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暑假，我在深圳度过。
　　
　　 我的父母，和千千万万个其他在深圳的人一样，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千千万万的人，和我父母一样，在这样的城市里吃喝拉撒地生活着。我记得一位诗人说过这样一句精辟的话，“(他们)膏药一样的命运，不疼了，谁都可以把他揭掉。”而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的膏药，附着在深圳上，而深圳的某些部位，还在隐隐作痛。
　　
　　 那年暑假，我和父母住在深圳。
　　
　　 那年暑假的一天，天空有些昏暗，我穿过一扇破旧的大门，拖着一个大包，扶着掉了石灰的砖墙，在石灰碎片掉在楼梯上的“唰唰”声中爬上了二楼，走进了我父母的住处。
　　 这是一栋五层的宿舍楼，它像一个臃肿的老人一样，庞大而又陈旧。许多像我父母一样弱小的人住在里面，他们似乎是看重了它的庞大而去那里寻求庇护的。二楼那间靠楼梯口的二十来个平方米的租房里，住着五对父母，其中有一对是我的，来自湖南。其他的分别来自四川、广西、湖北，还有一对好像来自河南。我进来的时候，他们都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也算是对我闯入他们生活的一种许可。我报之以一笑，算是对他们的回应，也算是对他们的许可表示感谢。就这样，我走了进来。因为有他们的许可，我感到合法而觉得有点轻松。而这房间的不宽松显然没有因为我有点轻松而有所变化。我看到，正对门是一间小小的澡室，五张床和五个煤气灶有规律地挤在一起，中间夹着一张小方桌和几根小矮凳。当我，可以确切一点地说，塞进来的时候，这房间便更显昏暗了，而我表示无可奈何，我总不能冲出去对着天空大吼：鬼天气，为什么不洒些阳光放我身上？
　　 接下来父母便开始为我布置床铺。我睡的是上铺，上铺原先堆放着一些杂物，如衣服、被子等，被分别装进几个袋子。我们把袋子放下来，然后往床下塞。我们都听到了一只桶子被挤倒的声音，却没有听到接下来的滚动声。因为床底下有限的空间不允许它恣意妄为。就这样，在这只桶子无可奈何的沉默中，我在深圳的暑假生活开始了。
　　
　　 母亲在做饭的时候对我说，儿啊，来，妈告诉你，这只桶子里有蛋，你爹和我白天要上班，你自己煮饭记得去打两个。说着她就去拉床底下的一只桶子，把一个塑料袋子从里面提了出来。
　　 怎么会这样呢？母亲皱了皱眉。随着塑料袋子的打开，一股腥臭钻了出来。一大团白胖胖的蛆虫在里面不安的扭动着，显然对这个袋子束缚了它们的活动空间表示强烈的不满。
　　 我以为等你来了给你吃，才五六天啊。母亲因为觉得怠慢了我而感到不安，语气中透出一点自责，声音越来越小，这几天我一直没去看。
　　
　　 我知道母亲这几年是怎样过日子的。父亲曾经偷偷地在信中告诉过我。母亲总是在周末的傍晚走五六里路去中心市场买菜，因为那里的菜便宜，在市场收摊时那些择剩的菜就更便宜了。母亲花两块钱就可以买一个星期的菜。她总是一买就是两块钱，就吃一个星期。父亲做工的地方是管饭的，不要自己做。于是他就心疼母亲，多次对母亲说，你看这菜，放久了就坏了，总是吃坏的要吃坏身子的。然而母亲很倔强，说她做的是手上工夫，不像父亲做的那样累人，那样花力气，她没事的。她煮一个胡萝卜就吃一天，两根芹菜也是一天。这几年她就这样过来了。
　　
　　 现在，我还可以看见一个焉了的胡萝卜和两根干黄的芹菜歪躺在床脚边。
　　 现在，在她的儿子从湖南赶来的时候，她把十个腥臭的鸭蛋做为见面礼，放在我的面前。
　　 我说好臭，便转过身去，抬起了手。
　　 我一转过身，便抬起手堵住了我的眼睛。我不忍心让我的泪水在母亲面前像洪水一样泛滥，然后将我瘦削的母亲淹没。
　　
　　 第二天中午，母亲破例回来了。她要带我去买菜以及其它生活用品。母亲中午一般是不回来的。租房离母亲所在的华生厂有三四里路，她中午一般是要小睡一会儿，以弥补晚上睡眠的严重不足。而她要是回来，也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睡了。华生厂是个玩具厂。中午，母亲就常常趴在制玩具的桌子上安然入睡。问题就出在了她中午不回租房上。这也是父亲要我中午给母亲送饭的原因。母亲太节俭了，节俭到了自虐的地步。中午她不回租房，而在外面吃饭至少要两块，母亲认为太贵了，就常常花五毛钱买一个包子或一块西瓜算一餐。而下午的休息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是来不及回租房的。于是，母亲中午若吃一个包子，那下午就吃一块西瓜，中午若吃一块西瓜，那下午就吃一个包子。而下午的一块西瓜或一个包子就常常要熬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要是货太多，熬到三四点也不是没有过。华生厂一个和我母亲很要好的老乡就曾经对我父亲提到这件事。她说我母亲从来不和她一起吃饭，她吃完饭回来总是碰到我母亲在就着一杯生活用水嚼包子或者在啃着一块西瓜。若是在啃西瓜她几乎连西瓜皮都啃了。她每次问我母亲就这样不饿？而我母亲总是把头坚决地一摇，不饿。这个老乡还顺带着告诉我父亲一个关于我母亲的笑话。她说有一次她老公给她送饭来了。她是不要他送饭的，但那次来了客人，他煮了很多好菜，所以就给她送来了。可是来晚了一点，她已经吃过了。她刚想要他把饭带回去，忽然就想起了我母亲，于是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只说刚吃过，放这儿，过会儿再吃。把他打发走了。然后她就来到正在啃西瓜的我母亲身边，问，吃这点就饱了？我母亲说，饱了，饱了。接着很夸张地打了一个饱嗝，说，嗯，饱了，真的饱了。说着她把那块还没有完全只剩下一点皮的西瓜皮扔进了竹篓，眼神还跟着那块西瓜皮在竹篓里跳了几下。尽管我母亲的饱嗝打得很夸张，但她还是把碗拿了出来，放在我母亲的面前，说，我那个人刚才给我送饭来了，而我吃饱了，你就吃了吧。说着就打了个干脆而又底气十足的饱嗝，货真价实。我母亲就将信将疑地看着她，小声地说，我不饿。她就装着生气的样子说，我和你都是谁跟谁啊，叫你吃你就吃吧。硬是把碗推到我母亲面前。我母亲就迟疑地吃了第一口，然后越吃越快，简直是狼吞虎咽。最后吃得只剩下一点汤了。我母亲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她，说，倒掉可惜了。就一仰脖子把那点汤咕隆一声喝了下去。那可是一个驴胶钵钵哪，最后她把两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比划着，笑了起来。但马上又变得严肃了。她对我父亲说，虽说家里有小孩子读书要钱花，可这样是要不得的，你应该说说她。我父亲就对母亲说了很多次。母亲总是说，好好好。可是父亲的话说了等于没说，是没有用的。他又不能时时刻刻守着母亲，也没有时间做饭给她送去。于是2004年的暑假，在我来深圳的第二天晚上，父亲就对我说，现在你有时间，明天起中午你就给你妈去送饭吧，下午就算了，随她吃点什么。然后他又叹了一口气说，她早上吃一顿，中午和下午等于没吃，下班到了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回来把个肚子撑得一个猪一样。好几年了，你妈这一饿一撑早折腾起胃病来了。
　　
　　 我来深圳的第二天中午，母亲一进屋就说，儿啊，今天我请假了，下午和晚上不上班。我取了两百块钱，我们去外面转转吧，你想要什么就买什么。
　　 我已经把饭做好了，菜是床脚边的那个胡萝卜和那两根芹菜。母亲看了看我做好的菜，就说，怎么不打两个蛋？但她立刻就意识到了什么，马上噤了声。
　　 我说，妈，这是我亲手做的，很好吃的。不信你尝尝。
　　 母亲就尝了尝，连说好吃，好吃。眼睛就湿润了。
　　
　　 母亲今天好像很高兴。她不去买廉价的处理菜。她称了一个鱼，剁了两斤肉，没有和卖主讨价还价，非常爽快。然后她就带着我走进了一家超市。她说，儿，来，给你买两包奶粉。我说妈，不要了吧。我的话还没说完，母亲就瞪了我一眼，接着便和颜悦色起来，傻儿子，你还在读书，正是长身体长智力的时候，怎么能不吃呢？你是怕以后妈老了要吃你的吧？我点了点头，既而又赶忙把头摇了摇，嘴里含糊地应了一声，嗯。就低下头选了两包奶粉。母亲这时候又有了笑容。在收银台付钱的时候，母亲突然又折了进去，出来时手里拿着一瓶拉芳洗发水。她笑着对我说，屋里那个是四块钱一大瓶的，你洗这个。出来后母亲又拉着我停在了一家服装店的门口，去给你买条裤子。你在学校里要和别人打队，不要穿得太寒酸了。母亲知道我喜欢穿白色的，就挑了一条摸起来手感非常好的白色休闲裤叫我去试一下。我穿出来站在母亲面前的时候，她提提这儿，扯扯那儿，说，嗯，非常好。那漂亮的服务员笑着对母亲说，啧啧，看你这伢仔长得俊的，穿上这裤子就更靓了。母亲听了露出了骄傲的笑容。然而一看标价：55。我都替母亲吃了一惊。母亲却不慌不忙地和那服务员讲开了价钱。最终讲成了39块。我说妈，别买了。母亲一下子就把脸孔板了起来，看你穿成那副样子，人家还以为你是没娘崽。我轻声地说，妈，那我再去试一下。一钻进试衣间，我的眼泪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了出来。最后母亲还给我买了一件衣服。母亲说，你看，穿着多体面。刚回到租房，母亲又说你等一下，就跑出去了。原来她是去下面商店里买一瓶雪碧。母亲将它放在桌子上说，我差点忘了，你喜欢喝可乐。她说的是我初二那年暑假，有一天我姨夫来了，带了一瓶雪碧，我喝了一杯还要再喝，被母亲训斥了一顿的事。我笑着说，我也差点忘了。
　　
　　 父亲下班要下得早一些，一般是晚上十点。晚上我和母亲就等父亲回来吃了晚饭。然后母亲看着洗澡间没人就去洗澡。而父亲要我给母亲送饭的事就是这时候说的。他悄悄地对我说，华生厂你知道吗？从天桥上走过去是上园大酒店……我说我知道。其实我真的知道，我没有撒谎。初二那年暑假我去那玩过。因此父亲后面的话我就没太在意。没想到这个没太在意直接让我在第二天吃够了苦头。
　　
　　 我只知道上园大酒店前面新修了非常壮观的三层立交桥，而没有想到新桥第三工业区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以前的小弄子都搞成了服装店、皮鞋城，各种各样的酒店以及各式各样的气派旅馆。于是我在里面被搞得昏头转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试着向别人问了问路。而几乎所有的人都用他们清晰的手指含糊地一指，把这里清晰的建筑物指得一片迷茫。有的人则根本不屑于理睬。最后在一名五十多岁老妇人的详细指点下，我发现自己走了这么远的路完全是南辕北辙。于是我就摸索着往回走，按老妇人的指点又转了两道弯，终于看到一栋高大建筑物楼顶上的“华生”二字。
　　 此时，华生厂门口人山人海。我知道早已过了下班的时间，于是就只好站在厂门口紧张地扫视每一张进出的脸孔，热切地等待着。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我看到母亲在路边一边啃着西瓜，一边往这边走来。我急忙迎了上去，叫了一声妈。母亲很惊讶地看着我，一时还没回过神来。我把饭盒举到她面前，说，我给你送饭来了。母亲就用责备的口吻说，谁叫你来送的，不到屋里好好看书？但看她的眼神，我知道母亲很喜悦，甚至还有种幸福感。来，跟我来。母亲把我拉过了马路，来到华生厂斜对面的一家超市的走廊上。她从超市门口取过来两张硬纸板，我俩每人一张，贴在屁股下面坐着。母亲这时候很高兴了。我对她说了我找华生厂所费的周折，她就笑了起来。于是她一边吃饭一边兴奋地向我介绍着这几年这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母亲吃完饭的时候，那个和她非常要好的老乡走过来了。这是我儿子，母亲笑着对她说，唉，你要是早来一下，可以尝一块肉。儿子都长这么大了，你享福了。那看上去有点发福的女人打着哈哈说，刚刚我在那里吃过肉。哪里，没做什么事，懒长，懒长。母亲笑着看了看我，又对我说，你等一下，我去买点东西。她就走到超市里面去了。那老乡直接走过来坐在我母亲坐的地方，又对我说起了那则关于我母亲的笑话。我笑了笑。她突然对着前面说了一句语气非常茫然的话，把孩子拉扯成人不容易啊。忽然又转过头来对着我声音洪亮地说了一句，你还好，心里挂着父母。我正要不好意思起来，她又转头对着前面去了，语气又很茫然，要孝敬父母啊。这时母亲从超市里面走了出来。她把一盒光明鲜奶递到我面前说，是冰箱里的，趁凉喝了吧。我说妈，你去花这些钱干吗？母亲说，你又要我说，你正在长身体长……我说好了好了，我喝。母亲还拿了一瓶矿泉水，把它递给那个老乡，老桃，你喝，润润喉咙。然而她坚持不要，起身说她先回厂里了，让我母亲随后去。母亲应了一声，就自己喝了一口。母亲对我说，现在还早，我们去走走吧。我说好的。母亲便告诉我最近的那条路怎么走，并且沿那条路把我送到了上园大酒店。母亲把那还没喝完一半的矿泉水递给我说，你喝了它，我不渴。她便回头走回厂里上班去了。
　　
　　 来深圳的前几天，我一直比较注意父亲的那双手。在家里的时候，一想起父亲那双游动在深圳的手，我就忍不住要流下泪来。父亲在这个垃圾场做了很多年了，我初二那年暑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里做了。父亲和另外几个搬运工每天跟着一辆卡车走东奔西地在各个工厂之间搬运它们工业生产所产生的诸如废纸、废铁、废铜之类的垃圾，以便二次利用。父亲他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垃圾搬运至卡车上。当然，当需要搬运的是一些废铁、废铜等重金属时，这项工作便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很容易受伤。而父亲办事向来非常勤快，非常利索，讲究效率。用母亲的话说就是“老是毛手毛脚的”。因此自从进入这个垃圾场以来，受伤便成为父亲的家常便饭。用他自己的话说，掉肉是常事，流血是小事，掉皮不算事。我一直记得两年前父亲右手大拇指的那次脱胎换骨。当那要命的铁丝将父亲的右手大拇指整个儿地割了一圈时，父亲当时并没有感到痛，而是轻轻地拨弄着那根微微摇晃的大拇指，和其他人一起惊叹于指骨上那道明晰的划痕。然而这种情形仅仅继续了不到两秒钟，父亲脸上潇洒的神色便凝固了，继之而来的是憋得发紫的脸庞和大颗大颗往下掉的汗珠……那根大拇指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后，终于向我父亲宣布：我再也直不起来了。父亲看着那圈不规则的疤痕，居然还有心开这样的玩笑：我戴了一个免费大戒指，占了个大便宜。当然除此之外我还记得很多。比如说，父亲的脚有一次差点被铁丝刺穿。他的额头有一次被铁器划开一道口子，上面缝了七针。到现在，他的头有时还痛得厉害。他的每一个手指头，每一个脚趾，手掌、手背、膝盖、腿肚子、脚后跟都曾有过不止一次的光荣历史。我现在所看到的父亲的手和脚，包裹在外面的都是再生皮肤，甚至是三生皮肤。我看到父亲手脚的皮肤凹凸得极不平坦，时不时来一个不屈的扭动，似乎在向父亲因为当初对它们所受创伤程度的严重不平衡而提出强烈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