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似已很遥远的学生时代，总把作文当小说写，一个学期比别人多买好几个作文本，高中时第一篇作文就把本子写到了最后一页。然而时过境迁，许多年过去了，自己却一步步弄起分行的文字来，以致不成器的诗歌写了一大箩筐，其余的作品杂七杂八叠加起来还不够出一本集子。
　　 想来这么些年，阅读的作品从国内到国外，一直以小说为主，似乎只有小说能凭情节感动吸引自己长期阅读下去，以致写的诗也像叙述一个故事似的，纯粹以抒情为务的诗于我是不屑写的，七亩园学委主持朱多锦先生就说这是受了过多“小说情节”影响的缘故。
　　 我有5年时间只看外国长篇小说，国内的一篇没看，算来读过的外国中长篇小说大致有200来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地域文化背景的隔膜，弥补了知识的裂缝，使得对西方文学作品的把握是敞亮的，对有些国家的作家写作风格是了解的；历年的阅读不但充实了内在心灵，而且益发推崇心灵自由的精神，逐渐有了怀疑主义式的思维惯性。
　　 当然，受益更多的还是提高了语言的表述能力，“进入文学堡垒的唯一一道门就是语言（张炜语）”，乾隆写了两万多首诗，也没赢来诗人的名分，想是语言没有过关。我想诗人阅读小说肯定是大有人在，外国文学作品尽管隔着一层中文的薄膜不易体会，不易看清原作的细部纹理和光泽，但其修辞特性还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像王蒙的《雄辩症》，显然是受了阿根廷作家萨瓦托的《地道》的影响，连里面的句子也是，王蒙所写“我没说你放了毒药，而你说我说你放了毒药”，与《地道》中“我没有说你不爱他，而你自己跟我说你不像刚结婚时爱他”像电影《地道战》一样是相通的；像“总之我的行动没有任何一点值得一个做父亲的向他儿子说你刚才对我说的这番话（小仲马《茶花女》）”，像“那渐渐合拢并且最终消失的尾波当然比航船在辽阔的海面犁开的一条深谷中巨大的坟丘般的波浪向两边裂开的景色更能给人慰籍（怀特《艾伦》）”，这样的语言的琥珀，国内小说中几乎是见不到的，只有大手笔的作家才能把平庸的东西化为神奇。有时我想我在外国小说阅读中进行的自我教育，将小说的叙事、视角运用到诗歌写作中，把狗腿扯到羊胯上，于今天乱糟糟的诗写作中，也未必不算是一条路子。
　　 当文学素养、创作水平渐由幼齿转成熟，渐由业余转专业的时候（虽常鳞凡介，尚不至于不敢相信这点直觉），于诗，我还是虔诚的，一直也还算努力，力图掌握这门极其困难的艺术，尽管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2007年参加省作协15届作家班培训，2008年参与七亩园文化沙龙建设，2009年读山大作家班，对诗写作的认识有了不小的提高。不少关注我的老诗人、老作家也一直期望我坚持把诗写下去，写好它，先别搞其他体裁。这两年加强了对诗的阅读，我大概是最早从市图书馆借出特洛斯特罗默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新版诗集的借阅者，准备用两年的时间把省图、市图中近年来出的中外诗选看完，这样就得减少外国现代小说的阅读量，而这于我其实是不大情愿的。在阅读国外诗歌的过程中，感到因译本不同同一首诗的差别很大，像米沃什的一首短诗，有人译成《礼物》，有人译成《天赋》，于是自己不得不抄了很多不同译者的同一译诗加以比较，大动了动笔头。
　　 从嗜读又有读无类到坚持不懈地阅读既定作品，我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受益者，虽说开卷有益，但一直觉得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要求自己不读杂书，而是读实至名归的理想之书。以前曾制定每晚50页的读书计划，坚持了不少年，以致庙修好了，和尚老了。诗人王松兄曾在一场合说：“王霁良这小子没有泡吧、宵夜的时间，每晚50页书不是一时半会能读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