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韩教授当马仔
　　 许多年以前，当我第一次走进西大，我感觉它象一座寺院，因为它很神秘；四年以后，我离开西大走向社会；又过了许多年，我再次回到西大，我感觉它就是一座寺院，因为它很神圣。
　　 好几个年没来西大看韩老师了，当我站在逸夫楼501房间门前时，韩教授正手持着一柄放大镜，探身扒在桌案上查对一张唐代墓志铭拓片上的碑文。我轻轻地唤了一声“韩老师“。韩教授听出我，说：“自己倒水喝”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我拿起那个熟悉的大热水瓶，恭恭敬敬地给韩教授的杯子续满，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坐在韩教授对面的椅子上。韩教授的气色尚好，腰板还算硬朗，只是头发有些长了，不知道肝部现在还疼不疼，-------韩教授觉察到我在“研究”自己，放下手中的活计，微微地笑了，拉开抽屉，捧出一大堆上个月在韩国、澳门讲学时照的彩照要我欣赏，又让我看他新买的上衣合身不，我也笑了。
　　 最初结识韩教授是一九九一年三月，其时由省新闻出版局、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四单位联合发起的国家八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新编全唐五代文》刚刚启动，在主编霍松林先生的指导下，韩理洲教授作为唯一的副主编兼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具体主持全书的编写规划、组稿、编校稿、数万册的文献资料的查询、全国各地文物单位拓片的征集审阅及日常联络等大量编务工作。编委会办公室就设在西北大学图书馆501房间。因人手短缺，编办需要一批学生协助查阅资料、校对稿件、处理收发来稿、信件等杂务，我和几个同学前来帮忙。在我的印象中，当年的韩理洲教授精神饱满，思维敏捷，步态稳健，嘴角常挂着乐在其中的微笑，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全没有半点名教授的架子。整整三年，我们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韩教授对待工作和科研的劲头真称得上“拼命三郎”。那几年，他没有过过节假日，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这一举世瞩目的宏伟工程。每天清晨，他总是头一个出现在图书馆楼前等候进馆，深夜又是最后一个离开。一日三餐，要家人多次催唤。多少个难忘的夜晚，西大图书楼501、504两个房间灯火通明，韩教授带领我们挑灯夜战。韩理洲教授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做学问、搞研究一定要认真细致，不能有丝毫懈怠。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双眼睛，而《新编全唐五代文》是给千百万双眼睛看的，责任重大啊！韩理洲教授这样要求我们，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为了坐实一个论断，有时候要查询大量的文献书籍，工作之繁琐，常人难以胜任，而每有小小的收获，就使他欣喜若狂。
　　 长期的超负荷劳作，使韩教授的身心健康日趋下降。但他仍以极大的热忱坚持奋战，毫不松懈，西大中文马天祥、历史系李之勤两位老先生，还有当时在编办隔壁502房间钻研《九章算术》的数学系教授李继闽（现已故）多次到韩教授的家里，要韩老师的爱人劝韩教授悠着点儿，注意身体，不要为了“全唐文”把命搭进去。韩理洲教授终于病倒了。即就是在病中，韩教授仍坚持“全唐文”的编写工作，如《国史补》、《大唐新语》等200多张卡片，就是他在西大校医院的病床上完成的。
　　 大学毕业以后，尽管我和韩理洲教授依然保持着联系，但毕竟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这次回到韩教授身边，看到他的身体状况基本复元，工作条件也改善了许多，还添置了几台微机，我渐渐地放心了。韩教授说：“由我主编的《新修华山志》已近杀青，给我在你们长安区南五台森林公园联系一家宾馆，咱俩一块审稿去。”我兴奋地几乎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