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对于这一个当今现实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其实，在古代就曾经发生过。如果遵循以史为鉴的原则，回味一下历史上两次很著名的裁员现象，也富有一定的积极而现实的借鉴意义。
　　 大唐贞观元年627年，才坐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就面对一个问题，朝廷的官吏太多，朝廷的负担太重。同时才经战乱的民众急需休养生息，更不宜加重赋税。提高效率，节约财政便成为朝廷的首要问题。于是就对房玄龄说:“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中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然后表示，朝廷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让房玄龄、杜如晦负责“裁员”，并要房、杜贯彻“任人唯贤”的原则。
　　 裁员增效本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而且房玄龄、杜如晦在执行“裁员”任务的过程中认识到真正需要裁的人员和阻力在哪里。首先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旧部———原来秦王府中的人。这些人追随唐太宗李世民多年，说白了就是为了有一碗饭吃。主人当上了皇帝，他们本指望跟着吃肉喝汤，现在可好，从他们身上开刀，从何容易。于是问题又转回到唐太宗李世民那里。坚决支持裁员工作的唐太宗李世民说:“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能不为百姓着想？……若徇私情，不问才学，岂是至公之道？”主人发话、撑腰，房玄龄、杜如晦他们便大刀阔斧地开始精简机构，裁撤冗员。这次明君良相的精诚合作，不回避矛盾，从根本上动手，从最大的既得利益方面入手开刀，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而此次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是非常成功的一次行政改革，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执政基础。
　　 明朝崇祯时期，后金政权的不断侵扰，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朝廷财政很自然就出现了困难。崇祯不是一个昏君，而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帝王，也认识到朝廷需要裁员增效才可以以摆脱危机。但不同的是当时的朝廷大吏没有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名臣，而且崇祯不是唐太宗，看不到事情的本质。于是裁员的对象不是从消耗国家巨大财富的皇亲官吏开始，而是选择了最基层无权无势的工作人员———驿站工作人员开刀。结果是节约的银子不是很多，却给朝廷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被裁掉的大批驿站小吏成为失业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官路上的劫匪，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稳定。更关键的是，这些驿站小吏中有一个人名叫李自成。最后，对朝廷充满仇恨的李自成走上了造反的路子，正应了那句“大明若亡，必亡于流寇”那句名言。当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占北京之际，当初以裁员成功而得意的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只有自食其果了。
　　 由此可见，裁员增效这个方法没有错，但是裁员的方向不同带来的后果却有天壤之别。唐太宗李世民君臣们裁员，刀口向上，“裁员不避亲”，自上而下，不仅达到了既定目的，而且裁员确实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然而反观明朝的裁员，刀口向下，拿弱势群体开刀，看起来虽然小有成效，但是却埋下新的社会矛盾，种下了恶果的种子。假以时日，恶果的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就会给社会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
　　 古代朝廷如此，当今企业依然。裁员增效的方法没有错，关键是从那个方面裁起。而恣意从职工开刀压榨式的减员增效，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企业管理的初级手段，而这种忽视基层民众利益的粗暴管理方法与时下强调的和谐社会相去甚远。几年以前的通钢事件，以一种暴力的形式诠释了一种社会底层的对应，但愿通钢的事情能让更多的人醍醐灌顶，则陈某人死亦不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