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陕西碎戏圈，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宝鸡人吴万哲。说他举足轻重，是因为他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在陕西电视台的《百家碎戏》和《都市碎戏》、西安电视台的《狼人虎剧》、宝鸡电视台的《西府闲传》等栏目播出了一百多部碎戏，可以坐陕西碎戏剧本创作的头把交椅。
　　 “碎”在陕西方言中是小的意思，陕西电视台把反映平民生活的栏目剧命名为“碎戏”，意思是反映城市和农村平民百姓生活中最普通又普遍的生活小事。其实，碎戏虽然摄取的是普通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小事，但折射的却是小事件背后的大背景、大舞台、大道理，和文学作品中的小小说一样，用很少的人物和场景、简单的镜头、极短的生活故事、紧凑的情节反映普通人中带有共性的、能给人启发和教育的事件和故事。
　　 吴万哲当过教师，从过政，搞过企业文秘，办过杂志，大半生里都和文字“绊砖头”，在完成繁忙的公文写作的同时，他还经常写新闻报道，后来又尝试着搞文学创作，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诗歌、散文和小品，20余次荣获全国、省、市种类文学创作奖，曾被宝鸡市委、宝鸡市人民政府授予“优秀文艺创作奖”、“宝鸡市劳动模范”等称号，真所谓做事做人写作都完美。他进入碎戏剧本创作却纯属偶然。利用业余时间在纸上辛勤耕耘，先后发表各种文体的稿件数百篇。在此期间，他还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市民。两次被评为县、市级劳动模范。真所谓做事做人写作都完美。
　　 吴万哲进入碎戏剧本创作纯属偶然。在被西安某杂志借调做编辑期间，一个礼拜天逛街，忽听有人喊“抓贼啊——抓贼啊——”，他奋不顾身上前帮忙，谁料却帮了倒忙，原来是一家影视公司在拍“碎戏”，他的介入使所拍摄的戏全“穿帮”了。不打不相识。他第一次听到“碎戏”这个名词，也第一次写起了“碎戏”，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也有剧组开始向他约稿，他便不停写了。写碎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他业余生活的全部，他的生活离不开碎戏。慢慢地他由碎戏向大戏发展，有两部电影剧本拍摄，北京、深圳、浙江一些影视公司也关注到他的势力，约谈影视剧题材、编写提纲，多个电视连续剧本已经杀青，在寻求拍摄中。尽管他生活比较艰难，但他生活得很充实，也很乐观，从事着自己想干的事情，再苦累的人也不知疲惫。近年来，《宝鸡日报》、《宝鸡电视台》、《市民周刊》等多家新闻媒体对他进行了报道和专访，被冠以“碎戏编剧快枪手”“碎戏王”等美名。
　　
　　 二
　　
　　 吴万哲之所以写碎戏剧本得心应手，一是缘于他扎实的写作功底。多年的文字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使他有着扎实的基本功。他试着写了几部碎戏剧本以后，便有了突破性的拓展，在近乎于影视剧形式的栏目剧这个领域，他的笔像一曲汩汩流淌的溪流，不断的荡漾出生活浪花。要播种了，某村民想邻居借麦种，他马上联想到男女生育中的不孕不育症给农村家庭造成的困惑和不幸，随创作了碎戏《借种》，说的是村妇A大娘的儿子结婚后，儿媳一直不孕，在查清主要责任在自己的儿子时，A大娘内心十分着急。侄儿来借麦种，A大娘突然来了灵感，他能借我的麦种，我为何不能借他的人种？A大娘让儿子外出打工，却安排侄儿与儿媳苟合。无奈儿媳贞洁，A大娘的一次次美好愿望被儿媳的正义打破了。儿子得知实情后，心中的痛苦又让A大娘十分的煎熬。这种随心所欲的创作，在吴万哲的笔下是随手可得的，如《二叔》、《面子》、《撞干大》等碎戏，都是农村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故事，是吴万哲碎戏创作的主笔调。
　　 二是他的生活阅历丰富。吴万哲自小生活在农村，成长在平民百姓中。对农村和普通人的生活身受重感，对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着深刻的感受。就是到市区工作后，他也常回农村老家，经常了解农村人的现实生活，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吴万哲有一次回农村老家，一个农民对一伙去镇上的小青年说：“去网吧了看看最近玉米是啥价”。说者无心，听者却来了灵感。回家后他立刻写了碎戏剧本《刘大能开公司》。故事讲了一个被村民称为“能豆豆”的刘大能栽种的苹果丰收却卖不出去，赌气去网吧消闲，无意中发现网络能销售，还能学到知识。在被老婆误解、理解的过程中，他终于冲破世俗观念，利用网络办起了自己的公司。在网络化的今天，这种事出现在城市或者郊区农村就不是什么奇事，而在广大的边远农村，却是怎么也求之不得的。吴万哲的老家在农村，农民迫切需要现代化的需求他很了解和同情。能有“能豆豆”这样的新型农民出现，大概是他心中的所愿，也是广大农民的迫切心情。吴万哲把农民的这种心愿用碎戏表达了出来。剧本拍摄播出后反响很大，而这个剧本的拍摄却费劲周折，让吴万哲每每提起就感慨不已，而那个“能豆豆”却让许多农村观众记在了心里，挂在了嘴上。
　　 在市区工作的几十年，吴万哲也是和最基层的群众打交道，对生活在都市中普通市民的生活和喜乐也非常了解和同情，对进入城市的农民的一些不良习气也很不安，并用碎戏尽可能的去关注去反映。《情感惊魂》反映的是城市暴发户的故事，男主人公富裕后有了新欢，嫌弃发妻，用房子和百万元做条件与发妻离婚。妻子楚如玉寂寞中另寻新欢，结识了骗子某男，差点被骗光全部钱财。城市的富裕户越来越多，暴露的社会新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家中问题、夫妻关系应该首当其冲。吴万哲以碎戏的形式揭露和鞭打这些丑恶现象，是向社会提出呼吁和警示，向人们展示当代社会所存在的弊端。《有车族》中城市小青年两口子也想顺应社会新潮，过自己幸福的小日子，借钱买了辆新车，本想风风光光的充实自己的物质享受，没想惹来了一世界的麻烦，自己还因车祸受伤。似乎得不偿失。这是城市生活的新写照，也是城市有车族的新困惑新思考。硬件上表象上物质上我们城市化了，意识上观念上言行上的城市化还待我们进一步思考，还需要每一位居住在这里的公民去适应。许多新的问题考验着城市的管理者，也考验着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个市民。《“魔”的》是对大城市小问题的一种考究，摩的这种城市生活中曾经的必需品，一夜之间突然成了城市人的生活累赘，吴万哲把这种表象的东西交给社会思考，是他长期关注城市、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结果。
　　 三是他对人对事独特敏锐的观察力。吴万哲能从事件的本身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能从多个角度观察和研究问题，这是他广泛阅读、知识面广博的结果。吴万哲写出的碎戏剧本与众不同，开头、发展、结果都有不一样的风格和特点。如碎戏《打赌》，写了几个民工为吃面而打赌，结果闹了许多麻烦和矛盾。这是当时社会流行打赌风的产物，特别是机关单位，企业厂矿，动不动就打赌。但吴万哲没有从大的场面着手去写，而是从最基层、最不被人注意的“小人物”身上入笔，写了最让人想不到的层面的人和事。着眼点放在了一伙最底层最普通的民工身上，最先吸引了普通观众的眼球，很适合电视台的审选标准，因而很快被拍摄播出，也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骗子戏”人人写，但吴万哲却能写出“人人胸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新意来。比如《五万元官司》，老板出了本书，书中写道多年前自己落难，有个好人救了他100元，使他成功了，几十年过去了，他很怀念。这本来是他人生生活中值得庆幸和怀念的事。他正为自己新书的出版得意，不料却接到了法院传票，说是染上了官司。原来一骗子装成那个好心人的儿子，上门索要那100钱及半个世纪的利息，二人闹得不可开交，终于对簿公堂……，现在流行出书热，回忆录热，谁能想到这样的题材他也能写出“碎戏”来？吴万哲就是善于在现实生活中挖掘与众不同的创作材料，并把这些材料加以特殊的创造，创作出不一样的碎戏。
　　
　　 三
　　
　　 从艺术的角度分析吴万哲的碎戏，可以看出他非凡的艺术感知。他把文学和人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带有文学性质的碎戏原始化、人性化、生活化。把原始的平民生活与栏目剧统一化，让自己所反映所表现的平民生活能在艺术的高度让观众轻松接受、所体验、所效仿、所受到启发和教育。
　　 表现人物的个性形象是吴万哲碎戏中的第一要素：“能豆豆”刘大能历尽人生艰险想让自己的生活好一些，可他每每受挫每每遭受奚落和挖苦。妻子的误解也没能使他屈服，他顽强地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实现了自己梦想的第一步。这个人物形象在碎戏中塑造的比较真实可信，在农村也比较常见。A大娘是农村很普遍能见到的普通老太婆，而她的精明和胆量却与一般农村老人有所不同。别人不敢想的她想了，别人根本不敢做的她不厌其烦的大胆做了。表现在她身上的个性特点是吴万哲塑造碎戏人物的大胆突破。《送后妈上大学》中的女儿形象的出现，是农村大学生新形象的表现。这个形象的表演比较难把握，但吴万哲用相应细腻的笔调处理了女儿的内在形象，让一个新形势下的新型农村大学生留在了人们的心灵里。一个富婆，被有钱就变坏的丈夫抛弃了，按说应当“自立”，她地听从“闺秘”点拨，找起了“面首”，结果落进“美男”陷阱，心里肉体带来无尽痛苦……（《情感惊魂》）。政府三令五申禁“摩”，偏有艺高人胆大者不遵，交警再三劝告他却视如耳边风，结果撞伤行人不说，还把自己也摔成残废，他这才气愤的呐喊“啥摩的？生简直就是‘魔鬼’！”（《“魔”的》）
　　 百十部碎戏，百十个故事，百十个生龙活虎的人物，时过境迁了，人们一见到吴万哲还在讲他的碎戏故事，说他的碎戏人物。可见这砦人物底蕴之深，形象之鲜明，感召力之大。
　　 其二是不断探索，创作适合当代观众观看的碎戏。
　　 陕西电视台的碎戏是个新项目新话题，它是利用电视的宣传教育形式，用形象的积极向上的能动感画面，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主格调。这种反映既要适合主潮流，又要让普通百姓看得懂、看得惯、看着顺眼有吸引力，看了还要受到启发或教育。在当下文娱生活和宣传形式不断现代化和科技化的前提下，碎戏所反映的内容也要突破传统的表现形式，有新的内容和风格，这就要求作者不断学习和探索，不断发现新东西。吴万哲就是在生活的不断发现中写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如碎戏《撞干大》，就是从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发出了新意。本剧写一户人家过满月时给娃撞干大，一个光棍汉邻居早等着给娃当干大，可女主人却不愿意，她一心要撞“村长”、撞“老板”、撞“黑社会老大”，结果人没撞到还把自己晕倒在村头……商品经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完全金钱化了，他敏锐的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较好的用碎戏表现出来，受到一些专业人士好评。
　　 吴万哲任何一部碎戏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有了一定的新的发现，无发现无以成功，小发现小成功，大发现大成功。有时，他发现一种新的义理、新的观念、新的现象、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有人讲碎戏题材让人写烂了，不过是形式的翻新，没有新的发现了，但吴万哲却不是这样认为，他说，每天的太阳能是新的，每天的生活是新的，所以发生在生活中的故事永远也是新的，“生活中不缺乏美，只是我们缺乏发现美的眼睛”。即就是同一个故事，用不同的结构展现，便有不同于以至截然相反的视听效果，同一种结构形式，采用不同志的叙述形式，其内蕴和意境也会迥然不同。《情感惊魂》写的是都市富婆包养“鸭子”，但看后却不由让人引起更深层面上的追思。优秀的作品，在娱悦人们笑的神经的同时，又能刺激人们思维神经。这就是吴万哲在不断发现和探索中得出的结论，他也正努力向这方面发展。
　　 其三，寓教于乐，高格调的把握时代脉搏。
　　 人有千种，事有百态。表面看吴万哲的碎戏题材五花八门，内容七扭八怪，人物形形色色，但他始终遵循戏剧“高台教化”的审美功能，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他的碎戏虽然说不上具有“启人悟世，震动心灵”的文化思想内涵，却有一种文化精神内涵，在提供人们娱乐的同时，也不乏精神裨益。通俗而不低俗，低俗而不庸俗。“一滴水反映太阳的光辉”。不孕女《借种》是个古老的话题，他却能从传递出新、新观念、新医学技术的冲突。《借种》的题材幽默而风趣。用借粮食种子做隐语，全剧却讲了老妈妈急着抱孙子，背着儿子，为没有生育孩子的儿媳妇拉托“借种”的事。故事情节安排的真实而风趣，耐人寻味。《刘乡长当红娘》故事说的是刘副乡长包干帮贫，帮助农村懒汉转变的过程，实质却是让我们思考在党的扶贫政策下，却有个别人被惯坏了、惯懒了，惯成了新形势新政策下，坐等救济和不劳而获的现代“混混”。还有《郭百万嫁女》、《初生牛犊》等等，都是现实中常见的，其它编剧却不能涉及的真实故事，吴万哲却能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意想不到的故事情节，挥发出独特的生活意境，刻画出人们喜爱的平民生活形象。
　　 谜语有谜底、谜面之分，优秀的作品，表象说此，深层却言他。这些年社会上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打赌，就连一些官员、学者也论及起事来，动辄就说“我拿头担保”云云，这让吴万哲很忧虑，也引起了他的深思。于是，他通过讲述一群民工为吃面“打赌”的表象有趣故事，辛辣嘲讽、鞭笞了当代“赌风”盛行之弊（《打赌吃面》）；给小孩过满月《撞干大》本是农村一种古朴而淳厚的风俗习惯，可在今天它却变成了某些世俗的人们借机“攀龙附凤”、结门好亲的一种机会。他写一个普通人家，生了小孩子，邻居光棍老汉非常疼爱小孩，一心想给小孩“撞”干大，可对方却千方百计要“撞”村长、撞“老板”、“撞”黑社会老大，结果村妇“跪晕倒了村头”；女儿自由恋爱，本是件令人高兴的事，而偏有两户亲家为争不值钱的《面子》，相互为难对方，把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夹在中间，险些走上绝路。看到这些，我们不竟为吴万哲独到、深刻的观察生活、捕捉生活和从生活中挖掘、提炼碎戏的能力所折服。
　　 俗话说“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的看门道”。碎戏是真正的“大众文化”、“快餐文化”，但吴的碎戏以小见大，取材独特，从谜面看，有的也“很黄很暴力”，可观罢碎戏，低头一想，谜底却蕴涵着较高层次的思想内内内涵。吴万哲的碎戏，人物不多，场景也不复杂，但却编织了惊心动魄、寓意深刻的故事，在短短的30分钟内给人以美的享受。
　　 纵观吴万哲的碎戏，不论写都市，还是写农村，选材的广泛性、故事的新颖性都为广大观众所钦佩。他的碎戏题材深入到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写平民百姓家庭的家长里短的，有写村邻关系的，还有写社会生活百态的，也有写城市和农村变迁过程的喜悦和痛苦以及思考。在这些题材里，吴万哲都能找到现实社会、平民百姓美好生活的平衡点，都能让观众在回味真实生活中品味出美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