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相思湖畔的民大居住，已经度过了三十八个春秋，要是有人问我的感受，我会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一直深切热爱着的地方。
　　 也许我的同龄人会用这样的述语：“三十八年来的风风雨雨”，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三十八年来我一直在相思湖畔流连，那些旧日的时光，早已化作云烟散去，但是在我的记忆里，风是清凉之风，雨是滋润之雨，这使我深深的怀念着过去的一切。
　　 我在来民院读书之前，在老家生产队“回乡干革命”的时候，就听到一位原“国民党老兵”说的话：“记得当年我当兵之时，驻扎在南宁西效的西乡塘，我听人说那里是个风水宝地：‘三盘曲水，九龙朝珠’。那里有奇花异草、茂林修竹，是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当时的我从没走出老家的大山，没见过世面，高中刚毕业又回了乡，对那位“老兵”的描述我充满了遐想和向往，心想一定要到西乡塘走一走，才不枉却了此生。
　　 时过两年，没想到我的梦想竟然成真了！
　　 人生真的不乏巧合之事。1974年秋，我接到广西民族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我兴奋不已，心里说，从此我就是大学生了！通知书上说明：到南宁汽车站之后，再乘4路公共汽车，到西乡塘站下车即可。当“西乡塘”三字映入我的眼帘时，我心花怒放，心里说，这回我可以尽情的欣赏“西乡塘”的秀丽风光了。
　　 1974年9月，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跨进了广西民族学院的大门，从此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使我这个大山里农民的孩子成为新一代的大学生，继而加入了大学教师的行列。
　　 曾记得我上大学之时，生产队组织十几个“贫下中农”社员为我送行，他们像送青年去参军一样，给我戴上大红花，帮我挑行李，翻过了两座山岗。我提前三天到县城住旅社，为的是保证买到至南宁的汽车票。那天我到南宁汽车站，在出站口就看见巨大的“广西民族学院新生接待处”的牌子。那里站着五六个人，为首的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者，他身形消瘦，精神矍铄，古铜色的脸上带着笑容。那位老者向前来的民院新生一一握手，并向他们说：“把行李带好，到牌子下面集中，等下子学校有车来接我们的。”他的音容笑貌是那样的和蔼与亲切。曾记得他与我握手的时候，他关切地问我：“吃饭了没有？”我答说：“吃过了，我们在‘两江’吃过了。”他稍微沉思了一下微笑说：“哦，是武鸣的两江哦。”一位老届生对我耳语说：“他就是校革委主任，他姓任，来接站两天了。”我听了这话，不禁肃然起敬，心底立刻涌起一股感激的暖流。
　　 当我第一步跨进民院东大门的时刻，巍巍校门上“广西民族学院”赫赫六个大字映入眼帘，我顿时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并感到无上的荣光。进入校门时第一眼就看到一幅巨大的标语，上面写着“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我心底里立刻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思绪，我是来受教育的，我能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吗？我有这个能力和义务吗？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在民族学院的大学生活。
　　 当时我被编入“数理化系物理74级”。初来民院的第一年，我们物理74级和化学74级的学生，就住在东校门左边的工棚里。那工棚是某基建工程遗留下来的，全是用竹篙、竹席和油毛毡搭盖的。虽然如此，但我丝毫没有条件差的感觉，是上大学的幸福感把一切都淹没了。
　　 曾记得，当时我们不用交学杂费和伙食费，每人每月还发3元生活补贴。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9元，不用发饭票，一日三餐，到时间就到饭堂去。饭堂工人按系、按班级划定区域摆好饭菜，各班级又自行按组分桌，这都是固定的，没有混乱。每逢周末饭堂给我们加菜一次。那时候讲的是“革命精神”和“政治觉悟”，我们从来不把饭菜当作话题的，何况饭菜的质量是绝对保证的。在当时如果饭堂搞不好伙食，那就是如何对待工农兵学员的原则问题了。学校饭堂经常在晚餐之后，按班分配剥菜（蔬菜的粗加工）任务，同学们都自觉参加这些义务劳动，没有偷懒的。
　　 从1974年到1978年，在我三年半的大学时光里，我经历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旧事。往事已如烟如梦，但是三十多年来它仍然萦绕在我的心头。对于过去那些既平常而又不寻常的日子，我深深的怀念并给予应有的宽容和足够的理解。
　　 那时候讲“政治挂帅”，每周只安排一到两天的专业教学时间，其余时间全用于政治学习、政治活动、开会和劳动。
　　 那时候我校还有几十亩田地的农场，养有几头大水牛。每个班都分到一块田地，并负责它的生产。那时候学校的主要领导是“校革委”主任——转业的老红军任国璋同志。有一次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我们还要办好农场，争取达到“粮食自给”的努力目标。我们经常挑着粪箕，到校外的荒野去捡牛粪当肥料，学校为了支援农业生产，把校内所有粪池的肥料都让给了附近的农村。
　　 那时候学校响应上级的号召，掀起“学朝农”（辽宁朝阳农学院）的热潮，“走出去，请进来”，“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校进驻了“工宣队”，指导我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学习，指导“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时候，一场“大学生毕业回乡当农民”的大讨论，一时间在校内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我们物理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都是面向工农业生产的实用技术基础，并以“三机一泵”为重点。“三机”就是柴油机、拖拉机和电动机；“一泵”就是水泵——抽水机。那时我们上的课程，《力学》和《热学》以“三机”的工作原理与维修技术为主；《光学》主攻照相原理与照相技术；《电学》以电表的设计与调试、电动机和发电机的维修为主要内容，我们还亲手设计制作了“万用电表”。《无线电》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课程，我们掌握了收音机、扩音机、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扫频仪等电子设备的维修技术。我们都以学到了实用的技术而骄傲。
　　 在那个年代里，学校响应上级的号召，大兴“开门办学”之风。我们物理74级，先后到“邕宁电机厂”、“宾阳农机修造厂”、“柳州拖拉机厂”、“来宾红河农场”、“北海市广播站”等单位去“开门办学”，一去就是一两个月的。除了搞“开门办学”之外，我们物理74级还独创了“开门自学”的异举，由四位同学两位老师组成一个“开门自学”小组，到当时的“南宁无线电八厂”近两年时间。
　　 在“柳州拖拉机厂”开门办学的一个半月时间里，理论课安排得很少，我们跟工人一样，日以继夜地“奋战”，加班加点，“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曾记得，当时我们班要与该厂职工举行一次联欢晚会，我们自编自演了一个名叫《抢险》的小品节目，剧情梗概是：某工厂大锅炉发生故障即将爆炸，在该厂“开门办学”的工农兵学员参加抢险，避免了一场大事故。我们还演唱了一首《拖拉机手之歌》，那首歌开头一句是“铁牛唱哎，马达吼，翻花的土块黑油油。”我和同学们为演出成功而激动不已。在“来宾红河农场”我和同学们都学会了开拖拉机。有一次我开手扶拖拉机时不小心，被它拽到水田里，弄了一身泥浆，好不狼狈。
　　 曾记得，我们班在学校开设“电机修理技术”课程的时候，老师到工厂领来许多坏电机让我们学习修理。我们需要购买大量的漆包线，但是当时商店有规定，购买漆包线要以等量的旧线或铜材交换才行。没有铜怎么办？于是老师决定“土法上马”自己炼铜。老师费尽心机弄到了一卡车铜矿粉，并到南宁铝厂借用他们的高炉焙烧。我们班的同学，轮流到南宁铝厂上炉台操作，有日班夜班。老师和我们一样，一天三班倒。我就上了两个夜班，虽然我们很辛苦，但谁也不叫苦和累。那时我们的劳动精神和干劲是今天不可比拟的。
　　 我对无线电课程产生极度的兴趣，每当老师上课，我问的问题是最多的。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我都用在业余无线电制作上，我的那点助学金大都用于购买元件去了。我对无线电入了迷，成天满脑子的无线电电路，当时同宿舍的同学都戏称我的头是“电脑”。对于“电子管收音机”我是装了又拆，拆了又装，如此反复好多次，在动手操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无限的愉快和满足。后来我又自装半导体收音机，从“单管机”到“两管机”到“四管机”，以至后来的“超外差式六管机”，每一种机型我都经过反复的研究和改造，还做了大量的笔记，我对于无线电的爱好简直达到了着魔的程度。当时学校规定宿舍不随意用电，有一次学校电工突然来检查，把我和其他同学的电烙铁、无线电制作品都没收了。其他同学不在乎，我却急得发了疯似的，不顾一切地去找电工要了回来。
　　 当时的我还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通读了中国四大名著和其他小说，如《聊斋志异》、《山海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等。还看了不少外国小说，如《简爱》、《悲惨世界》、《基度山伯爵》、《神曲》和凡尔纳系列幻想小说，所看的小说有数十部之多。同时还涉猎“唐诗”、“宋词”、“元曲”。这给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是不准谈恋爱的。这也好，校园中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显得很单纯，因为谁也不敢有那份杂念，所以相处时也很轻松和自然。在那“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岁月里，如果谁有什么明显的缺点错误，那将是够你受的了。
　　 那时候的周末，学校经常在灯光球场放露天电影，放的多是国产的红色影片，如《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金光大道》、和八个京剧样板戏等等，有时也放些苏联、南斯拉夫、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外国影片，如《列宁在一九一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卖花姑娘》、《一个护士的故事》、《南江村的妇女》等等。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敏锐地感觉到文艺界的日渐“松绑”，文革中被划为“毒草”的影片和文艺作品渐渐地开放、渐渐地向我们走近了。那时，学校相继在灯光球场公映《刘三姐》、《阿诗玛》、《天仙配》等，这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享受了一顿顿文化大餐，无不欢呼雀跃、大快人心。曾记得有一次学校在灯光球场公映老版越剧电影《红楼梦》，在看到林黛玉焚诗稿的那一场时，许多女同学竟然呜呜地哭出声来；在看到贾宝玉哭灵那一场时，我看到有些男同学偷偷抹眼泪，由于条件反射，我的喉咙也堵得慌。这种情形若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前非挨“批垮批臭”不可。那年头灯光球场的北面和西面一半设有宣传厨窗，那里经常展示各种政治文件，并加了锁的。打倒“四人帮”之后，厨窗里展示的内容改变了。曾记得有一次，学校在厨窗里破天荒地展示明星郭兰英的大幅照片，第二天早上就发现厨窗的玻璃被砸烂了，那张光艳夺目的明星照片被偷走了。这也难怪啊！那些年头无论是街上的书画店还是学校的图书馆，你只能看到伟人的画像，而明星的玉照你是绝对看不到的。
　　 那时候学校大礼堂门前的花园是最好玩的地方，因为那里显得很开阔，花圃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栽种着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虽然学校不准学生谈恋爱，但是晴日月夜总有不少男女同学在那里流连。他们是一帮一帮的而不是一对一对。他们在那里朗声唱歌谈笑而不是窃窃私语。听说有一年，中秋之夜，中文系有一位孤游者，手拿一壶酒，在花丛中躺着一边饮酒一边吟诗，后来大醉了，同学找来抬起他，他不肯走，嘴里不断地叨念：“月下花间一壶酒，月下花间一壶酒……”
　　 再说当年的民院校园风光，也是令我深切怀念的。当时的校园也很美，那是另一种韵味的美，美的率真，美的纯朴，美的自然。
　　 那时的八坡是一片荒野，那里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松林，没有房子，没有围墙，更没有校门。再往北走去是一片广阔的池塘，旁边长着翠绿的青草和菖蒲。从八坡到西乡塘公路只有一条狭窄的小道，路边丛生野草和杂花。每当走过，但见相思湖水从那倾泻可利江，发出哗啦啦的瀑布声，此时就好像身置坵壑一般。从现在的科枝楼通过相思桥直到现在的侧门，那一带原来是密匝匝的大松林，微风吹来，松涛阵阵，幽静非常。现在的玉兰路，当时路边有一排高大的凤凰树，春天开着繁盛的红花，东风吹动，远远望去酷似红色的海浪。现在的五坡教工宿舍区直到四栋高层区域，原来是开阔的荔枝园，当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累累呈现一片丰收景象。
　　 现在的民大，高楼大厦林立，亭榭桥廊密布，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校园环境风光交相辉映。比起当年来，可谓“面貌焕然一新”了，这与过去的民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过去了，过去了，往事已成烟，回思旧日，依稀如梦。我觉得我的大学生活是充实的，尽管那个年代的教育制度、教学形式和学习方法都有些畸形。如果说过去的岁月不堪回首，我觉得也不甚恰当的。
　　 是可爱的民院给予我学习和锻炼的机会；是可爱的老师给予我教育和指引，使我从单纯和幼稚逐步走向成熟；是相思湖的春风雨露哺育我成长。我的大学时光，尽管是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但这些经历都使我难以忘却，都是我人生值得回味和珍藏的精神财富，我永远是民大的眷恋者。在这民大六十周年大庆的日子里，抚今追昔，思及个人与学校的变化，可谓感慨万千。为表达我真诚而激动的情怀，特赋一律，以为本文之终结。诗曰：
　　 六十周年校庆抒怀
　　 春芳谢尽菊初黄，卅八长依可利江。
　　 环顾周遭今胜昔，纵观岁月叹尤慷！
　　 风流岂论宾跟主？人物难量寇与王。
　　 花甲重逢龄未老，新颜旧貌已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