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4日，天色阴沉，虽已正午，但站在露天仍觉寒气逼人。3月3日是元宵节，但从人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过完节日后的喜悦。主席台下，大家表情木然，相互见面只是简单地点下头，算表示打了招呼。
　　 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操场上，一场宣判大会正在召开。宣判词内容大意为：沙飞因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无端怀疑津泽胜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对他有谋害行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违犯了国家法律，违反了党的政策和军队纪律，判处沙飞极刑，以严肃法纪而保障人权。
　　 随着一声枪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时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的沙飞永远离开了人世，年仅三十八岁。
　　 在党的历史上，用军法处决高级干部的案例并不多见。沙飞是谁？犯了何罪要处以极刑？
　　 沙飞这个名字，相信绝大多数人并不熟悉，但是只要说起一件事、一个人，相信大家就不会过于陌生了。
　　 看过电影《将军与孤女》吗？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讲述的是聂荣臻元帅解救日本孤女加藤美穗子的故事。1980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通讯，并配发了聂荣臻与日本孤儿的合影。这张在当时震动了中日两国的照片，就是沙飞在1940年8月拍摄的。
　　 现在知道沙飞是谁了吗？如果还不清楚，那就再说一个人——白求恩。
　　 现在有关白求恩的照片，如《戴着八路军臂章的白求恩大夫》、《白求恩与晋察冀边区军政首长合影》、《白求恩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白求恩和八路军哨兵在一起》、《白求恩和自卫队员合影》等，都是沙飞拍摄的。目前中国保留的白求恩参加抗战的照片，均出自沙飞之手。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开平一户药商家里。1926年，北伐前夜的广州，掀起反帝爱国热潮。14岁的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后毅然投入北伐军，以电台报务员的身份随军到过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5年的军旅生涯，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眼界。
　　 1932年初，20岁的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此时，他认识了他后来的爱人，电台同事王辉。在蜜月旅行时，沙飞购买了照相机，并对摄影产生了兴趣。
　　 1935年6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加入上海黑白影社。一次，沙飞拿回了一本外国画报，里面有一张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沙飞显得很激动，他对妻子说：“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这张照片改变了沙飞的人生，他毅然选择将摄影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假如我不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1936年，沙飞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此间，通过画家司徒乔的关系，在10月8日举行的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上，沙飞见到了敬仰已久的鲁迅，并拍摄了鲁迅的照片。同年10月28日，《民国日报》发表了《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的照片。这组照片，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也奠定了沙飞作为职业摄影家的基础。
　　 1936年10月19日，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沙飞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鲁迅遗体前，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打开相机，拍摄了鲁迅的遗容及葬礼全过程。在鲁迅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拍摄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摄的。
　　 投稿时，沙飞想起要给自己取一个笔名。“我要像一粒沙子，在祖国的天空自由飞舞。”对，就叫沙飞。于是，当时的《作家》、《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时代画报》、《光明》、《文季月刊》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飞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等哀悼鲁迅先生的照片。
　　 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飞摄影展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114幅，其中有26幅是纪念鲁迅先生的照片。沙飞因拍摄发表鲁迅遗容及其葬礼的摄影作品而引起社会关注。有人形象地说：“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在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时，沙飞听人议论说，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鲁迅一直是沙飞崇敬的偶像，“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同时也种下了沙飞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
　　 抗战爆发后，沙飞带着鲁迅照片的底片、朋友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8月底到达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并赴八路军115师采访刚刚结束的平型关大捷。
　　 1937年10月，在河北阜平，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批准，沙飞加入八路军，并正式将司徒传改名为沙飞，成为八路军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摄影科成立，沙飞任科长。这是根据地最早的新闻摄影机构。期间，沙飞拍摄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日寇暴行等照片。1939年元旦，沙飞与同事共同推出了晋察冀根据地摄影展览，引起轰动。聂荣臻观看展览后高兴地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影展结束后，聂荣臻还派人将照片送到延安和重庆，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1938年5月，沙飞因身体原因住进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休养。6月的一天，白求恩率医疗队从延安到达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正在住院的沙飞知情后借了一匹马，一路扬鞭赶到司令部拍下了第一张白求恩的照片。
　　 1938年9月15日，聂荣臻等人参加了晋察冀边区模范医院落成典礼。那天，身着八路军军服的白求恩显得格外精神，沙飞拍摄了不少珍贵镜头。
　　 住院期间，沙飞与白求恩有过几次接触。白求恩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挚友。
　　 白求恩逝世消息传来后，沙飞立即赶往医院，为白求恩拍摄遗容照。照片上的白求恩静静地躺在床上，头发有些凌乱，脸颊显得瘦削，身上盖着一床旧军被。在1942年7月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选编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专题摄影报道，以表达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和他对异国战友的深切怀念。
　　 1939年冬，日军开始在华北推行“囚笼政策”，连续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为打破日军封锁，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计划以不少于二十二个团的兵力，对正太铁路进行重点破袭战。这就是有名的“百团大战”前奏。
　　 1940年7月22日，晋察冀边区1分区3团接到作战任务。部队从辽水出发，经过三个区五个县，于8月中旬到达目标地井陉煤矿。在去井陉的路上，要过一条宽三百多米的滹沱河，当时山洪爆发，流速很急，有的战士被水冲走了。但在随军部队中，有一名不拿枪的记者，却从未掉过队，他就是沙飞。此时，沙飞作为摄影记者，正在随军拍摄“百团大战”的第一手影像。
　　 井陉煤矿位于正太铁路以北，出产优质动力煤。1937年，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将井陉煤矿列为军需资源基地，年产原煤二百余吨。有人曾比喻，日军占领井陉每一个煤矿，相当于增加五个师团的兵力。因此，炸毁日军军需资源基地井陉煤矿，成了“百团大战”首当其冲的任务。
　　 井陉煤矿分三个区两个矿，3团分配任务：1营攻打军营和新矿，2营担任警戒，3营攻打老矿。
　　 1940年8月20日傍晚，攻击开始。1营进攻日军军营的铁丝网没有电，很好对付；但进攻老矿的3营却碰到通电铁丝网。有个战士用刀砍铁丝网，立刻被电倒，另两名战士去拉，也被电死。战士们找到了矿区的联络员老李，他从老乡家里借了一条铁丝晒绳，到前沿将铁丝一头插入地下，还浇上一点尿，然后将另一头往电网上一抛。战士们砍断铁丝网发起冲锋，沙飞跟随3班，拍摄了攻打井陉煤矿的照片。
　　 由于3营率先发动进攻惊动了敌人，进攻新矿的1营2连只能发起强攻。很快，十几个鬼子全被打死。但生活区里的日军家属却还在拼死抵抗，他们躲在屋子里坚决不出来投降。战士们没办法，只能投掷手榴弹，不一会儿，小木屋就着了火。天亮后，战斗进入扫尾阶段，此时，日军井陉煤矿车站副站长加藤清利和他妻子被大火烧得从破板底下钻出来，哇哇直叫浑身冒油，显见已不可能救活。这时，屋内传出小孩的哭声，时为八路军晋察冀边区1分区3团1营2连战士的甄济培和连卫生员冲入烈火熊熊的屋内，在房子的犄角处发现了他们四岁的大女儿美穗子和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当孩子被救出来后，门口倒地的加藤夫妇闭上了眼。
　　 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在得知两名日本孩子被救后，立即要求将孩子送到他的身边。据聂荣臻后来回忆：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他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他们养起来，或是把他们送回去。最终，聂荣臻还是决定，把两名日本孤儿送往石家庄的日军兵营，同时给日军兵营的官兵写了一封信“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幸甚。
　　 随着井陉煤矿破袭战的打响，正太战役在整个华北地区全面展开。由于对日军扫荡的仇恨，八路军各部以及各地民兵纷纷自发加入战斗。至8月底，参加正太战役的部队总数已超过一百零五个团。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向副总司令彭德怀汇报战况时，兴奋地说：“这是百团大战。”
　　 而此时的沙飞，在井陉煤矿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又匆匆赶到娘子关，采访另一场战斗。8月21日拂晓，5团2营攻占娘子关关隘，歼灭日伪军五百余人。从井陉赶到的沙飞正好拍摄到了战斗结束时的情景。“假如我不是如此认真的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使命。”
　　 出于安全考虑，聂荣臻电令沙飞立即返回前线指挥部。正巧，那天正是聂荣臻将两名日本孤儿送回日军的日子。沙飞又一次准确地记录下了历史。后来沙飞对其他人说：“这些照片现在可能没用，但二三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派大用场。”四十年后，通过《读卖新闻》，这张照片在日本宫崎县都城市，找到了已经四十四岁的加藤美穗子。
　　 百团大战后，日军搞了个C行动计划。1943年9月至12月，日军集中力量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持续三个月的“毁灭性扫荡”。12月10日清晨，日军空袭晋察冀政治部所在地柏崖村，时任《晋察冀画报》社主任的沙飞背着两个装底片的牛皮包，在突围途中负伤。而军区锄奸部余部长的爱人，却被日本鬼子扒光衣服后杀害。他们不足两个月的孩子，被扔进锅里活活煮死。
　　 这件事对沙飞的刺激很深。“我们救了日本小女孩，把她还给了日军。而我们的孩子却被日本士兵活活煮死。一个是中国的文明，一个是日本的残暴。”
　　 “柏崖惨案”使沙飞的精神状况开始出现了问题。那个血腥的早晨，加上“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使得沙飞特别仇视日本人。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大约有二百余名在日军投降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医护人员，津泽胜就是其中之一的日藉医生。
　　 津泽胜出生于日本熊本县，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是稗田宪太郎的学生。1943年，津泽胜在北平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开诊所。1945年10月，经稗田动员到张家口参加了八路军。时任和平医院一部主任医师，工作严谨，认真负责，在病人中颇有声望，当时是沙飞的主治医生。
　　 住院期间，沙飞曾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
　　 据沙飞生前的护理员回忆：沙飞住院期间情绪极不稳定，性情古怪多疑，有时甚至是狂躁不安，这种现象下午为重。沙飞对日本侵略者无比仇视，每当谈起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暴行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他都恨得咬牙切齿。他甚至憎恨所有日本人，包括为他治病的津泽胜。有一次，沙飞在院子里散步，他突然问护理员：“小鬼，你说津泽胜是不是好人呢？”护理员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好人。”沙飞听了很生气：“你这个小鬼太单纯了，看问题太片面，你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比如津泽胜要我多散步，冬天多晒太阳，这表面上看是为了病人好，但是只是想通过散步消耗我的体力，通过晒太阳，利用紫外线杀伤我的细胞减少我体内的抵抗力。这就好比他平时给我透视照相一样，想利用放射线杀灭我体内的细胞，借此达到他杀人的目的是一样的，你怎么还说他是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