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有些东西与生俱来，比如人的容貌；有些东西后天形成，比如人的兴趣。我对写作的兴趣好像属于前者，而对读书的兴趣却是后者。大体上，经历了由母亲高压，到半情不愿，到全身心的投入三个阶段。
　　 如果有谁从小就只爱读书不爱玩，我总疑心他受过什么特殊的刺激。我小时候能坐下来看书，纯粹是母亲威胁利诱的结果。“看完了再让你出去玩”是她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时光流逝，我逐渐大到了母亲不好意思打骂的年纪，这时的我对书籍不再排斥，学习娱乐之余，也会主动找“闲书”翻上两页，偶尔还会读出点兴趣，读出点收获。二十岁后，阅读已成习惯，等车时，等吃时，做事间隙，手上没书就仿佛无所依傍似的。到了这个时候，母亲又忍不住出来干预了，只不过内容与从前相反，叫我“上街去逛逛啊，不要老像蜗牛粘在房里。”书籍对我有了异乎寻常的吸引力。
　　 看《醒世姻缘传》，我窥见了中国式的人情世故；看《三国》，我觉出了群雄逐鹿的绝世悲壮；看《聊斋》，我惊叹于作者如此瑰丽的想象；看《儒林外史》，则折服于它对人性剖析的犀利、深刻。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正一“邪”，屠格涅夫和川端康成文笔如画。再加上奥斯汀的轻灵机俏，茨威格的心理惊悚，欧亨利的“含泪的微笑”，勃朗特姐妹的“同种异质”……这一切给了我巨大的艺术享受，提升了品味，也扩充了视野，对人生的内涵、生命的真谛有所领悟。上述那些不过是小说世界之一角，小说之外还有诗歌、散文、戏剧，文艺之外还有哲学、美学、历史。细想一想，博览群书确实是了不得的事情，书本对人类精神上的滋养也真到了“至矣尽矣，篾矣加矣”的地步。
　　 “读书人”在古代大约是个尊称，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中论及科举制度，曾颇为欣喜地说：“中国居然有那么长的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漫漫千余年来，文化人是极受尊重与推崇的有地位的一群。可惜事过境迁，“知识分子”在当代往往做了“书呆子”、“迂”、“贫穷”、“不活络”的代名词。这时若还嘴硬说“读书人”是褒义，实在连自己也难有自信，而钟情于书本的人在重利轻文的大氛围中笑得不能不有点勉强——当然笑还是在笑着的。
　　 有一年暑假，我和几个朋友一时心血来潮，将各人理想分别写在小纸片上，打乱后由众人猜测是谁写了哪一张。甲写“物理学家”大家不免啧啧称赞。乙想当大公司总裁自是心雄志大。丙愿从政，连省长都嫌小，少不得被揶揄一番，讲他年少轻狂，野心太大，当官岂是容易的事。唯我写的“作家”令众人笑痛了腮帮，纷纷说“这大概是陶然写的”，“你不是学法律的吗”，“为你着想，我祝你理想落空”……我知道他们没有恶意，唯其没有恶意，格外叫人深思。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家”连成为理想的资格也没有了？入仕、经商、进演艺圈都可以不被侧目，何以搞文学会让人诧异讪笑？“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都要硬”说了这么多年，要如何从昂扬的文字、口号变为观念上的接受、认同？文化，这个神圣的字眼，书生，这一可爱的称呼何时落到了如此尴尬的境地，遭受如此凄凉的冷遇？沉迷于书海的我若是执迷不悟，又该如何自处，甚至如何在这个世界立足？
　　 我听到一种乐观的说法：在社会完全封闭时和社会完全转型后，“书本”都有他尊贵的地位，恰恰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挂帅、利益当先的时候，文化会暂时寂寞。
　　 希望这是真的，希望。
　　
　　 之二
　　
　　 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习惯从小说里找悲剧因子。一开始是偶然发现，后来就是有心寻找了。
　　 诸葛亮六出祁山，鞠躬尽瘁，仍落得个星坠五丈原，使人唏嘘；梁山众英雄居然受了朝廷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去了，简直使人难堪；连《西游记》我都觉得难受，孙悟空在迂腐的唐僧面前，还不及扯后腿的八戒讨好，迫于紧箍咒又不能不勉为其难，当年大闹天宫的美猴王沦落如此，真替他不值——在中国，太抢眼的人总或多或少要受到排挤的——《西游记》情节的热闹掩不住内在的悲凉。
　　 98年在家待业一年多，我找来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小说吞嚼。传统叙事如张恨水，意识流如普鲁斯特，魔幻现实主义如马尔克思，唯美如王尔德，还有那个顽童式的卡尔维诺……大开眼界之余，深觉自己最有共鸣的还是那些震憾人心的悲剧。喜剧自然也有优秀的，可我从心里感到隔了一层，至于写得差一点的，更易流于轻薄。像《围城》那样公认的幽默与讽刺的经典，它的主题却是众所周知的无奈、悲观。
　　 到目前为止，我特别喜爱的《红楼梦》、《金庸作品集》、《张爱玲文集》、《白先勇文集》都是让我惆怅难谴的佳作，使我见识了什么是悲壮（金庸），什么是死寂的绝望（张爱玲），什么是婉叹与低徊（曹雪芹、白先勇）。这些作品每一本我看了不下五遍，每次虽不乏新体会，突出的感觉始终是沉重与压抑。假如压抑感来自社会和国民性——像鲁迅认为的那样，那么至少还有改良的希望。但前引几位作家笔端的“悲”似乎都倾向于源自人性本身，那真是让人幻灭的。
　　 可是我却不承认这些书误导了我的思想，因为及早发现世界的真相，不把社会简单地想象成一片真善美的净土未必不是好事，至少可以不必“希望大失望也大”，让金色的理想一头撞上了现实的南墙。多读悲剧作品，至少有着增加心理承受能力的效用。
　　 当代中国人在文学艺术上对所谓“消极”是极为敏感、极为反感的。除了歌颂升平之外，对人，对人生往往持盲目的的乐观或使人不能相信的天真。中国人不是不让人说出种种不如意，却要求所有文艺作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或美妙的远景，近处的风物任凭描绘，终极的明灯却不容熄灭。如此心态，早已越出了“激昂奋发”的范畴。
　　 抛开过分实际的方面不说，单只从美学层面上，《荷马史诗》悲得崇高圣洁，《红与黑》因了于连充满象征意味的死拥有别样的魅力，同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莱特》胜过《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十倍。白先勇说他作小说就是为了写出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张爱玲不赞成大喜大悲，独爱苍凉；曹雪芹对沧桑离合、人生无常的感叹，使他们的作品都具有一种深沉雅致的风格，一种金风玉露的神韵，一种悲情的深刻。金庸没有彻底破坏大团圆结局，但他那些波澜壮阔的故事里隐隐“弥漫的松柏后凋于寒霜，鸡鸣不已于风雨的悲剧气氛”（何平语），使他有别于一般的武侠小说作家，而大大提升了他的境界。
　　 到底读书使我悲哀，还是我自己选择了悲哀的书，悲哀的欣赏角度，我也说不明白。也许不读这些书，我会少去许多想法，少掉许多无名目的烦恼。不过那样浑浑噩噩的快乐也只相当于小龙女的古墓，再怎么脱俗，也总有一天是要下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