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创造美感也培养美感。黑格尔说过：“美是理念的感性现象。”张爱玲的小说以四十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小说有现代性，也渗透着古典气质与贵族身份，十分具有传奇色彩。而她的小说则空灵而多凄婉，花影暗香，美人迟暮，令人心折。张爱玲的作品中体现着她所特有的审美体验和美学追求。
　　 张爱玲强调参差对照的美学。抗战时，面对残酷的现实，她独自一人在上海编织着属于她的一则则传奇故事。白流苏、曹七巧、郑川嫦，这些乱世“佳人”爱过恨过，最后同大时代一同灭亡，苍凉中的浮华，颓废中的奋起，交杂着大众与高蹈，媚俗与骇俗，只有她这种个性的女性才能写出这样美学意义的作品。《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之一，主人公曹七巧亮相时，衣着五彩斑斓，与黯淡而毫无生机的贵族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暗示其生机蓬勃的内心。文章最后，以留学生的感觉来看待曹七巧，刺目的色彩与恐怖的场景对比。渲染阴森可怕的气氛。描写长安则更赋有同情，寓于淡淡诗意与感伤，这个女子生活在新时代，却未跟上时代步伐，她的爱情停留在旧的时代，故此，只能有一个失败的恋爱。这最后场景的描写十分出色，张爱玲是个有悲悯心的女性，没有什么事是绝对的，彻底的，故此，她强调作品对人生保持对照的参差的美感距离，“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不错，正因为她懂得，所以她的作品很多是将自己的个性渗透入书中主角的。不是自传性的，而是个性化的。《花凋》中垂死的郑川嫦在黄包车上的感受可让人依稀体会到她十六岁时被父毒打，幽禁后逃出时在黄包车上的心境。《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迟暮之美，不正体现了张爱玲对其母亲的依恋吗？自然，你也可以在她的散文中读到这些。古希腊有一句流行的文艺信条，说：“艺术摹仿自然”，这个“自然”或许主要便是指人性。张爱玲用她那敏锐的笔，将人性的美与丑刻画得入木三分。《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和白流苏，《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你能感受到，他们是活生生的形象。正如别林斯基所说“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你能深切体会到，这些成功人物形象，每一个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不是某个“孤立的寓言式的抽象性”。
　　 张爱玲是个强烈意识到“现代性”的作家，光阴如梭，人事变迁，这是她念念不忘的主题。在她的作品中，40年代的上海仿佛是一座“地狱里的天堂”。小说《金锁记》便是一例。它更多借鉴电影叙述的蒙太奇方式写作，以画面与画面的组接作为基本要素，用两个物象间的转换表示时间的扩大或缩小，如用“月亮”表现时间的缩小，用“酸梅汤一滴滴落”表现时间的扩大。表现曹七巧心理时间的迅速老化。将旧小说的情调与现代趣味融于一体，使其综合于自己的“调子”中，这是张爱玲作品美学追求的又一大特色。
　　 除此之外，张爱玲对意象的描写也是出神入化的，她常以室内的景象去形容她所要描写的景象。如《金锁记》中“年轻人想着30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堆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张爱玲在此便是把月亮比作铜钱泪珠。张爱玲善于写月亮，阴森，涩冷的月亮。在对于意象的处理上，她偏爱“荒凉”、“悲凉”、“苍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的，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是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在《金锁记》中，将曹七巧比作“玻璃柜子里的蝴蝶标本”，蝴蝶炫目的色彩与已死亡了的生命形成一种参差对照的美，表现曹七巧被压抑，生命力已萎缩了。
　　 此外，景色描写是散文和小说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张爱玲小说中的景色描写很多是凄凉而又悲壮的，体现了她参差对照的美。如“阳台上撑出的半截绿竹帘子，一夏天晒下来已经和秋草一样黄了。我在阳台上篦头，也像落日似的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这是《太太万岁题记》中的一段。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注意到了景物与所叙人物、事件及所要表达的主题之间的关系没有寓“意”于景，没有赋予“景”以意的“灵性”的话，景最美，却有如一件虽华美但并不合体的衣服，只能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
　　 总之，张爱玲作品有其特别的审美体验和美学追求，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参差对照的美学的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