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过关斩将
　　
　　
　　
　　 再看一下“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的何院士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处于什么地位：将关键词“两弹一星元勋”输入任意搜索引擎，立即可查到：“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钱骥，姚桐斌，赵九章，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周光召，杨嘉墀，陈能宽，陈芳允，吴自良，任新民，孙家栋，朱光亚，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怀。十分不幸，名单上没有何院士的大名。一项重大科技事业充其量能有几个人可称得上“理论开拓者”呢？“两弹一星”元勋数量已多达23名，竟还没有囊括“理论开拓者”何院士。可见“理论开拓者”这个模糊概念的外延之大，足以使人们想起那个把行政领导、宣传干事、描图员甚至厨师都算作科技成果功勋的年代。
　　 不过，何院士凭借在中宣部工作了五年和在中科院抓党政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经“后续努力”，其知名度远远超过了那些不重视宣传和“包装”的“两弹一星”元勋们。更为惊人的是，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钱学森先生，现在已成了《何祚庥同志反伪科学英雄事迹》中的反面人物，在多种场合被用来反衬何院士的英明伟大。何院士频频在大、中院校作题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报告，每当他眉飞色舞地大讲特讲自己是如何同那个“坚决支持伪气功的大科学家”作斗争的动人事迹时，人们已搞不清在《何氏词典》中的“人、事、学问”是如何定义的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趁机“诽谤”何院士，说他的报告一贯文不对题，应当把题目改为《作孽，做秀，做学贼》才合适，又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作秀”。
　　 自解放初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大陆在学术领域发动的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波及到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从学生时代就热衷于“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的何祚庥，在这些学术批判运动中当然如鱼得水，十分活跃。多年来，他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纵横驰骋，横扫自然科学各学科“牛鬼蛇神”；他的许多大作，其威力之狂烈，气势之凶猛，棍法之娴熟，令人们至今难以忘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向来就是个典型的以政治帽子棒杀科学的政治打手。
　　 且举以下几例：
　　
　　 1、1952~1953年：批“摩根基因遗传学说”
　　
　　 在前苏联有一个李森科事件。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在遗传和育种问题上，他从30年代起就反对“摩根基因遗传学说”，并将其贴上“资产阶级科学”的标签。李森科由于得到斯大林的信任而飞黄腾达。苏联一批有才华的生物学家因此受牵连，惨遭迫害。当时的中国也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批判基因学说的运动，大力宣扬李森科一派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科学真理成为政治干预的牺牲品。何祚庥等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大旗下高唱“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对我国着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摩根的学生）发动围剿，谈家桢不得不违心地为自己坚持摩根的学说而做了检讨，使我国的生物学家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国外生物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1958年：批“共振论”
　　
　　 本世纪初发现苯的克库勒模型以来，数十年一直未能对苯的化学结构给予合理的解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泡利提出“共振论”概念，合理的阐述了苯的化学结构，此为量子力学在化学结构学的开始。何祚庥等认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指责克库勒模型的学说是“阶级调和论在科学界的反映”，成百的结构化学专家因此受株连而检查“资产阶级立场”，中国量子力学研究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而长时间中断。
　　 3、1965年：批“控制论”。著名犹太裔学者维纳（曾在清华任教，是何祚庥的校友）在有关控制论的著作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来表明他的观点：二战时期，高射炮对敌机的命中率非常之低，因此盟军方面组织了一批科学家对此进行攻关。研究发现，老鹰在捕捉兔子时很少失手，这是因为，老鹰脑子中有一套反馈闭环系统，能根据兔子的方位、速度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路线，直至成功。将类似的系统装在高射炮上，使命中率大为提高。由此维纳认为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存在一定的共性。何祚庥认为阶级之间尚不能调和，何况生物与非生物乎？何祚庥等人用简单的“阶级调和论”等武器就把多位科学家斩于马下。
　　
　　 4、对唐孝威的论战
　　
　　 中国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然而，历史上我们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何祚庥在其中也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
　　 唐孝威院士现在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70年代末，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个高能物理科学实验组由他领导，来到德国汉堡进行国际合作研究，他在那里结识了日本的小柴昌俊。两人对质子衰变实验都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打算继续合作，由于需要高山环境，实验准备在中国进行。然而，由于何祚庥等人对唐孝威的“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论战，中国政府没有批准这个项目。200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的时候，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何景棠研究员(唐孝威的学生)正在美国做访问研究。当他看到日本的小柴昌俊赫然出现在获奖人名单中时，挥之不去的中国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痛苦涌入他的心潮。他的那篇《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讲述了这段20年前的往事。当年在关键时刻，何祚庥在《物理》杂志上攻击唐孝威的质子衰变研究，是违反了能量守恒，无异于说唐孝威连起码的常识也不懂，直接影响了有关部门领导作出不支持实验的决策。
　　 以上是何祚庥在自然科学领域参与的一些批判运动，但他并不完全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不懂建筑，不懂美学，更不懂古城文化保护，只因为坚信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抡起大棒大打出手，把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气了个半死。
　　 文革后，时代变了，那种以革命口号代替科学，用谎言欺骗和麻醉人民，用革命理论指导科学研究的做法渐渐过时了。
　　 90年代各行各业都在乘乱发财，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和小集体腰包。中国引进的高能对撞机项目，使物理学界初尝甜头。这套设备除了装门面之外，对于实际的科学研究至今还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益，今后恐怕也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但是，由于这个项目，高能物理所盖了办公楼和宿舍楼，解决了住房问题，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于是，何祚庥大力倡导一个“τ—C工厂项目”，这是一种比电子对撞机更高能的项目。为了引进这个项目，当时国家拨付了500万人民币的预研究经费，物理学家一班人乘机遨游美国，一时好不风光。
　　 但不巧天津大学的崔君达教授从理论上对层子的存在提出了一点异议，结果在1996年引发了中国物理学史的一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何祚庥作为核心人物组织了大量的物理学家甚至文学家加盟，动员了《科技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一大批媒体参战，对崔君达先生进行打压和围剿，何祚麻说崔教授的“复合时空论”是“病态科学”，崔教授是“病态科学家”。并于1996年9月2日将此发言稿发表于《科技日报》上。最后，大陆最高层招回扬振宁、丁肇中进行咨询，经过慎重和广泛的咨询研究论证后决定：τ—C工厂项目枪毙！毕竟是90年代了，何祚庥用棍子打人的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行不通了。
　　 何祚庥或许意识到，时代变了，搞伪科学已经没有出路了，如果说“层子学”是一种伪科学的话，那么，自从“τ—C工厂”被枪毙后，何祚庥就从搞伪科学转而反伪科学，这实在是一种大彻大悟，一种立场的转变，一种世界观的飞跃！因为他十分清楚，在科学领域里他实在不可能有什么建树，科学的飞速发展，他的那点可怜知识吹到天上也就是科普水平，况且早已陈旧老化腐朽不堪。在理论科学的领域里永远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老是跟在外国人后面爬行没有什么意思，炒炒革命新闻虽然可以蒙蒙外行人，但在行业内终究得不到承认，再说，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科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何祚庥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把何祚庥这个名字写进物理学史，当然如果有人要编撰一部《伪物理学史》或者《意识形态物理学》的话，他的名字一定是少不了的。
　　 应当在沉沦中崛起！应当把失败当作力量，他或许这样告诫自己，何祚庥的特长在于搞意识形态的斗争。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善于斗争，兴风作浪，浑水摸鱼，这就是他的优势啊！他深刻铭记着“人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条语录。
　　 于是，这些年来，何祚庥院士领衔发起了波澜壮阔的“捍卫科学尊严，反对伪科学”的意识形态运动，成立了一个叫做“捍卫科学尊严委员会”的非法人组织，并当之无愧地成为该运动的精神领袖。
　　 我们看到，何院士人老心红，战士风采依旧，棍法依然娴熟，他又熟练地炒做起小报，操纵起舆论，每一次政协会上，小报记者就象苍蝇一样围绕着他。这些年来，他总是不辞辛苦，精心收集、编造、剪贴、拼凑材料，在政协会上搞提案，虽然每一次调查下来都证明他的提案所依据的事实有些不太真实，但何院士还是兢兢业业地制造他的提案。例如，何祚庥制造的王洪成水变油伪科学案件，早已平反，但他还是经常当作他的成就在炫耀，关于所谓“水变油”，国外在研究，中国科学院也有项目组在研究，在哈尔滨有一条公交线的车就是用水变的油作为燃料。但何祚庥最明白，媒体炒作不在乎真实，而在于气势，深明此道呀！
　　 几十年来，无论政治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何祚庥总是跟得很紧，无论在文革前、文革中，还是文革后，何祚庥都很吃香。在科学家面前，他是政治家，在政治家面前他是科学家，他总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