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乔老爷上轿》在当年中国的影坛上可为“风靡一时”。故事讲的是：风流倜傥的书生乔溪“乔老爷”乘船赴京赶考，途中游览江南某名山古寺时，与天官府小姐蓝秀英相遇，两人一见钟情，演绎了一段段曲折、浪漫的感情故事。
　　 我所写的主人公叫乔文彬，绰号也叫“乔老爷”，家住胶州市营海镇周家村。1955年生人。他的人生虽然没有“乔老爷”那样的风流浪漫，但仗义执言和爱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与电影里的“乔老爷”大同小异，加上媳妇长相酷似电影里的蓝秀英。所以，人们送美名“乔老爷”。
　　 要说“乔老爷”首先要从他村中的事说起：坐落在胶州湾畔西北面的周家村，隶属胶州市营海镇。三面陆地、一面朝海，肥沃的可耕地一马平川，旱能灌、涝能排，粮、棉、油、菜、五谷丰登。靠海一面是一块十几平方公里的沿海滩涂，是鱼虾海蟹的天然养殖地。承蒙大自燃宽宏厚重的恩赐，是方圆百里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周家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不管是在旧社会还是新中国，和周边的村庄相比始终处龙头位置。特别是上世纪大集体年代，该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日新月异，除坚持“以粮为纲”之外，还附有多项工副业项目。其中包括在闲置的滩涂上建设了两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砖瓦窑厂。全村大部分劳动力投入其中，村民既是农民又是工人，集体经济蒸蒸日上；个人家庭丰衣足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该村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而成为全市（县）学习的楷模。
　　 1981年，由于国家的政治路线骤然改变，集体经济舜间土崩瓦解！后来由于村级政权更替，发展集体经济的意识急剧萎缩。受金钱和利益驱使，该村的土地没有人均分配，而是和两个窑厂一样实行竞标承包。表面上看起来象似公道，实际上是在玩弄假公济私的游戏；或者说是给极少数“能人”创造了一个暴富的机会。从此，村民的收入水平开始两极分化，但村干部则坐收鱼利了。
　　
　　 90年代初，环胶州湾高速公路建设途经该村，用土地换钱村干部初次尝到了甜头，紧接着胶州湾高速公路连接市区的“海尔大道”又从村西通过。不到两年，胶州湾和营海镇两个工业园区在该村周边落户。耕地无偿被强制占用，每亩地仅给农民400元的青苗赔偿。老百姓被这突然而至的新政弄的有点懵，还没弄明白怎样维权，840多亩良田早已被吞噬一空。等清醒过来之后，原来一年两季春华秋实的田野，已被各种各样的建筑物所代替了。
　　 大片的土地被市里和乡镇占据，另散的土地村里有机会就卖。这个时候的村干部，完全丧失了大集体年代打拼精神，游手好闲、花天酒地。村民们议论纷纷、仰天叹息！
　　 集体经济如支家过日子，发家不容易，败家如山倒。2000年村里最后一份家底——两个砖瓦窑厂没经招投标、偷偷摸摸的就给卖了。自一九五八年到此为止，积累了40多年的集体经济和祖上传承了几千年、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吊打精光、荡然无存了。
　　 既是到了这时候，村民还盼望着村里有一笔很大的经济积累。他们建议利用这笔资金建一个项目，让那些因年龄大而进不了外资工厂的壮年人也有碗饭吃。但接下来的消息几乎让所有的人都惊歹了：村里的公共积累为负数，几家酒楼里还欠着若干债务。消息最初只有几个人知道，两天之后整个村子就“满城风雨”了。还有水泥路等工程暗箱发包、造价与实际相差悬殊，联系到当权者仅仅几年由穷困到暴富，家有多幢楼房等等、等等。村民们激愤的情绪按捺不住了。
　　
　　 毛泽东时代一直让人留恋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治教育及时，防腐、反腐有力！对集体经济群众随时有过问和监督检查的权利！干部的许多贪腐问题都解决在萌芽之前。一但出现上述问题，上级一旦接到群众的反映或举报，就会断然采取有力措施，一举将贪腐分子拿下！清赃退赃的同时，免不了要彻底检查交待所有的问题。亮丑改丑的同时，也达到了改造一人教育多数的目的。
　　 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自从党和国家公开承认腐败、并提倡反腐倡廉以来，到现在已经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变本加厉、越反越腐已经是摆在面前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乱象？其主要原因是：腐败者反腐败，而人民群众没有参与的权力！周家村的情况从基层方面来讲，足以说明这种现实。
　　 大概在许多个朝代之前中国就被外国列强称之为“棉羊地”，山东人至今还自谑为“一群羊”。羊，温顺也。一人执鞭，千羊驯和。叫你吃草你吃草；叫你饿着你饿着，很少有“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偶尔有那么几只“头羊”豁上挨打、挨揍硬是要与“羊倌”理论理论。这其中就包括这周家村的“乔老爷”。
　　 以“乔老爷”为首的几只“头羊”，经过明查暗调，积累了一大些“材料”，系统的整理了一下，就开始向上举报。
　　 他们因为凭借手中的一些惊人的数字和铁一般的事实，足以让贪腐者受到严厉的惩处或打击，至少为老百姓出一口怨气。唯独没有想到的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不但腐败丝毫没有清除，反而创造了把自己两次整进“黑监狱”的不凡经历！
　　
　　 中国的腐败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近三十个年头。腐败的起源从走“后门”开始，后来由“官倒”逐渐升级。非法获利从几元、几十元的小便宜，到一笔拿到几个亿，行情惊人的暴涨就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里！其数额之巨、人数众多在全世界是“空前绝后”地。究其原因，结论就是“机制问题”：司法机构不少、但大多数与“反腐”没直接关系，干反贪活的实际上只有反贪局和纪委两大家子。
　　 反贪局只管职务犯罪，直接导致“国家”范畴之外的“小贪”一下漏网半数；传讯的时间限制在24小时，到时间放人，贪官们谁恳交待问题？
　　 纪委、监察局实际上是一家子。按职能设置，监察局不分党内外监督所有干部，但执行中与纪委一体只管党员干部的贪腐问题。最大的弊端是同级监督、甚至是下级监督上级，“油路不畅”、“配气不足”导致直接缺乏动力！
　　 还有一个大家一般不愿提及的问题：就是这两家子是不是实实在在为党、为国、为民出力？周家村的“乔老爷”他们，反腐的第一个回合就输在了这里。
　　 2000年二月“乔老爷”等三人把举报材料上交到市（县）纪委，经历了15个月的反反复复，最终成立了市（县）、镇两结合调查组，2001年5月30日市纪委做出了书面答复，其大意是：经调查，该村在砖瓦窑厂、集体房产、土地承包及840.34亩被征用土地等方面没有发现违规、违纪。唯一的问题就是村干部每人用公款多入了1200多元的社会养老金保险，做为贪污给予党内警告处理。至于村里大小事情为什么总是暗箱操作；村干部为什么一人会有几套楼房，避而不提。就这样，雷声响的惊天动地，雨就下了几滴！
　　
　　 以举报的方式没有奏效，他们改为向上写信，从乡镇到中央以“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了一份份材料，然后就盼望着上边下来调查处理。
　　 这种情况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不管那个层级接到类似举报都很重视，其中包括匿名信。雷厉风行，实事求是是那个年代标志之一，刘青山、张子善之流，就是那个时代的两个凡例！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过去的事再好可惜已成历史；同样的事现在来做你要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到最后还可能是“枉费心机”！
　　 几年来，“乔老爷”他们已经记不清向上寄了多少材料，其中绝大部分如石沉大海，极少的转下来也不过是走走形式。
　　 实名举报的道路走了几年，越走越窄，最后都被堵死！只有信访的门半遮半掩着。都知道他们很不地道，但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进他们的门都是被逼极了！
　　 2003年一个冰雪未融的春季，“乔老爷”他们开始上访了。按照信访条例：首先从乡镇一级访起，然后县、市、省，“乔老爷”他们一直访到国家信访局。所遭遇的情况既千篇一律、又等等不一：无论在那一级千篇一律的遮挡、应付了事，谁也不会给你认真的调查处理。从下到上，每转一圈需半年时间，想解决问题，上访者只能象皮球一样一圈一圈地任他们踢；而上访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问题越是得不到解决他们心里越憋气！自古都说上边的官员讲道理，只可惜，这社会，上边有实权的大官见不上，能见上的都是“工作人员”上访者的绝大多数是民告官，这年头儿，老百姓就是弱势群体。县级以上，对下面的具体情况既不了解、又不关心、更不给处理。碰上坏的既不接待又不受理；遇上好的按《信访条例》“属地管理”办事，开一张《转送单》打发你回原籍“处理”。
　　 其实，基层政府对每一个举报和上访事件都很熟悉。如果让举报和上访者得逞，不是贪官倒台、就是加罪于有钱有势地。在目前这种时期，官僚们的心态和道德观念已经扭曲，无论举报者或信访人有理无理，都把你当做“敌人”。不管“敌情”出现在那里，群起而攻之！其对付方式不外乎：哄你、骗你、拖你、抓你！
　　 2004年6月29日“乔老爷”按之前的约定，给青岛信访局一姓王的打电话，询问问题的进展情况。姓王的爽快的告诉他：“我已经与你们胶州信访局沟通好了，明天你去胶州信访局找刘世涛科长，这次一定给你认真处理！”
　　 次日一大早，“乔老爷”高高兴兴的来到位于北京路市政府斜对面的信访局，自从昨天与青岛通话之后他心里一直美滋滋的，想想这几年劳累、奔波，家里的积蓄已经耗尽。这次能弄个差不多，也就就此罢手算了。
　　 “噢，老乔来了！”信访局的人对老乔已经熟悉。“热情”的与老乔打招呼，并让他稍等一会。隔着玻璃窗，老乔看见他们在打电话。不一回，营海镇的干部来了一大群，很和气的对老乔说：“这事你们也弄了好几年了，走吧，回镇上咱们坐下来认真的商量商量，力求妥善解决。”
　　 见他们如此“诚恳”，“乔老爷”被感动的差一点落下泪来。说笑间上了镇上的大面包车。还没等“乔老爷”坐稳，几个藏在车里的打手一拥而上，象抓犯人一样把“乔老爷”摁倒在车里。
　　 一个普通的信访案件，一次精心策划的非法“诱捕”，就这样干脆利落的画上了句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