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打球儿说起
　　
　　 近日，我校组织了一次教工篮球团体赛和定点投球赛。从球赛中，可以让我们悟出一点东西。
　　 有场球赛，论技术，论经验，论实力，甲方远远抵不过乙方；但甲方却以优异成绩胜过了乙方。究其原因，甲方队员团结协作、积极配合、扬长避短，进球像跑马灯一样；乙方队员却逞一时之勇，抱球不传各自为政，失去了一次次进球机会儿，焉有不败之理！
　　 打球需要技术，需要经验，需要实力；与定点投球不同的是：团体赛更重要的是除此之外的团结协作积极配合。打球如此，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与此也有相通之处。
　　 先说生活。学校生活节奏快，规律性强，这便需要团结协作与配合；如果各自为政，岂不乱了套！譬如一个家庭，即便各有所长，如果不能做到团结合作积极配合，这个家庭也很难幸福起来。譬如学校环境，你扔我拣，扔着照扔，任凭你拣者再努力也改变不了环境——这便需要团结合作积极配合。譬如班风，譬如校风，譬如……如果没有团结协作与积极配合，便很难有良好得秩序。
　　 再说学习。一个同学要想取得优异的成绩，犹如定点投球，必须有学习方法，有学习经验，有实力，有技术，有吃苦耐劳之精神。但一个班要想取得优异成绩，犹如团体赛，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必须团结协作积极配合。一个学校、一个单位亦然。
　　 再说工作。作为班长，要把班上搞好，就必须与老师、班委、同学团结合作积极配合；作为班主任要想做好工作，就必须与科任老师、学校领导、班委同学团结协作积极配合；一个校长要想把学校工作搞好，就必须与领导、教师、学生之间的团结合作积极配合……如此，同学间，师生间，干群间，相互团结，相互尊重；多一点理解，多一份爱心；少一点猜忌，少一点内讧；原则上是非分明，工作上恪职尽守，学习上一丝不苟——何愁创造辉煌成绩！
　　 二十年的教书生涯使我常常感慨于“乒赛”之个人才华的展示与“蓝赛”之团结合作。我们的工作，除了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经验各尽其责外，没有团结合作积极配合的精神就很难使事业走向成功。
　　
　　 报载一文“象棋中的哲理”，引于此可作本文结语：
　　 帅——16枚棋子中，地位最高的是我，自由度最小的也是我。
　　 车——横冲直撞，一世英雄，连对方老将也不敢与我打照面。可有时，我却屈死在小卒脚下。
　　 马——如果世上的路全部又平又直，容我走的路法只有一条：自杀！
　　 炮——小心，我会从你看不见的地方给你一下。
　　 仕——我既是老帅的贴身保镖，也是置老帅于死地的得力帮凶。
　　 象——忙着飞上飞下，任务只有两个：一保主人，二保自己。
　　 卒——行动虽然缓慢，可谁曾见我后退半步！
　　
　　 2.谁配“著名”
　　
　　 长期以来，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杂志，“著名”之声可谓不绝于耳：著名作家、著名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歌唱家、著名学者……似乎一下子全成了“著名”人物，而诸多“著名”者却让人陌生有加。
　　 “著”者，显明、显出是也。所谓“著名”，意味具有显著的名声。唱红一首歌，配以“著名”；演红一出戏，配以“著名”；甚至在XX擂台赛上获胜一两回也冠以“著名”——似乎“著名”一下子廉价了许多。而“著名”之泛滥，或可说是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曾竭力批判的“捧杀”行为的复活；发展至今天，这些行为不仅仅止于“捧杀”，更是一种典型的哗众取宠、浮躁虚夸。这些行为，对净化社会风气，对个人前途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加以抵制。
　　 实际上，名者自名，无须著名。倘给鲁迅先生冠以“著名文学家”，为毛泽东同志冠以“著名政治家”，为梅兰芳先生冠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为马季先生冠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岂不画蛇添足？又倘给在下冠以“著名杂文小品作家”，又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还是务实些好：一律免去“著名”，不仅可以节约诸多宝贵的东西，还可为人们留以许多的好心情呢。
　　
　　 3.倒过来试试，谁敢！
　　
　　 71岁的老羊倌两次向防汛部门报警：某处黄河堤防存在质量问题，土虚不结实，“这个地方最危险。”却无人理睬，造成黄河内蒙乌拉特前旗大河弯段决口、13个自然村六千多人受灾、数千间房屋倒塌。此次决口除其他客观原因外，防汛部门拒听群众意见负有不可推卸的人为责任。（《北京日报》2003-9-18-9版）——倒过来试试：如果报警人不是老羊倌，而是领导官员的重要指示，谁敢不理睬！
　　 X县X镇“计生办”六十余人在X民宅将一年近花甲的村民殴打致死，死者亲属奔走呼号要求惩办凶手，但党、政工作人员围追堵截新闻媒体，并称死者亲属的行为是非法上访；最后结果：镇政府赔给死者亲属八万元钱（一条无辜的生命仅值八万元），杀人凶犯仍然逍遥法外！——倒过来试试：如果被打死的是某领导官员，或者死者亲属是领导官员，谁敢如此霸道！
　　 X市公安人员刑讯致死一名教师，死者亲属及同事多次上访鸣冤，新闻媒体频频曝光，但结果仍然不了了之——倒过来试试：如果死者是一位当权者，谁敢不偿命来！
　　 此外，老百姓嫖娼养二奶，你就犯了嫖娼重婚罪要依律惩处；有权位的嫖娼养二奶，就不会有人敢吱言一声，恐怕你想要给人家提供性贿赂还来不及呢！老百姓有冤情向上级反映，那么你就违法了，要予以治罪；老百姓无奈到法院打官司，那法官大人硬是向权向钱不向理；老百姓你就是怀有回天之才，那长官大人硬是“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你不服行吗？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实际上，某些官员对自己是在“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也是非常明了的，但在执行时却给弄颠倒了，弄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在艰难地行进。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口号已经提了有些年头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余孽尚存，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一天不进入民主法制程序，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永远只是作为一句口号，上述种种不法现象仍将重重上演——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4.关于子女的话题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作为人之父母，不过只是一种期望罢了；心情可以理解，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可当真。
　　 为人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依我来看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这就是生、养、教、育。既然我们生了孩子，养、教、育便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关于“养”，也就是生活。由于出身于“贫下中农”，我从小养成了节俭的习惯，生活上一贯主张“食能果腹、衣能蔽体”而已，所以在对待子女生活上的要求也没有多少的变化。关于“教”，应该是指导、教诲。这里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教”给子女些什么。我认为首先应该是“做人”。我常教育子女做到“一正、二该、三会”，即“正派做人；该省的必须，该花的不惜；会挣、会省、会花”。毛主席教导子女的是“夹紧尾巴做人”。一个人来到世上，必须知道做人的规矩。这些规矩，有父母所教的，有读书所得的，有在社会中学的。我们需要让子女们明辨是非标准，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这应该是一个人终生受用不尽的。如果说走向了反面，便要毁了孩子的一生。其次应该是“知识”。我们大都巴望子女们走读大学这条光明大道，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心情可以理解，但要求的标准应该是“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现在的人们成功的心情太浮躁，巴不得一夜成名，不愿吃得苦中苦还想做得人上人，花上两块钱买注彩票就想中上五百万，却忽略了“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常识。我倒觉得只要孩子学上一技之长，“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做了“状元”的孩子还算“了得”！了不得。关于“育”。“教”、“育”相连，有很多相通之处，而“育”重在培育。应该培育孩子良好的品德、习惯。人生在世，草木一秋；既然孩子有做了“状元”的“了得”，我们还不该知足了吗？
　　 所以，对于孩子的期望值高，只是我们良好的愿望；只要孩子来到世上“不白活一回”，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知足。
　　
　　 5.“领导也是人”
　　
　　 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叫人琢磨不透的矛盾事儿。光“是人不是人”这个再也没有如此简单的事儿就让咱这大头百姓弄不清楚子丑寅卯。人，属动物一族；但他们有灵性，有思想，会思考，懂感情，有语言，有智慧，还有道德观念，用字典的解释：人是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级动物。人之“高级”，从“有会儿是人、有会儿不是人”也可以得到验证。
　　 先来看“有会儿是人”。人有七情六欲，圣人有言：“食、色，性也。”所以，当某些人贪赃枉法、贪污受贿、损公害民、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公款入私房、公款包二奶三奶等等奶的丑行被公之于世时，这些人在这会儿也就是“人”了：有人总要找寻各种借口为这些人是“人”“出庭”做证，来减轻在咱大头百姓看来连禽兽都不如的那些不属于人做的事的不是“人”的罪责。这就不免叫咱大头百姓产生疑惑：是人就得做人做的事；这些人做的事本来就不是“人”做的事，你却要拼着性命公开证明“领导也是人”，把那些遭下禽兽不如的事的人非要说成是人做的事，你无非是要证明“你”也是“人”的罢？可是，你在公开场合公然来证明不是人做的事的人也是“人”，那么这就该来问你一问：“你是人不是人？”“你算人不算人？”
　　 再说“有会儿不是人”。什么时候不是人？举例说罢：某些领导专制独裁、强奸民主的时候就不是人了；评职称、长工资、分房子的时候就不是人了；谋私利、贪公款、收贿赂的时候就不是人了；吃百姓、欺百姓、讹百姓的时候就不是人了……这时候，我们这大头百姓还从来没有听见过有谁来怒斥一声：“你是不是人？！”
　　 ——如此看来，我们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还任重道远。只有让那些一会儿是人、一会儿又不是人的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变成现实，只有让我们充分享有人格上一律平等的权力……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才算向前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6.“特殊情况例外”？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有许多的规章制度后面总要加上这么一条，这就是“特殊情况例外”；仿佛不这样做便显示不出其庄重严肃。那么，什么情况算是“特殊情况”？什么情况又不算是“特殊情况”？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严格的、科学的标准？仅只加上这么一条，不免有为某些“特殊人物”徇私舞弊大开绿灯之嫌，反而走向了“庄重严肃”的反面。
　　 比如说：任何人一律不得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但“特殊情况例外”；任何人一律不得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但“特殊情况例外”；任何人一律不得迟到早退无故缺勤，但“特殊情况例外”；任何人一律不得增加农民负担，但“特殊情况例外”；任何人一律不得包“二奶”养情人，但“特殊情况例外”；任何人一律不得公车私用、公费吃请、公款旅游，但“特殊情况例外”；任何人一律不得违反党纪国法、不得贪污腐败，但“特殊情况例外”；……
　　 我们的国人想象丰富、虑事周全可谓聪明绝顶，做事从来都是万无一失，绝对不会出现掉板的事情来。“特殊情况例外”一条就是明证。但我总觉得它简直就是废话、屁话一句，有了它只能倒人胃口狗屁不值：既然是“一律不得”那么就不能存在“特殊情况”，既然有“特殊情况例外”那么就不能是“一律不得”，二者如同水火绝对不能相容地统一在一起。
　　 有这么一句话：愚蠢的人表现特征就是常常把别人看作傻子。信然哉！这附加的“特殊情况例外”不正是把别人当作傻子来玩儿的么？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些自作聪明的人还常常控制着声明“特殊情况例外”的权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数十年前的结论。我总认为那些习惯打着“冠冕”的幌子为自己愚蠢的行为寻找借口的做法可以休矣——因为：你可以得志一时，但不会得志一世；你可以欺人一时，却不可以欺人一世。最终的结果，无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7.谁是“有关领导”？
　　
　　 我们是人间俗人，生存在这个世上，就免不了找人办自己办不了的事；于是，我们常常遭遇要我们去找“有关领导”而我们却弄不清“有关领导”是谁的尴尬。
　　 笔者就遭遇了这样一件事。全国“三个代表”学教活动期间，我县要求各行各业干部职工向“学教办”（注：“三个代表”学习教育办公室）提交工作建议和意见，并庄重地作出承诺：匿名意见由所在单位领导公开答复；倘然是署名意见，主管领导必须给予当事人当面答复。善良的笔者向“学教办”提交了一份五千余字的署名建议；但直到“学教”活动结束，笔者也未曾得到丝毫的“答复”。笔者找到局“学教办”，主任答：“找县‘学教办’。”找到县“学教办”，主任答：“找县委‘学教办’。”找到县委“学教办”，主任答：“找‘有关领导’。”“有关领导”是谁？主任答：“‘有关领导’是‘有关领导’。”笔者茫然，便四处打听谁是“有关领导”；打听来打听去，也没有弄清谁是“有关领导”。笔者思忖：县委书记官儿最大，他可能就是“有关领导”了。于是去找县委书记，却遭门岗挡驾。三番五次，终于见到了笔者自认的“有关领导”。可笔者自认的“有关领导”却不认帐：“全县的事情都要我来管，还要那么多领导干什么？江泽民是总书记，他能把全国的事情管完？”那么该找谁呢？县委书记答：“爱找谁找谁去。”——一个县党委书记就是如此做派，在这个县里还能找到“有关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