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至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都处在初建和转型期。这可以从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历史进行充分回顾和研究后得出结论。我们不在这里论述中国学术之建立，也确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这里只能结合红学，谈谈红学在我国现代学术转型期的不可替代的突出作用。
　　 我们说中国古代学术是综合的，是指它不象现当代学术有细化的专门化的学术分科。但中国古代学术也从来都不是单线路发展的，而是带有互相交叉的具备一定综合特征的多线路推进的发展方式。清代亦不例外，以科举制为导向的官方倡导的治经、治子学为代表的学术仍占主导地位；而除经、子学内容以外的，以其它内容为主题的，有关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内容的学术，也从来都不曾停下来，它们扎根生存于民间，往往以更有活力的方式继续进行着，比如以治小说为主题的学术，就在以自己的方式生存和发展。
　　 但任何学术的发展都会受时代发展的巨大影响，或可称为冲击、激荡。我国近现代学术的发展，是与当时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而要想真正透彻地研究历史与学术的关联，就不能一头扎进中国历史的故纸堆里，而是要把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下，去做比较的研究和考察，得出的结论才能更符合科学的历史的真实。不妨考察一下《红楼梦》诞生前后的中外历史。曹雪芹大约生存在清康熙54年至乾隆27年，即公元1705~1763年，虽然他的生卒年仍存争议，但不会差错太长的时间，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清王朝在用刀片、火炮和马蹄征服华夏之后，王朝更替了，为镇压反抗而进行的政治统治逐渐得以巩固，为延续政权而进行的思想统治也在走向成熟，正处于所谓的康乾盛世。对比考察与之同时的西方世界的这段时期，世界范围的人文思潮正得以发展，反对神权和专治统治，尊重人的价值，弘扬和提倡科学，西方已经进入进一步认识世界的科学时代。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而此时《红楼楼》手抄本诞生并在社会上传播。中国这种滞后于外部世界发展的状况延续至1840年，国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而洋枪和炮弹摧毁的不只是国人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百姓的躯体，也摧毁了不思进取的平静和夜郎自大式的自尊，随着炮弹进来的还有西方的文化和文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开始受到冲击和振动，一个问号在先觉的志士仁人中诞生，巍巍中华泱泱大国为什么会到落后挨打割地赔款的地步？谋求救国与振兴的思想探索和行动从此开始，而需要忍受的百年的屈辱也同时伴随。与国学对应的西学被强行植入，中国学人不得不在对比中逐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饥不择食地引进和吸收，其间各种思想和思潮此起彼伏，讨论着、争吵着、融合着、分化着、探索着、试验着，一齐涌现在国人面前。其中有关西学与国学的思索、论争和选择在中国的学界激荡着，这是发生在中国人头脑里和灵魂里的一场战争，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场流血的战争，其间虽有为保护中华文化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代表的声音，但从整体来看，国学在退缩，根基在动摇，西学涌入之势不可阻挡，终于随着辛亥革命的枪声，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进入新的阶段，与封建帝制长期相伴的，以科举制为导向的治经、治子的学术主流和儒学中心，和帝制一起走进了历史，而失去治经时尚和儒学中心的学术界一时间仿佛失去了方向。
　　 就在19与20世纪的交接之际，西学的体系尚未建立，国学中的治经主流随着清王朝的消亡已退出喧闹的舞台，而综合的笼统的国学还没来得及完全分化，以治小说为学术主题的国学取代经学成为这一时期的学术主流，而红学成为这时期学术主流中的旗舰。红学能在这一时期破茧而出，或一枝独秀地分化出来，有着它独特的原因。一是处在世纪之交的学术界，西学和国学也处在试探着或融合或分化的交接之际，都需要一个能与自身的理论体系相接续的学术替代体，这种替代体必须是既可以运用西学的理论，又可以有国学发挥的空间，学术界在搜寻这一替代体，而此时对小说的研究已成为国学的主题。在中国众多的中国古典小说文库中，人们选择了古典文学艺术成就最高，众说纷纭争议也最多的《红楼梦》，只有《红楼梦》在内容、作者和版本方面具备这样的条件和功能。另一个原因是，饮誉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三大巨匠的参与，遂使《红楼梦》的学术地位得以确立，红学就此披着令人眩目的彩头正式登上西学与国学都为之叫好卖座的学术舞台，这三个人便是蔡元培、王国维和胡适之。
　　 应该说这三位巨匠之所以成为巨匠，并不仅在于红学方面的成就，红学只是他们研究领域中较小的一部分，但凭借他们在当时学术界的声望，其红学研究给红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奠定了红学引人注目的地位，把红学从学术的边缘推向当时学术的中心，红学在中国学术转型期的替代体作用、标本作用或可称作试验田的作用更加突出了。考察三先生有关红学的著述，他们的红学研究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他们把当时新的研究方法、思维、理论运用到《红楼梦》的研究中，从而取得了新颖的斐然的研究成果。蔡元培先生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还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邀请和聚集了当时中国的多位知名学者就职于北京，为中国的学术转型和当时的学术研究和争鸣奠定了人才基础。他的红学研究活动多始于1898年以前，他把清末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派的治学方法，运用于对《红楼梦》的研究，成为索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研究方法和结论主观色彩浓厚，难免陷于牵强附会的泥潭，但其对《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小说人物形象的部分观点，至今仍有重要价值。胡适先生是位改良主义者，是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史家和诗人，早年赴美留学期间师从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他主要成名于对早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和推动，其《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论文，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在红学研究方面，他使《红楼梦》研究进入一个新时代，他的《红楼梦考证》在红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和重要的贡献。他利用并延续了兴于清代的朴学的考据方法，结合西方实用主义的考证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红楼梦》的研究，在作者、版本以及文本内容方面（自传说）成就卓著，并发起了对索隐派红学的质疑和论战，成为新红学派的奠基人。王国维先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因在历史、哲学、文学批评、戏曲史和甲骨学、红学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成为举世公认的国学大师。他把西方美学、哲学观点和文艺理论引入《红楼梦》研究，于1904年撰写了《红楼梦评论》，从美学、伦理学、哲学和文学艺术诸方面对《红楼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途径，对评点派、索隐派以及自传说提出了批评，成为运用西方美学、哲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先声，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说中国古典小说及作者群峰耸立、群星灿烂，并非谀词，但唯独《红楼梦》研究分化出来，冠之以红学，这与前述三学者的参与是分不开的，他们以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促使红学踏上了红地毯。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功于这红学三剑客，还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因素在，众多的爱好者和评论者构成了红学诞生并发展的基础。
　　 另外，学术氛围的营造也是催生红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争鸣，没有论辩，没有批评，没有质疑的不同的声音，就没有学术的产生和进步。在20世纪中国学术建立和转型的初期，学术的氛围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的开展尚有君子之风，还没有受到政治派别的巨大冲击和影响。比如胡适与蔡元培的论争：1921年5月，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随同上海亚东初排本《红楼梦》一起出版，其后，胡适正式发表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出示并依据大量史料作出考证结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著前80回，高鹗续作后40回，指摘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及索隐派诸家之失；1922年1月，蔡元培作为回应，再版了《石头记索隐》并作序，在序言中重申自己的推证方法；1922年5月，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中，质疑了蔡元培红楼梦研究的“方法论”，指出用“品性、轶事、姓名”三法推证小说中的人物，结果必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提出要推倒穿凿附会的红学，主张搜求著者、时代、版本等可考定的材料，来研究《红楼梦》内容、思想及其人物。胡、蔡的这场学术论争，虽然发生在学术的转型期间，那时的学术研究和讨论还没有规范起来，但他们自觉地将论争限定在学术范畴内，没有唾沫纷飞，没有怒目相向，没有拔刀见红，但又非常之激烈，这是一场学术论争的典范。蔡元培可谓当时学界老资格的学术权威，胡适是从海外归来的出道不久的年轻学者，他们的身份增加了这场论争的知名度和观赏性，论争双方以平等的方式，各树自己的论点，各寻自己的论据，指正对方之失，阐述自己之得。红学就在这样的论争中得以确立和发展。
　　 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在学术成果上处于空白期，红学的兴起正填补了这一空白，也使红学事实上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心。当时学术界的状况是：正统的以经学、子学为主题的学术主流，随着科举制的废止而突然断流；综合性的笼统的国学正处于转型和分化阶段，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正孕育和分化着，处在走向独立的过程中；西学体系尚未完善地建立，正处在借鉴、初建之中，学术界还没有轰动的公认卓越的学术成果，小说学成为这一时期大家谈论和研究最多的主题，鲁迅是起步较早的一位，而其研究成果也是在后来公之于世的。因此，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在这一状况下很自然地成为聚集众人目光的明星，事实上已被推向当时学术的中心位置，围绕它展开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对于习惯了国学研究方法和主题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不知所措的一片茫然中，终于找到了与自己知识和思维结构可以接轨的学术主题；同时，对于那些深受西方学术熏陶的，海外饱学归来的新派学者，也找到了把西方学术理论与中国本土学术能够结合起来的学术对象，在《红楼梦》的研究上寻找到了表达自己和展示自己的突破口。红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向前台，以学术替代体或学术标本的形式成为当时学术的中心。
　　 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包括学术转型、分化、引进、筹建等多种形式。有学者单用转型一词来描述和概括这一时期学术的变化，是描述不清和概括不全的，当然也不够确切。陈平原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有这样的精辟表述：“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这一表述涵盖了与学术有关的内容、主题、对象、方法、思维和观念的重新梳理、再造和转变。中国现代学术经历脱胎换骨的艰辛之后，随着新兴的借鉴西方教育形式和内容的新式学校的建立，一批新的学科相继筹建和设立，实现了学术的分途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虽然还很不完善，但已初具现代学术的形态，社会科学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地质学等细分的专门学科已经以崭新面貌出现了，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专家学者为主体，也有本土学者的参与，形成了活跃在当时学界的专家群体。至此，作为学术替代体和起着学术标本作用的红学研究也基本告一段落。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始至共和国成立，中国学术被捆绑在政治流派的战车上而处于明枪暗箭的混战状态，学术界也被实际上分为多个派别，主要是由倾向于国、共两党政治主张的两大阵营组成。红学在这一时期已经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学术的中心了，虽然它也被卷入其中，但已在时代要求的政治与学术结合的洪流中趋于边缘化，成为学术支流了，而在建国之后复又成为主流，红学红极一时，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