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000年来中国文人心中有一方圣土，那这方圣土肯定叫桃花源；如果说1000年来中国文人心中有一个名字代表人格的完美与高洁，那这个人肯定是陶渊明。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每当有人遇到现实困境，总会想起陶渊明，想起“归去来兮”，想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室外生活。
　　
　　 东晋末年，时局混乱，官场腐败，民众流离失所，生活痛苦不堪。陶渊明辨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陶家祖祖辈辈也都是接受了正统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家族功业的影响和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熏陶，让青年时代的陶渊明“猛志逸四海”，希望通过进身仕途实现其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和为国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
　　
　　 但同时，他的世界观又是复杂的，老庄学说的影响与生性爱好自然的本性使他有着对田园山水的向往和无拘无束的生活的渴望，他早年创作的《五柳先生传》正是这性格另一面的真实写照。因而陶渊明的性格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的性格在其日后的人生道路中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其内部也相应地不断争斗。从29岁出任江州祭酒到41岁辞彭泽令，陶渊明其间五仕五隐，最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靴而去。
　　
　　 北宋苏轼对此非常推崇，称其“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这把陶渊明写得过于洒脱，其实每一次的出仕与归隐、每一次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无不体现他实现夙志的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他最终的归隐，则是其世俗与自然两种心理数次交锋的必然结果。
　　
　　 陶渊明任彭泽令仅80余日就断然辞去，结束了他13年来充满矛盾与痛苦的仕途生活，真正归耕田园了。
　　
　　 《归去来兮辞》标志着他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这是一篇享誉千秋的美文，被欧阳修称为“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他高唱“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表现了不愿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回到园林，感到了自由和欢乐，像“羁鸟”回到“旧林”，像“池鱼”归于“故渊”，庆幸自己“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对未来充满希望：“知来者之可追。”好像这一决然归隐就真地解决了他所有问题，就真正地平息了他的内心冲突。然而，陶渊明的隐逸并不轻松，除了要克服诸多生活上的极端困难，更令人痛苦的是他又陷入了怀世与忘世的矛盾之中，这个矛盾其实正是此前出仕与归隐的冲突在他内心深处的延续与变形。你看他一面是“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晨兴理荒秽，带日荷锄归”，另一面却“惜哉剑术梳，奇功遂不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尤其在听到刘裕篡晋改宋的消息后，陶渊明义愤填膺，因此改名为潜，以表示其深潜之意，后来索性连姓名也不要了，指着宅边的柳树，自号“五柳先生”。次年九月，有感于刘裕用毒酒杀晋恭帝，又作《述怀》诗，讽刺血腥现实……这以上种种都说明陶渊明归隐的只是他那具身体，却隐不住那个不安的灵魂。所谓魏晋风度，不过是洒脱不凡的外表下按捺着一颗执着且痛苦的心。
　　
　　 陶渊明之所以让魏晋以降的文人惦念于心，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田园世界而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的一个精神家园，更重要的在于他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与心灵冲突在每一个时代都不断重演。谁能说那些不合理的典章制度、卑污的豪门权贵、喧嚣的尘世我们现在就不存在了呢？谁又能说他所经历的内心冲突、灵魂挣扎我们现在就归于平静了呢？
　　
　　 王维大半生都过着一种亦仕亦隐的生活，既不愿陷入官场争斗，也不愿因彻底归隐而招致祸患；苏轼的政治生涯极为坎坷，从杭州到黄州，从惠州到儋州，一贬再贬，他有时洒脱，有时却也无法释怀：绍兴会馆里抄古碑的鲁迅、苦雨斋里喝苦茶的周作人，最终都无可奈何地走出了他们的屋子，迎接连自己都不能把握的命运；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王国维的选择是自沉昆明湖底，陈寅恪的选择是壁立千仞……
　　
　　 这些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也许跟陶渊明不一样，他们留给后世的背影也许不尽相同，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所遭遇的心灵袭击是极其相似的。这些困境的根源，小而言之，是儒家思想中“达则兼济天下”与“穷则独善其身”的内部冲突，大而言之，则是儒家思想与道家学说之间的外部对立。面对这种对立与冲突，知识分子的选择要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进行绝望的反抗，要么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退守书斋或是田园，前者如孔子、如鲁迅，后者如陶渊明、如周作人。这也许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无法改变命运的悲剧。
　　
　　 在西方世界的定义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只要社会一日不够完美，他们就一日不能安心。鲁迅先生也曾说过，真正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一个无赋税，无君主，无压迫，无劳役，人人自觉劳动，家家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在他之前不曾有过，在他之后也不会有，因而知识分子永远痛苦，他们的灵魂也就永远挣扎。
　　
　　 不过，陶渊明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他虽然最终无法解决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摆脱精神的困境与无奈，但毕竟没有为五斗米折腰，走出了官场，回归田园；他虽然不像诗文中所自述的那样活得悠然自得，心无旁骛，但毕竟是不依傍权贵，固守贫困，寄情诗酒，至死也没有再出仕；他虽然没有实现自己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但毕竟留下了一个美丽的桃花源、一个令人神往的乌托邦，让后世文人想象并栖息。
　　
　　 陶渊明创造的这个以田园为表象、灵与肉结合的“新家园”，对于渴望超脱又被钉在官场上举步维艰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磁力。他们分裂的人格受到了震撼；他们疲惫的灵魂得到了慰藉；他们内心深处的溪流在这块清新的土地上得以流淌和奔泻。陶渊明于是就这样从晋宋时代走出来，超出了他所存在的那个小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