带人上工，晚上还常常开会，一到家里不是收拾园子就是忙活自留田里的。那时也真怪，庄稼活特别的多：施肥，锄草，耕耙挖弄，摸头打杈，收割栽种，真忙得人整天都喘不过气来。麦子要锄，豆子要薅，棉花打杈，山玉翻藤，那玉米从种到收，得薅上五六遍，什么：“要吃棒面饼，棒根刨成井”。……六十年代，我门家有九口人，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妹七个。自留田人均二分，我们家有自留地近两亩，耕种时，很少时候用上队里的牛犁，大多都是父亲用大叉或锹忙里偷空以及夜间翻挖的。
　　 父亲特能吃苦。每年冬天，队里的农活少些时，他常会跟一些壮劳力外出做土方活（挑沟挖塘的），挣些现钱贴补家用，给我们兄妹添点衣服，或备些过年的钱。记得我考上高中时，父亲为给我筹学费，将家里晒盐余下的卤水挑去大舅家那儿卖。这卤要比水重得多，那盛八十来斤水的水桶，盛满卤就得有一百斤出头，两桶少说也有二百斤。大舅家那时住在河北三庄，属灌南县的，离我们家三四十里，还隔着两条河。父亲挑着满满的两桶卤（卤面上放些芦苇棒棒，以防卤水晃荡出来），过了潮河就一路向北卖去，但重量总也少不了什么。因为买卤的人家多是拿黄豆换的，一碗换一碗，斤两也差不了多少。所以，这二百来斤的担子，待挑到大舅家，人也就累瘫了。歇上一宿二日，待卤卖完了，又得挑着担子往回赶。每次回来后，我都看到父亲的肩膀红红的，肿得老高；有的地方破了皮，还渗着血。不说，我也知道那里疼得很！
　　 父亲的俭朴是村里出了名的。因为家里人口多，经济负担重，他从不舍得乱花一分钱。上街赶集，外出做事，多晚都得赶回家吃饭，从没下过馆子，甚或买个饼子油条啥的。有时给集体出差，也得省下那补助费以贴补家用。
　　 父亲抽的烟，是自家栽种的烟叶，那烟叶加工也很简单，就是把那来了烟（叶面有腻手感）的叶子摘下来，揉揉晒晒，晒晒揉揉，至干即可。早年用烟袋抽的，后来都是用纸裹着吸。要说父亲最闲时，那就要算他切烟丝时了。他细心地将那晒干的叶子理顺，抹平，叠起，卷紧，再用菜刀细细地切成丝状，然后装上一烟口袋（小布袋子），再带上些裁好的纸条。这可是每天必做的事。这烟一般劲都挺大，易呛人，我看见父亲多少次被呛过，一呛就猛咳，咳得气都喘不过来，脸被憋得通红，有时被呛得满脸泪水。
　　 父亲也好喝点酒，乡下人常喝的就是地产的山芋干酒。那时汤沟，洋河是买不到的，也很难看到，就更难喝到了。五几年，什么酒都买不到时，父亲还曾找来医用酒精加白开水当酒喝。记得在我八九岁时，有一次我看到东窗台上有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象是酒，就好奇地尝了一口，不想一下子咽不下又吐不出，那嘴里就象含着个火团子，原来那是还没有兑水的酒精。
　　 父亲好酒也爱惜酒，在酒桌上和别人碰起杯来，都是一饮而尽，从不轻易将酒洒落。因此和别人攀起酒来，往往常被人搞醉，尤其和我岳父在一起喝酒，那是每回必醉无疑。这种“酒品”人称“霸杠酒”。由于多次的醉酒，可能对身体也造成了相当的伤害。
　　 父亲晚年的身体很不好，得了半身不遂，或许这跟经常醉酒有关系。那是八二年夏天，他在小舅的船上帮忙，有天晚上光脚在河滩上起锚，右脚跟部突然出现麻感，打那以后就逐渐延至手足及半身。开始仅有感觉而已，那时父亲才五十六七岁，也未把这当回事，照常干活，仍究闲不住，但病情总在一天天地发展。八五年五月，我出差时，带他顺走南京工人医院做了检查，后又在镇江人民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都没有明确的结果。大致都说是动脉管硬化引起的，属慢性病，一下难以治愈。这时，父亲的身体明显不比先前了，走路，说话都迟缓得很，做事也力不随心了，九零年左右就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后来发生过两次中风，第一次中风治愈后，说话就有点不太清楚了，后一次中风发生在九四年，父亲完全伤失了语言能力。说不出话的人是很痛苦的，特别当别人不懂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时，着急，无奈，…….父亲就是在这样无语，无奈的痛苦中煎熬了两年，于九六年农历二月病逝，享年七十岁。
　　 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俭朴的一生。是父亲的勤劳俭朴，让我们兄弟五人都读了高中毕业；是父亲的勤劳俭朴，为我们成家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赞美父亲的俭朴！
　　 我骄傲父亲的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