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样的日子似乎过了很久，当我16岁那年，城市和学校开始宣传革命知识青年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接受锻炼，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我们这样的有历史问题的家庭也自然受到了冲击，我的父母因为平时恭顺，对待每个人都是客气无比，连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了面，都十分友好地招呼，塞些饼干，糖果什么。
那个年代，形势虽然一片大好，可是人吃五谷杂粮总归还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毛病的。此时的医院早就乱套了，大大小小的医院里已经被成分好的卫校的小伙子小姑娘们把持着，老的医生有技术的医生被当成了“白专路线代表”早赶进了“牛棚”。
可惜的是这些“小将”们大道理都是慷慨激昂，治病救人，那是不会的；至于看病能否看好，那只有天晓得了。去医院的病人，看个病，医生们还要问下成分是什么。若是革命家庭，革命群众，还能随手配个药，打个针什么的；若是我们这般的家庭，那定是棍棒伺候，打将出去的。
幸好父亲早年是这个城市有名的外科医生，一般的内科毛病也多少能看一些。这个优势不但在当时保全了我们的家庭，也为我之后去香港提供了机会。
许多周围的邻居都会来家里请父亲诊断、看病，这个时候讲的是革命同志的情谊了，不在乎什么成分了。
人们在生死问题的面前总是卑微和恐惧的。

记得，当时有个街道的革委会主任，吉林长春人，之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干事，是王洪文的同事加同乡，有了这层关系后，和王洪文打的火热。
文革开始后，是“工总司”的一个小头目，随王直接策划并参与了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件”以及随后的“康平路事件”等上海著名的造反活动。
但是这个家伙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色！与无数有夫之妇打的火热，气焰嚣张，平时又不把徐景贤放在眼里，为徐所厌恶。
后来因利用王洪文的幌子骗奸了原市委的几个干部的女儿，被这些老干部告到王洪文处，王此时正得到风声，即将上调中央，不想授人以柄，加上徐景贤一边吹风，此人于是被发配到南市区，来到我们家所在的街道革委会，当了一名革委会主任。
只是此人恶习不改，没有了显赫身份，反而越发肆无忌惮。不断利用职权强奸、调戏普通妇女，众人皆知此人背景，敢怒不敢言。
一日，此人找到我父亲，神秘地找去他办公室，找我父亲帮一个忙：原来，他属下一个街道办一个女性工作人员被他搞大了肚子，需要父亲帮他去处理这个棘手问题。
父亲虽然十分鄙视此人，但是，此人却是我们这里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官了，只能强压恶心，勉强答应。
手术是在街道的一个下设小厂里做的，器械是这个主任早就按父亲的要求准备好的。因为没有护士，父亲只好找了母亲做了助手。
因为怀孕的时间还不算长，手术还算顺利，父亲最担心的大出血没有发生，那个主任很满意，送女下属回去后，大包大揽地对父亲许诺，今后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他帮忙。
父亲没有吭声，默默推着自行车和母亲回到了家中。
一回到家，父亲和母亲抱头痛哭，我和姐姐不知所措站在一旁，父亲拉过我，一字一句地对母亲说：“这个地方，小祥（我的乳名）和馨妤（我姐姐）不能再待了！我们必须把他们送走！”
母亲有些舍不得，但是看见父亲悲愤的样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2012，我想提前告诉大家的一点的是，那天虽然并非世界末日，但是是个倒计时的开始。
我们所生存的宇宙其实是个漏斗，漏斗是对称的，并非我们意念中是个整体空间的概念，说的简单点，我们的世界是平行的，每个地方都有对应的宇宙节点，宇宙的外面是什么，你想过么？
还想提醒大家的是，促使我写下此文的原因，是前端时间，美国的一批退役的空军军官集体出来追忆他们曾经接触过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故事（所谓UFO只是内地报道的一个障眼法）；还有新西兰公布了几千份有关不明飞行物的调查报告。大陆的央视也报道了，但是语焉不详，还有至今世界各地不断的“天坑”出现（大陆好像已经不报道了）……
我是在香港看见这些事情的报道的，很多事情的真相我很清楚。
大家完全可以怀疑这些报告99%都是假的，但是，如果有一件，只要一件！确实是真实事件的话，请仔细思索一下，那么你们的信仰和政治体系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想，是时候把一切都说出来了。
父亲那天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后来意识到的。
那件小手术事情发生以后，我发觉父母变的很神秘。母亲收藏了一部收音机，德国“根德”的老牌子，是外公的遗物。
只是母亲一直很小心地收藏在外婆陪嫁时候遗留下来的一个大木头箱子下面，平时很少听，也从不让我们姐弟俩碰。
父亲是知道这个收音机的，也从不去关心。我曾经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拿出来用，他淡淡地说，没什么好听的。
我觉得也是，那时候各家虽然都没收音机，但是并不缺广播。在各个街道，弄堂口，以及学校操场，都安置着巨大的扩音喇叭。每天几乎昼夜不停地广播大好形势或是对某某领导的批判。偶尔有点音乐，不是《东方红》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
有时深夜，喇叭好容易停了，也可能会突然噪杂起来，开始播放《东方红》，我们所有人必须立刻爬起来，穿好衣服，恭顺地集合在街道上，那是有最高指示出来了。
我觉得神秘的事情是说，我的家是个老式的厢房，一室一厅，父母在房间内睡，我和姐姐是在厅里各搭了个床睡，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
那时候没什么夜生活的，我们都睡的很早。
有天夜里，我发现父母房间里门是关着，但是传来一些很轻微的悉悉索索的似乎有人报数字的声音。
我睡的睡眼惺忪，可又十分好奇，揉揉眼睛，就不管不顾地想推开门进去看看。门自然是反锁着的，里面的父母听见动静，不知道又在忙活什么，等了好一会才开门。
我推门一看，父母的床铺还是整整齐齐地铺着，没有一丝凌乱的样子。看样子，他们一直没睡觉。我好奇地问他们，干嘛呢。
母亲有些不耐烦地催我回去睡觉，叮嘱我不要声张。父亲则一声不吭地手里拿了张纸，对着台灯，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而我分明地看见，一直被母亲当宝贝收藏的收音机，正歪七斜八地放在父亲的脚边。
难道他们晚上在听收音机？可听什么呢？
那时，我已经小学快毕业了，从小受到的都是革命教育，满脑子都是抓特务和参加解放军去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民，虽然自己没能成为毛主席的红小兵，但是我脑子里的警惕意识还是很强。
难道，他们是在收听敌台？我的父母是特务？
回到床上，我被自己的答案给吓坏了。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想推醒一旁熟睡的姐姐，可不知道姐姐会不会也是特务，他们知道我要是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会不会杀了我！？

自此以后，我每天夜里都不敢睡的很死，看父母的眼光也变的怀疑和胆怯。父母似乎并未觉察我的改变，倒是母亲不住地叮嘱我不要把那天晚上看见的事情乱说出去。

我心里很害怕，但是也十分地兴奋，那时候，我正努力想加入某个红小兵的组织，我觉得，我要是能成为个英雄，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光荣的红小兵了。
这个想法像个蚂蚁一样不断侵蚀着我的内心，我既矛盾，又激动。
终于一天中午，我悄悄将这个事情，报告了学校管工宣的一个老师，他听见我的汇报后，兴奋地涨红了脸，摸着我的头，不住地表扬我是个革命意识坚定的毛主席的红战士，我听了，也激动不已。一股幸福感涨满了全胸。他关照我不要声张，会有人来处理这个事情。
汇报完，我出来的时候，整个人有种虚脱的感觉。回到家里，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和往常一样趴在饭桌上写作业。
吃完晚饭，正当我们全家在收拾桌子的时候，门被狂暴的敲门声给敲开了，中午听到我汇报的这个老师带领了一帮人冲进了我的家里。
他们一把掐住父亲的衣领，气势汹汹地追问他，电台在哪里！？母亲吓坏了，搂着我和姐姐站在父亲的背后，不住颤抖，父亲扭过头狠狠挖了我一眼。
我有些紧张，在母亲的怀里缩成了一团。
父亲却很坦然，说，没什么电台，你们可以搜！
这些人于是毫不客气地在我家里外搜了起来，抛物砸碗，一片狼籍。我有点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事情，可是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结果是这些人什么也没搜到，家里却被扔的里外都是衣物和书籍。他们有些不甘心，于是将我的父亲扭送出了家门。母亲上前去拦阻，却被推了个趔趄，被我和姐姐扶住才没摔倒。
这天晚上，父亲没有回来，我们也一夜未睡。

过了几天，因为没什么凭据，父亲被人暴打了一顿，才放了出来。
母亲去接的他，两人相互搀扶着慢慢回到家里，姐姐打了一些热水，小心地和母亲一起帮父亲擦洗，我也想上前帮忙，却被母亲推到了一旁。自从父亲被抓走，母亲就没和我说过一句话。
我委屈地哭了起来，父亲招呼我过来，拉着我的手安慰我别哭，一边擦着我的眼泪，说不是我的错，一边还嗔怪母亲不要把气都撒在孩子身上。
那一年夏天，我14岁，小学毕业了。
后来的2年，我再也没在家里看见那台收音机，也再也没听父母提起过这个事情。
直到我16岁，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街道的工作人员开始不停地出入各个家庭，劝说家里有年轻人的要让孩子响应国家的号召，去更加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去开拓事业，支援伟大的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进行。
广播里天天发表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指示，父亲每次听见都会很小声地说：“用完了就丢，当人是草纸啊！”
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只是很坚定地表示，要不等不靠，自力更生，想去外面的世界创一番事业。
那时候，家里2个孩子，可以留一个在城市，我毅然表示，我愿意出去，愿意去接受再锻炼！
母亲十分地舍不得，父亲不说话，看的出来，也非常犹豫。

日子一天天过去，街道的工作人员已经来家无数次，几乎就是下了最后通牒，再不放我走，就把姐姐送到去黑龙江的火车上去！

这天晚上，家人正在吃饭，我刚放下碗筷，父母对视了一眼，我觉得有点异样，果然，父亲要母亲把碗筷拿到外间的靠近楼梯口的水房去洗，还叮嘱母亲，小心点，我很疑惑，可没敢问。
父亲走进自己的房间，招呼我和姐姐进去，一进去，我就发现，他们的床下塞着2个厚厚的帆布提包，鼓鼓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正要开口问，父亲先开口了：“小祥，你今晚就走！走的越远越好！“我和姐姐很奇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明天一早，小祥你去你姑妈家，那里会有人给你们安排好一切的。”父亲小声地说。
“去哪里？为什么要我走！？”我忽然像被打了一耳光，嚷了起来。
“为什么要小祥走啊？要走，我走！”姐姐以为是要去插队，忙挺身想换下我。
父亲沉默了一会，才吐出口气，缓缓地说道：“别吵！不是去插队，是去找你小外公。”
我脑子里几乎没这个小外公的任何概念。姐姐倒是还听母亲说过一点小外公的事情，问道：“他不是死了么？”母亲之前曾回答姐姐小外公的下落时候，简单地说他已经打仗死了。
“他没死，倒是一直挂念着我们。”
父亲看出我们的疑惑，终于告诉了我们一个至今我都不敢相信的秘密。

原来我只知道母亲家姓盛，其他一概不知，也从未听他们提起，父亲告诉我说，我的外公一家曾经是上海的名门望族……（具体的家谱，我这里就不累述了），清代中叶自江苏龙溪迁至上海，历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有一人成为当时国家的中流砥柱，这人即是太公公的同胞兄弟盛宣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下这个名字）
太公公去世后，盛宣怀即将我的外公及其家族中人接到家中居住，照料。外公自小聪明伶俐，深得盛宣怀赏识，无论大事小事，都愿意带着外公去见世面，对外公视若己出，外公称盛宣怀为“过房爷（ya)"
外公在盛府长到16岁，即是我今天这个年纪。一日起夜，忽然见“过房爷”房内灯火通明，身影婆娑，很好奇，走上前去，拦住正欲进屋的平日府中教自己读书的陈师傅问个究竟，内屋的“过房爷”听到动静，推开房门，叫外公进去。外公进去后，发现“过房爷”招来的一个专门负责煤矿的英国工程师丹利文以及管家孙先生正围在“过房爷”的书桌上，凑着2只小孩腕口粗的蜡烛仔细看个东西，嘴里还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这个英国工程师丹利文粗通中文，平时一般是不到府上的，因为实际上他是李鸿章请来的人，在李众多属下中，只有外公的“过房爷”比较熟悉洋务，而且喜爱西式的物品，多次和其请教一些西方的风土人情以及工具器械，两人遂经常走在一起。外公小时候还随其学过几年英文，因此也比较熟悉此人。
后李鸿章勘探萍乡煤矿，打算开采后，开办铁厂，在盛宣怀的推荐下，李指派丹利文负责萍乡煤矿的勘探以及开采等事宜的指导和建设工作。因为要左宗堂争办洋务，所以，多次指令丹利文不安排好煤矿开采事宜，不得随意回来。
外公还没喊出丹利文“师傅”，就被他一把拉了过来，递给了外公一个样貌奇特的物件——一个黑色的方方正正的盒子，非铁非木，不知道什么材质，中间有个半圆形状的突起的盖子，紧扣在盒子表面，怎么扳也扳不下来。更为奇特的是，侧耳倾听，似乎能听见盒子内有连续不断地不知道什么声音在嗡嗡作响。
“过房爷”轻轻从外公手里接过这个东西，放在了桌上，告诉外公，这个东西，是上周丹利文师傅在进入井下30多米的一个煤层勘探时候发现的。这口煤井是刚刚开挖的，除了前面探煤的工人外，再无他人涉足。发现此物时候，非常惊奇，因为此地地处偏僻，煤矿的勘探和开采是极其隐秘的，而且由于李鸿章关系，当地官府派了不少兵丁在此附近守卫，一般不可能有外人进的来。
而且，此处深达30多米，想下来必须要通过至少4个人放篮筐和吊索才能下的来，这么多人进来，不可能不被周围巡逻的工人以及官兵察觉。再说了，来这么深的地方，放个这样一个不清不楚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含义呢？
父亲说到这里，我和姐姐都有些着急了，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还有这些事情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时候，母亲洗碗回来了，听见她开门后仔细地反锁了门，推门进来。冲父亲点了点头，问道：“你都说了？”
父亲苦笑了一下，说：“感觉是在说个故事一样，他们问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剩下的，还是你自己说吧。”
母亲听了，点点头，悄声和父亲说，要赶紧，小祥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一些事情要和他交代明白了。
我困惑地望着母亲，等着她的“交代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