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魏晋之后无人”，有道理。“魏晋”是魏晋玄学的略称，“无人”是说这股子清谈究玄之风在魏晋刮过之后就基本消失了（人嘛，还是有几个的）。我对魏晋的兴趣是，在思想上是究玄，在处世上是破名教，在生活上则是“放浪形骸”。哈哈！
　　 提起魏晋，脑子里立刻出现两个词：儒学，玄学。魏晋时期刮起了一股子新风：士人们都爱谈空论道，喜欢那些“玄之又玄”的“空谈”，前朝独尊的儒学只有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三玄”之学。
　　 这玄学怎么就在魏晋时期兴起了，儒学怎么会退居二线？学术界对此议论纷纷，说法多多，归纳起来，主流意见基本上就是“不堪重负”说。
　　 “不堪重负”说的是儒学不堪重负，于是必然有其他“家”来暂时替代，扛一阵子，好让老儒们歇歇。
　　 想哪汉武帝，对爷爷和父亲那一辈的“无为而治”有点不以为然，觉得老庄的那一套不能够解决偌大一个国家的诸多现实问题，老子的思想太过于玄且简，太“空”，是个修行养性的好东西，但在治国方面却显得力道不够，刘彻是很现实的，先朝秦的那个“法家”又过于严酷，百姓们无不怨声载道，秦用法家，不到两世就被灭，不行。武帝选来选去，觉得孔子的儒家更得民心，理论也比前秦的任何一家更为完善，他老子手下的博士董老夫子根据儒家经典，提出了“大一统”和“三纲五常”的概念，这可是治国育民的“法宝”，太合帝王的口味了，于是龙心大悦，重用董仲舒，儒学就此登上官学的宝座。说句实话，汉初的儒学并不怎么“卷帙浩繁”，光靠孔孟留下来的那几卷书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学”，恐怕还有不周之处，于是注疏经典的经学之火燃起。经学的一个概括之词就是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我的看法是，在汉朝，大都体现的是“六经注我”，因为儒学既登宝座，不管是是士人还是草民，必须让天下人皆被“六经”所“注”，让人们思想彻底的“六经”（即儒学）化。另一方面，当时存有的儒家经典和注释，要成为能用来解释、解决天下所有事情，的确显得单薄了点，这就需要不断地去注解孔孟经典，这其实就是“六经注我”。读汉代的经学著作，就会感到，这些经学基本上还是在“原教旨”的笼子里蹦跶，真正实现的“我注六经”是宋儒，他们根据儒学的思想，另立山头，再创宗派，用“我”的见解，思想来赋予儒家新的生命，于是理学出现了，并从此成为下面各代王朝的绝对官学....。--跑题了。
　　 任何事情如果给予过多的关注，在一件事情上耗费过多的精力就会疲惫。到了东汉末年，我想当时的情况是，满街圣人，遍地君子，开口便是子曰诗云，闭口就是修身养性。到处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儒生们在皓首穷经，那六经被注的是卷帙浩繁，没有人能够全部读的下来，几百年过去，没有一点新鲜的东西，经学无疑的落入了繁琐的泥潭。菜虽好，老是一种，翻来覆去的炒，没有不腻味的，一大批士人肯定是烦透了，渴望在思想上另寻出路便自然而然发生了。另一方面，一国家，社会只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要指导一切，解释一切，那它也必须承担一切，没有哪一种思想学说能够担此重任，世界本身就是多元的，思想也不可能一元。到了汉末，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儒学终于露出疲态。从西汉杨雄，东汉张衡将“玄”本体化，郭象“注庄子”，到曹魏的正是玄学开始，三玄之学犹如一股清风，士大夫们被吹得心旷神怡，“究玄”替代经学，名士们对天下，家，国的关心被自我人格的解放所取代，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这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世界上的一切究竟从何而来，最终由归于何处的哲学问题上。
　　 史上将这些说成“清谈”，我觉得有点对古人不尊，好像西方人，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到康德的“纯粹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不是虚无的清谈，是哲学，而“易传”中的太极，老子的道，到魏晋名士们的“有无”却是“清谈”，不是哲学。搞不懂中国近代那些个大师们是怎么想的，非要说中国没有哲学，其实就是从老外们对哲学的定义来判定，老子的“道德经”，“易传.系词”本身就是建构的非常详尽的哲学系统；魏晋正始玄学的“有无”，竹林玄风的探索自我人格，身心的解放，弃“有”崇“无”，与老康，老黑等洋人的学说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系统建构没有那一家是完美的，总能发现许多漏洞，西洋人的那么许多系统不也被他们自己的后人批的“一塌糊涂”吗。中国古人倒是实事求是，虽崇儒学，也不废别家，三科变成了四科：儒学、文学、史学，玄学，哈哈！玄学也登上了学科的大堂。--又跑题了。
　　 玄学的本体主要是继承了老庄，更准确地说是庄子的“无”，“无”是“与万物为体”的，这就明确的告诉我们要进入一种“无我”的境界，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其他一切皆可弃之，所以，玄学是究竟“无心”的，而儒家是说“大心”，玄学的内涵是“无”，后来的理学的内涵是“实有”，所以玄学是的的确确早就出了儒家的“格”。“出格”要有那么点理论基础，首先是从破除名教开始，破了旧的，新的才能立足。所谓“名教”是指当时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规范的总称，感到思想被禁锢的难受的正是有着独立思维，急于探索的魏晋名士们。用一些教科书式的语言来说，名士们重新对身心与存在进行思考，重新定位身体和精神，更注重的是精神境界，郭象的庄子注则是玄学思想集大成之精华，以至于后世谈庄必言郭。
　　 魏晋的身心思想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观念：遗其形骸。魏晋名士们认为，要想得道，必然要摆脱身体的的约束，形骸乃是思想精神，悟道的桎梏。既然宇宙的本体是“无”，要体认“无”，只有“遗其形骸”才能实现，所以魏晋名士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忘形才能得道，这就离开（或者干脆说是“破了”）了儒家“身心合修”才能得道的观念。汤用彤先生总结的好：“魏晋名士之人生观，既得意而忘形骸。....然既旨在得意，自指心神之超然无累”。好一个“心神超然无累”，这才是生活的真谛，这才是摆脱桎梏，求的思想解放的根本。
　　 OK，既然思想解放了，那么生活处世也必然的会有一番令人耳目一新的举动，不必再恪守几百年来那一套循规蹈矩，死板的礼仪了。如果说稍早一点的杨雄和张衡论玄还只停留在思想理论上面，那么正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曹魏的何晏便是身心俱出格了，汉书和晋书均称何晏是一个油头粉面的小白脸，当然与王弼一样，是难得的才子，谈儒论玄头头是道，口若悬河，无人能及，但在生活上，那何晏放浪却是的很，酗酒，好色样样精通....。到了竹林那七个人（严格的说，山涛不能算--我个人的见解）为代表开创的竹林玄音，那就更是将名教弃之脑后而放浪形骸。这七个人代表的一拨子名士们的趣闻轶事，凡能识文断字的人几乎无人不晓：下班回家打铁；将酒倒在槽里与猪同饮；酒喝多了便狂啸不止；光着膀子在林间海阔天空、弹琴高歌....，好生让人羡慕！更有让人瞠目结舌的，最典型的就是“服石”。那“五石散”本是中医治疗脾肾虚寒，中阳不足的一个方子，名士们认为这“服石”能强健筋骨，益寿延年，原因在于那“五石散”一下肚便能使人浑身发热，非得冷水或酒才能压住，当然，这一“发热”，就凸显精力充沛，也标志着性功能随之旺盛，何晏好色，服石恐怕也是就其所好吧。名士们无疑都知道服石的这个功效，既然“得意忘形”，那么在忘形之后经常风流一番就不足为奇拉，哈哈！
　　 魏晋之玄风在正始之末到西晋灭亡之间，政治空气令人恐怖，名士们放浪形骸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躲避灾祸，用清谈来避难，但也并不是整日沉湎于清谈喝酒之中，那嵇康在刑场上，鬼头刀面前镇定自若的一曲“广陵散”不知倾倒了多少文人逸士。
　　 东晋，政治空气宽松，佛教理论也逐渐为名士们接青睐，接受，于是名士们逐渐向佛教靠拢，因为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谈空比玄学似乎更彻底，玄佛呈现交融景象，史称这个时期为“玄佛盛世”。
　　 过了这个“盛世”，玄音虽然人，事还有，但是那股清新玄妙，却又强劲漫天的玄风就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