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弟弟叫周作人，鲁迅本人叫周树人。
　　 一
　　 兄弟俩的书我都喜欢读。我是从文革时期开始读鲁迅的，那时我十四五岁，是从读“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开始的，因为那年代除了《毛选》也就只有鲁迅了，也因为毛主席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的女儿出生那天遇上入冬的头一场雪，我便给她起了个名字叫“雪婴”，其实，确有着对鲁迅的崇拜因素，因为鲁迅有个孩子叫海婴。“雪婴”，夫人说，“雪天的孩子，这个名字写出来似雅，可叫起来就很俗，英啊英啊地叫......”于是便没有叫开去，至今，我的女儿还是用的她的乳名：佳佳。读周作人却是近几年的事，过去，只知道他是个汉奸，却并不知道他的散文写得有多好。改革开放，周作人被解了禁，我的案头他的书便多了起来。昨晚，睡前，床灯下，又一次捧起了周作人。
　　
　　 他俩同是“五四”风潮的弄潮儿，有人说“在个性主义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周氏兄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鲁迅的杂文，周作人的散文，一个激烈，一个婉约；一个尖刻，一个敦厚；一个犀利，一个飘逸；一个笔下走雷，一个纸上描花；一个绝不宽恕，一个毫不抱怨，各自文笔，各领风骚。
　　
　　 比如，鲁迅写《狂人日记》：四千年了，“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都是‘吃人’！”“从来如此，便对么？”“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他要掀了这吃人的宴席，他呐喊：“救救孩子！”
　　
　　 比如，周作人写《新中国的女子》：如何的态度对于爱情和死？“这应当怎么做，她们自己会知道，我们不能说，我只能表示这样一个希望罢了。至于弹琴作画吟诗刺绣的小姐们，本来也是好的，不过那是天下太平时代的装饰品，正如一个霁红花瓶，我决不想敲破他，不过不是象现在中国这样的破落人家所该得起的，所以我不想颂扬。”“民国十五年大残杀之月末日，在北京书为被杀伤的诸女士纪念。”
　　
　　 周作人处世一是中庸，二是无为。这两条，成全了他的文章，毁了他的人。
　　
　　 文如其人，周作人写草木鱼虫，写喝茶，写饮酒，写《苦雨》也写《思想革命》。正如周作人在《自己的文章》中自我评判的那样：“实在是‘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耳，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忧忧，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所以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他甚至写苍蝇，写过四篇......性格决定了命运，周作人最终做了汉奸，“七七事变”后，他留在北平，给日本人督办教育。文品即人品，从他的文字中可以读出，他就是做汉奸，也是个窝窝囊囊的汉奸。
　　
　　 二
　　
　　 五四退潮，鲁迅曾彷徨，周作人却幻灭。“不是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兄弟俩终于分道扬镳了，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一个进，一个退；一个斗，一个隐，一个成了“民族的魂”，一个堕落为“民族的罪人”。
　　
　　 作为兄长，鲁迅于弟还是很有些感情的，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来，是鲁迅接他到北京并推荐他入北大工作，后来，兄弟俩合伙买了一处院子，两家一起住。过去读鲁迅写的《风筝》，每读心里每每酸楚，当然，那是鲁迅写他的三弟周建人的，“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悲哀源于他早年毁过小弟的风筝，因为他觉得那是“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到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坠下去了。”
　　
　　 鲁迅在另一篇文里还说了另一件自认为对不起弟弟的事，就是“他去看望住院的弟弟时，曾经有过那种想法：万一弟弟死了，要由他——去为其养家。”当时周作人在避世养病。
　　
　　 鲁迅说：“我那么想，可真是混呢！”
　　
　　 周作人和鲁迅绝交，或是因为那个日本女人，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写了一张纸留给了大哥：“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信写得平和，一如周作人本人，但字里行间，决裂的坚定，跃于纸上，鲁迅没有辩解什么，后来，携母及全家从八道湾的那院子搬了出去，就这样，四十年了的两兄弟相睨于墙反目为仇。信中的“过去的事不必再说”，是什么事，一些有关或略知的人都语焉不详。后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作了解释，“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为尊者讳？是不是这样，也不得而知。
　　
　　 三
　　
　　 国人论及古代四大奸相的书法，往往因人废字，实际上“字”并没有废。比如，时至今日，宋体仍然是应用最广的字体，它为汉字的普及、传播功不可没。你可知，宋体乃为南宋高宗一朝有名的奸相秦桧所创，按一般的习惯，这应叫“秦体”。但是，由于秦桧是奸臣，才把这种字体命名为宋体字。
　　
　　 因人废字不可取，所以说周作人的文章还是可读的，是要读的。
　　
　　 当然，非要从周作人的淡雅的文字里读出个“其悲悯情怀”来，为他的汉奸行为坐辨，是极为不妥的。周作人作《五十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它（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多少有些“是佛总言家常事，活到苦处方为真”的意味。此诗被人发表之后，和者甚众，轰动一时。鲁迅因此发了一通感慨：“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已盖棺定论，而如今，更有人在为周作人“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其实，早在《再谈油炸鬼》一文中，周作人就有放弃抵抗的准备了：“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古罪人。故主和是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我很反对思想奴隶统一化。”“秦桧的案，我认为都应该翻一下，稍微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础。”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那时，国人正在日本兵飞机的炸弹下流血和死亡。
　　
　　 四
　　
　　 李劼的自言自语——《周作人高在低处》有这样两段对话，“也是在北京，那晚是住在吴福辉家。当时，汪晖君恰好也住在附近，有一番聊天。彼此说到投机处，汪晖君告知一段往事。当初汪君从扬州师范考到北京就读时，其业师托他到其师祖、与吴梅齐名的词学大师龙榆生的坟上，上柱香。汪君找了很久，才找到了龙先生的女儿女婿；两位老人，住在一个很不起眼的院子里。在老人的指引底下，汪君遵嘱上坟焚香祭过之后，分手之际，老人突然叫住他，问道：现在你们年轻人，怎么看周作人先生？据汪君说，他当时就按已有的说法和定论，说了一番。老人非常感慨地叹了口气，说，将来，不知还会不会有人理解周作人先生。汪君转述完毕，也跟着叹了口气，说，自己当时年轻，不太懂事。言下之意，很后悔那么说。那时的汪君，还不是后来的新左人物。”
　　 “还有就是文中提及的，在上海一位友人家里，与邓云湘老先生谈及周作人。区区当时的提问是：你们这代老人是怎么看周作人的？然后就是那个回答：知堂老人，一生，没做过坏事。邓老先生说完，区区暗中一阵惭愧。老先生‘知堂老人’四个字，就足以让区区无地自容。竟然在老先生面前直呼其名：周作人！”文人嘛。大家多喜欢周作人的恬淡闲适......或许爱他那不温不火的性格，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