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已经是个八十三岁的高龄的老太太，她是解放初期新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曾经给家族带来无比的荣耀。
　　 她是一个幸运的女人，1928年出生西北地区渭河南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因为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她的祖父因的病因离县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耽误了医治，促使他父亲下决心要在子女中培养一个医生，她是家中的长女，她那新潮的父亲没有受男尊女卑的影响，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在其他同龄的姑娘正在遭受封建礼教的裹足之折磨的情况下，她却顺利读完医科大学，并留在大学校园里任教，并且履历表里还有当领导的经历。
　　 这样的一个幸运女人对她幸运人生似乎并不买账，为了是自己的地位不停得到提升，为了是自己的财产不停的增加。她不停息的和亲人奔走法庭，并和他们做着不懈的斗争。
　　 文革期间，为了显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她凭着自己少年时的模糊记忆，把早已关进牛棚的父亲再踩上一只脚，说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在她十岁那年杀害了一个共产党员，把父亲从牛棚亲手送到监狱，这一送就是十四年，直到七九年，别人纷纷平反，而老父亲迟迟出不了狱，后来才知道是自己的姑娘给自己做的冤案，于是捎话让姑娘探监，父女通过回忆当时的种种细节，才知道当时检举父亲杀的人并不真实。但姑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那当时是我年龄太小了，没记清楚。然后撤诉了。父亲才重见天日。每每回首这一段往事，父亲都会痛心疾首地说，自己今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应该送这个女儿上大学。
　　 冤枉了老父亲，还没有捞够政治资本，自己的公公因为是走资派，每天都要交给革命造反派开批斗会，公公回到家，发牢骚，泄怨气，减压力。但是儿媳妇把她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作为反动言论交给造反派组织，把公公从批斗会又送进了牛棚，文革后期当公公从牛棚出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坚决要儿子和这个女人离婚，并对儿子说；“这个女人太可怕了，简直就是家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离婚后，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她的公公在去世后并没有通知她，而是留下遗嘱，把全部的家产交给了当时的一个唐山地震时的孤儿来继承。每每提起这事她仍然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政治运动嘛。”
　　 如果说当时的人们被文革搞得淡化了亲情观念，是人神魂颠倒，人鬼难辩。这种背景下利令智昏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在自己的老父亲已经去世六年之后，已八十三岁的高龄的这个女人，又一纸诉状将自己的一母同胞的弟弟告上法庭。使人们对她不得不再次刮目相看。
　　 弟弟原来也是热血青年时响应党的号召到延安上山下乡，这一下就是十几年，并在陕北成家立业，有了一双儿女，但是当冷静下来，想回省城给儿女一个好的教育环境时却发现返城难于上青天，在花光所有积蓄调动未成的情况下，只好在离省城六十公里的一个县城安了家。以后老父亲从省城来儿子这个县城小住，发现这儿是养老的好地方，地方清净，儿子媳妇孝顺，孙子孙女乖巧，这儿的人又是极其实在厚道，所以就决定和儿子住在一块享受天伦之乐。老人在这儿快乐的度过了最后六年时光，2005年以九十七的高龄离开人世，最后留下遗嘱，省城的房子留给儿子继承，老父亲离开六年后，我们的主人公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知道省城的房产权并不是按遗嘱的形式过户给弟弟，而是以买卖的形式过户的，当时估价四十万，他以为弟弟发大财了，独吞四十万家产，心理极其的不平衡，其实，由于当时由于老父亲健在，省城的房子由弟弟翻盖后不能拿遗嘱过户，老父亲怕自己不在时节外生枝，就建议儿子借自己健在时过户，他们听从了律师的安排，以买卖的形式过户了，实际这不过是律师的权谊之计，四十万的房款是个虚拟的数字。不幸的是这个信息六年后却被有心计的姐姐逮到了，于是不顾自己年事以高，又决心在有生之年和弟弟来一次较量，当弟弟接到到法庭的传票之后，顿时气得大病一场。
　　 丝毫不怜惜弟弟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艰难处境，丝毫没有经过患难之后省城手足重逢的喜悦，以八十岁的高龄，去和弟弟在法庭争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身外之物，甚至还惦记并没有给赡终的老父亲的丧葬费和单位十个月的工资是否被弟弟贪污，是否还有自己一杯羹。这种掉价，自私，冷酷。无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事也只有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才做得出来，从此她带给这个家族的荣耀将会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