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叶，一位海岛退伍军人的爱情故事）
　　 海南岛，65年夏。
　　 一个傍晚，我们部队训练回到营房，通讯员给我送来的一封广州来信。首先是来信地址，就让我想了半天，再看信封上的字迹：很是端正，秀丽笔画间的收笔笔触，透出几分刚毅；这是谁的来信呢？打开信一看，是写给我的，内容是在找我哥，落款：史慕。一个不折不扣的男人的名字。
　　 我迅速回了一封不到20个字的信：我是我哥的弟弟，要找我哥就找我哥去，他在XXXXX部队炮连。
　　 半个月后，史慕给我回了信，一是表示谢谢，二是寄来的一张我哥小学班里班干的相片。我看相片后，愣了；原来，当时在广州读书，我和我哥是同校不同班，史慕是我哥的小学同班的女同学。
　　
　　 文革间的69年，由于我们父母被打成“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我们哥俩离开部队已是定局。离开部队前，我正好参加了广州军区的大型文艺汇演；到了广州，当然，也带了我哥的一项“特别任务”；汇演之余，在我们小学经常课外活动的“广州烈士陵园”大门内的石凳旁，见到了分别了近11年的同校同学史慕。
　　 一眼看去，我们是长大了，看看身旁当年烈士陵园的小松柏树林都已经是苍天大树林了；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的风云突变吧，从对方的无奈的笑脸中，看到各自心底里隐藏的伤痕。可是，史慕身上那件胸前印有“广州石化”的工作服，让我心神一定：哦，她是工人阶级。
　　 我先开的口：我哥让我告诉你，我们是“黑五类”的子弟了，两个月后都要做退伍处理，我哥说，你是大城市的姑娘，他在海南岛，是家庭有历史问题的人，他配不上你，这件事就算了吧。
　　 史慕也只回了一句：别说了，我做得了我自己的主。接着，就带我到她家去，吃了顿午饭，见了她父母和姐姐们。我当晚回到军区汇演的宿舍，就一直想：史慕没二话，就带我去她家见父母，里面说明个什么问题？
　　 汇演后，我回到海南的部队，抽空到了离我部只有60来公里外我哥的炮团，汇报了我见史慕的经过。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兄弟俩，从各自的部队退伍了。我哥，回到XX县XX村，住回到战争年代他的养母家。我，到了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X团，也就是现在的农场，当报道员，写报道。我们都没有回家，因为，父母在另外一个农场关在“牛棚”接受改造。
　　
　　 72年，一个夏天的下午，我在办公室改稿子，通信班小张给我送来一封加急电报。是我哥发来的，就四个字：急事，速回。顿时，我只有一个劲着急呀！即刻请了个假；从我的农场，骑单车走小路，也得30公里，我用一个小时“飞车”到我哥养母家。
　　 我哥养母家是一个坐落在椰树林间的农家土屋小院子，有点像“四合院”，但又没有四合院那样华丽；大门里对着尽头的是“开放”的伙房；伙房的右侧就是四个房间；再拐个弯回来，就一个猪圈，还养着两头猪；大院当间，堆了一些干稻草和一些柴火，是一个地地道道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海南农家小院。大门的外墙用白灰刷写过，但已经有些脱落，隐约可见的几个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是，那矗立挺拔，直指天穹，环抱着村庄各个农家小院的椰树林海，给这片热带的海岛带来了几分清凉。
　　
　　 当我跳下单车，把单车往墙边一靠，怀着急切的心情快步走进院子里，一边大声呼喊：“哥！哥！出什么事了？”没人应答，我更急了；“八妈！（我哥的养母），在吗？”还是静悄悄。
　　 片刻，紧贴伙房的一间房里一个女人的声音：“都出去了，不在。”话音落下，房子的木门“吱啦”的一声开了，走出来一个女人，却让我呆住了，我自言自语：“史慕？是你？”
　　 史慕笑着走了过来：“这么？不认识啦？”
　　 我有点不知所措，笑脸相迎的回了一声：“我哥电报里说的急事，原来是......是你驾到哦？”
　　 “那还不急呀，你哥都把我气坏了、急死了。”史幕语气中有几分埋怨，更多是爱慕。
　　 史慕给我倒了杯水，在伙房外的木桌边坐了下来。“是不是我哥惹你生气啦？嘿嘿。”我悠着劲地笑着问。“不过，这个文革动乱的年代，你从广州闯海南，又到这样一个农村，可敬哦！”我暗暗为我哥庆幸。
　　 “一说到你哥，没把我气回广州去呢！”“哦？怎么回事？”
　　 ……原来，我哥退伍后，写过信给史慕，说，“退伍回到农村养母八妈家，一切很好”之后，史慕陆陆续续回过数封信，我哥都没理会，像是“失踪”了。史慕想，你就是要“断交”，也要看个究竟。就这一气之下，决定这年夏天，只身一人，独闯陌生的海南。
　　
　　
　　 史慕在一周前，就给我哥一个电报：X月X日，乘“水仙”轮来海南，请到海口接船。
　　 那天，在风浪中晃了48小时的史慕，下了船，环视着熙熙攘攘的来往人群，寻觅着我哥的身影；半个多小时，没见着；再过半个小时，我哥还是没现身，海口港的人流几乎走空了。幸好，史幕有一位亲戚在海口中学当老师；用“公用电话”联系上了，才成了扎到海口的史慕唯一的去处。
　　
　　 （是呀，那个年代，社会乱哄哄，一个广州姑娘，就为了一个知不知道还爱不爱她的人，却踏上这片陌生，又有几分危机的海岛。我听到这里，心中敬佩这位未来的嫂嫂。）
　　 “后来呢？”我平静的明知故问。
　　 ……第二天中午，她亲戚送上史慕长途客车，向X县进发；并在前一天下午，向我哥再发一封加急电报：“明天我到X县城，请到县车站接。”
　　 当今，只用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可那个年代，却要上花3个小时；到下午3点多，史慕风尘仆仆地到了X县“长途客车站”。在那拥挤又闷热200平方左右的“候车室”里，面对着几乎一色的海南方言的人们，想用一句“普通话”与一个人交流，实在太难。
　　 史慕就是史慕，她已经知道我哥会跟昨天一样，是不会来接车的。并做了一个果断的决策：退伍兵归武装部管，到县“人武部”，就一定会找到我哥！
　　
　　 （太睿智了！听到这我暗暗拍手叫绝，这回我哥还往哪里“躲猫猫”）
　　 果然，当一个广州姑娘出现在县人武部部长办公室，找到人武部部长时，人武部部长毫无二话，立即派了一辆军用三轮摩托，又颠簸了近一个小时的乡间小路，那天的傍晚，就来到现在的这个农家小院。我哥还是不在，迎接她的是我哥的养母八妈；其实两封电报我哥都收到，我哥也知道一定史慕会到这里来找他；因为，在史慕的数封来信中表达过这种想法。当然，最开心的就是我哥养母八妈了，她已经看到史慕这位广州姑娘的心。
　　 那天，史慕收拾了路途的风尘；八妈在伙房做饭，其中就有文昌鸡；用正宗文昌鸡待客是农家最高“礼仪”。
　　 天色近黄昏，史慕坐在伙房前的木桌旁，一边帮着八妈做着饭，一边望着前方，与村小道相通的院子的大门，她在等待着一个退伍兵的身影。
　　 “么……么……”是水牛的叫声。八妈推了推身旁一直在发愣的史慕：“他，回来啦。”
　　 果然，大门外站着一个1米73，身着高卷衣袖、裤腿军衣，膝盖以下全是泥土缠裹的打赤脚，右肩扛着一副铁犁，左手牵着一头壮实的水牛——地道的农民退伍兵，定格在史慕眼前。
　　 史慕起身迎了过去，我哥就像“雕塑”似的，定在门前，脸上还是当排长的那副严肃的表情，一动不动。
　　 史慕来到我哥跟前，两人都没有吭声，只是对视着。
　　
　　 史慕跟我说，“当时你哥就好像对我无言的表白：我就这个样子了——退色的军装、是在农田了使牛耕地的泥腿子退伍兵，你要不要吧？”
　　 我问了一句：“后来呢？”
　　 “后来，我接过铁犁。”
　　 “再后来，你们没有这个……”我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
　　 “你也和你哥一样坏，不说了。”这时，我看到史慕脸夹露出一抹绯红。
　　
　　 没多久，我哥也从地里回来了。我第二天回原单位去了。
　　
　　 回到单位的头一件事，是给我远方另一个农场关在“牛棚”接受改造的父母写了一封短信：“爸、妈。哥哥有女朋友了，是我未来的嫂嫂，你们未来的媳妇。她是哥哥广州的同学史慕。祝你们保重。”
　　 ……
　　 说在后面：由于文革时部队去“支左”，我哥部队在一次劝解红卫兵武斗时，头部被击伤，昏迷了10几分钟；到50多岁的时候，因工作繁忙，“帕金森病”发作了。现在，病魔一直在折磨他的身躯，不过，还是坚强地活着，史慕嫂子一直在他身边陪伴着。
　　 我哥今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