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似乎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那一年，过完春节，我和康辞别父母，提着简单的行李，坐火车来到了沈阳。
　　 一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我的眼前，除了海市蜃楼般的夜景，便是漫天飞舞的雪花。那一大朵一大朵的雪花啊，在隆冬之夜的寒气中悠悠飘落，在火车站前的霓虹灯影里轻轻飞扬，如梦如幻，悄无声息。
　　 几天后，托远房亲戚帮忙，我们租了一间五十多平米的门市房。放了一挂鞭炮，请过几个老乡吃了饭，又在门侧贴上康写的四个大字“开张大吉”后，我们在沈阳的生活就算正式开始了。
　　 万事开头难。因为本钱少，地段偏远，又没从商经验，一开始生意做得很艰难。还好，我那时比较坚强，精打细算的功夫也学了一些，除了节衣缩食，再就是不买电视，不买书报，不常打长途电话。日子虽单调枯燥，可终归还过得下去。
　　 三月初，非典流行，京沈高速车俩严查，延误了货车进沈时间，好不容易拉来的一个厂家订单也泡汤了，这对我们来说，无疑于雪上加霜。到了四月中旬，我们手里的钱交完水电费和各种税务后，仅剩下了83块。康终于撑不下去，给老家打了求助电话，第二天，我们便有了500元生活费。幸运的是，这500元还没动，我们就赚了840元，日子总算又喘过来一口气。
　　 所谓祸不单行，就是不可预料的困难事一件接着一件发生。到了五月份，生意还没见起色，却突然得到通知：我们租住的地方要拆迁，限期三个月内搬完。那时真是焦急啊，可内心暗暗抱着希望，期望找个好一点的地段，做起买卖来也顺畅。于是开始四处张罗找房子。看了好多条街道，去了很多个地方，无奈当时拆迁的区域多，位置好的房子我们租不起，合适的又早已被别人高价抢租完，到了七月底，我们能负担得起的店铺依然没有着落。
　　 一天，康兴冲冲跑回来，说，找到了找到了，明天搬吧。
　　 第二天，我们雇了辆大卡车连货物带铺软炊灶一并运往新地点。穿过一条街，拐过两个路口，卡车在一片低矮的平房前停下，康跳下车说，到了。
　　 下得车来，刚看第一眼，我的心便凉透了。这哪是做生意的地方？
　　 一座小平房，失魂落魄蹲在马路边。门窗窄小，陈旧斑驳，门前长满半人高的杂草。
　　 再环顾其四周，左边一个卖烟卖酒的小杂货铺，外面摆着一张生锈的折叠椅，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坐在那里，正专心致志搓脚背上的泥。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黑瘦妇女正在杂货铺里挪来搬去，大概是他女人；右边，是一家小音像店，门外面支起来两排木架，上面摆满红红绿绿的影碟，震耳欲聋的流行歌曲正从一个音箱里源源不断传出来。从音像店向右一溜儿看过去，分别歪歪扭扭站着不像样的羊汤馆、不成器的手机修理店、油迹拉碴的熏肉大饼店和遮遮掩掩的足疗按摩店……这些野蘑菇似小房子背后是一个倒闭的标准件四厂。
　　 这哪是做生意的地方？
　　 我蹲在路边，不吭声，非常泄气。康说，合适的店一时半会儿不好找，先住下来过渡一下，骑驴找马。
　　 想想也没别的办法，我压下满腹的沮丧与无奈，慢慢拾掇起这头驴来。
　　 小屋从外面看不大，里面分内外两间，倒也宽绰。听说以前做过饭店，因此厨房大得出奇。除了这，还有一个让我惊奇不已的建筑——外间屋子沿墙根儿，从大门口一直延到里间小门边，用红砖水泥垒砌起一圈儿围墙，半米来高，七八十公分宽，顶头还有个火炉样子的明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问康，他也不知道。
　　 康跟旁边卖烟酒的杂货铺那家借了把锹，清理掉门前的杂草；又买来一桶涂料，连门带墙刷个通透，这小破房子瞅着顺眼不少。我把亲戚送的旧沙发铺挨墙摊开，又加了一块木板，铺好了睡觉的窝。屋小，东西少，活儿不到半天便干完了。
　　 可是，接下来发现的问题却让我十分恼火，之前积累的不良情绪更加恶劣———我里里外外，房前屋后的找了半天，竟然没有找到厕所！这不是要人命么！
　　
　　 2
　　 正焦躁懊恼间，康指着房外左边约二十米远的一个旮旯说，瞧，那不是厕所吗？
　　 顺手指方向看去，果然有个用残砖断瓦堆砌而成的砖棚，又低又矮，伸手即可够到棚子顶上耷拉下来的黑乎乎的油毡布；砖棚的一侧开了个小门，特别窄，半人高，用长长短短的木棍木板编叉而成，无精打采斜歪在那里。整座砖棚的前墙头朝里紧贴标准件四厂的院墙，后墙身却像睡卧的老牛撅屁股对着马路。乍眼一看，可不就是农村里的旱厕？
　　 内急难忍，我匆匆小跑过去。
　　 刚到栅门边，忽然听见里面传来一个人问话声，谁呀？
　　 我着实吓了一跳！停住抬眼细看，才发现这原来是一户人家！栅门里侧有一道门槛，再往里是一个两米长一米宽的过道，放着煤球驴子、锅碗和水壶，最里面角落还堆着几块长木板和几十个空饮料瓶。
　　 天哪，这竟然是一户人家！
　　 这时，里面又传出问话，是谁呀？是他小赵姨不？
　　 哦不是不是。我一边慌慌张张回答，一边慌慌张张地退出来，里面的人却已从过道右侧的一个屋里走出来。
　　 是一个老妇人，七十多岁的模样，微驮着背，眼神矍铄，面色蜡黄。一看见我，老人愣了。她问，孩子，你找谁啊？
　　 我找厕所！我不知道,不知道这里是……我慌不择言，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老妇人却笑了，找厕所啊？来，我告诉你厕所在哪儿。
　　 说着，她带我走出她的砖棚屋，来到马路边，一指马路斜对面说，那不，那边就是公共茅房，挨着歌舞厅那个。
　　 我看见了。
　　 大娘，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实在不知道……我对老人解释。
　　 她脸上依然笑呵呵的，说不碍事不碍事。你们是旁边新搬来的吧？先前看见你们在收拾。
　　 我连连点头。
　　 她又笑了，说好好。租的吧？
　　 待得到肯定回答后，她又说，你们租的这家，房东的老公公跟我家死去的老头子原先是一个厂子的，都是老邻居了。这房子挺好，就是好久没人住了，收拾收拾也很宽敞，够住。
　　 又说了几句，老人走回自己的小屋，快到门口时，弯腰抚了抚栅门上一块松懈的木板。
　　 就这样，在这个贫民区一样的地方暂时安顿下来。接下来的日子，又见过老人几次，有时见她提着简单的菜回来，有时见她拎着一塑料袋饮料瓶子出去。迎面碰着了，也只是点头打个招呼，终究没有说话。
　　 因为康在烟酒杂货铺里借过铁锹，后又买过一只打火机和两次啤酒，我们跟那对五十岁上下的夫妇最先认识了。那男的我如今忘记了姓什么，只记得他的女人姓赵，大概就是老妇人口里的“他小赵姨”了。
　　 一天，小赵姨提着塑料桶来我家厨房里接水。她的杂货铺子是用自家的杂物间改成的，没有接水管。她平日里习惯去砖棚老人那里去接，今天老人没在，就来我这里接了。
　　 小赵姨一边接水一边跟我说话。她说这片区域房子的主人都是原来标准件四厂的退休职工，这些大小不一的旧房就是原来的职工宿舍。后来，厂子倒闭，老职工中有的在别处买了房子，有的搬去跟儿女同住，剩下空房子稍微修理一下就租出去了；另部分没钱又没指望的，就留了下来，继续住在这里。这些房屋大多年久失修，一到下大雨，屋里简直就成了水帘洞，犄角旮旯的接水盆……
　　 我不禁抬头看看屋顶，很担心这房子像她说的那样糟糕。雨季已到，房子万一漏起水来，我家的货物就全废了。
　　 小赵姨笑了，说你家这房子没事，出租以前房东已经找人修了。她朝北墙方向努努嘴说，老太太家的棚子就不行，一到下雨，瞅吧，满地的洗脸盆儿。
　　 她这把年纪了，为什么一个人住在这里？没有儿女吗？我问。
　　 儿女多着呢，三男两女，可有什么用？一家不管其他家都攀着不管。
　　 那她指靠什么生活呢？
　　 她老头是四厂老职工，负过工伤，她作为家属一个月能领一百多块抚恤金。再说，那么多儿女，逢年过节的多少也能给老太太拿点儿。
　　 怎么不跟儿女们过去？也好有个照顾，毕竟这么大岁数了。
　　 要不说么——小赵姨一边拎起水桶往外走，一边说——要不说么，儿女多了未必是福。都是爹生父母养的，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谁也不想老了晚景凄凉……
　　
　　 3
　　 到了八月份，天气燥热起来，树叶子一动不动，叶片上落满了汽车经过时搅起的尘土。
　　 店门前的这条马路并不很宽，却是三环外的车辆进入沈阳市的必经之路，因着地利，我家的生意竟然比以前好了许多。我们添置了几件衣服，结婚纪念日那天，我又买了新被单新被罩，我向来喜欢这些体贴素雅的物什。电视机和书报依然被列为奢饰品，不舍得买。
　　 没有打发时间的东西，时间就显得特别漫长。微风习习的傍晚，我总是搬了一张小凳坐在院子里。杂草的生命力如此顽强，虽然经过几遍清理，可它们依然从砖缝里和水泥板间一丛一丛钻出来，长势茂盛。一队队的蚂蚁，在草丛中忙忙碌碌穿梭，像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这个世界，到底在忙什么？
　　 住在砖棚里的老妇人走出来了，脚步趔趔趄趄。她瘪瘪的嘴唇紧绷着，两只布满青筋的手费力提着一只泔水桶，磕磕绊绊走过来。她要把泔水倒进马路边上的下水道里。
　　 我走过去，帮她把半桶泔水倒掉。她一连声地说谢谢，并邀请我去她屋里坐坐。我去了。一进屋，脚下冷不丁被绊了一下，腿也陡然矮了半截，原来是屋地太深了，一迈步就像迈进了坑里。
　　 老人推开她住的屋子的木门，一股刺鼻的霉味迎面冲来。屋里非常暗，什么也看不清，过了好大会儿，眼睛才适应过来。陈设非常简陋，靠墙盘着一个炕，占了半间屋子；炕上铺着旧床单，炕头卷着两床蓝底粗布棉被；紧邻炕头支着一张高脚木桌，红漆剥落殆尽，露出经年的木色；桌头上摆一溜儿小药瓶，桌子中间摆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一张四脚木头凳子放在炕梢。
　　 这就是老人的全部家当了。
　　 倚着她的炕沿坐了一会儿，说些家常话。老人很和蔼，说话时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听她的口音不是老沈阳人，一问才知道祖籍是山东威海，年轻时随男人招工入沈，在厂里做杂活儿，不算正式工。
　　 一听说是老山东人，彼此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不少，说话也熟络许多，此时得知她姓任。
　　 任大娘，你的脸色为什么那么黄？在日头底下看，蜡黄蜡黄的。
　　 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我高压快200了。说着，她伸出两根手指来，表示200。脸上依然带着笑意，好像在说别人的事。
　　 血压那么高要少吃咸的，咸菜最好别吃。我说。我看见桌子上有半碗腌红萝卜。
　　 任大娘明白了，她笑着说，没事儿，胡萝卜补维生素，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料想老人除了腌胡萝卜也没什么菜可吃，我不好再说什么。
　　 正说着话，隔壁忽然传来动静，有人在说话，听声音，像是一男一女。
　　 我很好奇，问旁边还住着人家吗？
　　 任大娘停了停，讪讪地笑，说，是我的另一个屋，我收拾干净，给一个年轻女的住了，她每月给我一百块钱……反正屋子空着也是空着……
　　 隔壁持续传来响动，呼嗵呼嗵响，像是碰掉了东西，又像是男女在呜呜咽咽拌嘴。
　　 任大娘突然压低声音急急地说，这女的不是好东西，总往屋里领男人……身上还有病，又没钱抓药，有时候找我借消炎药吃……
　　 我似乎明白一点什么，找个借口，起身告辞了。
　　 那年轻女人是做什么的？长什么样儿的？这像是一个谜团搁在我好奇的心里。
　　
　　 4
　　 马路正对面长着几棵洋槐，底下是一片空地，天一热，这里成了进城卖瓜卖菜的农民停歇的好所在。一天中卖不完的瓜果蔬菜，傍晚时分都在这里聚齐了，吆喝叫卖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这也为我单调乏味的生活添了一道快乐的佐料。我花一块钱买一大堆小油菜，择弄半天，葱花炝油，掺上碎粉条，包一锅素馅包子，给小赵姨四个，给任大娘两个。有时候小赵姨会送过来半个西瓜。有时候，小赵姨的男人在露天空地上摆一张小圆桌，从自家杂货铺里撕一袋花生米，邀康一起喝极便宜的二锅头散酒。
　　 一天早晨，任大娘来了，抱着两块木板。她呼唤我，小王啊，这两块板子你们有用没？用得着就拿去用，我屋里还有。老人眼神矍铄，带着笑意，态度很是诚恳。
　　 我一再表示我家真的用不着。推让了好一会儿，老人才不好意思地说，要不就把这些木板摆在你家门前，卖了吧。还要麻烦小康写几个字，不然总在屋里放着白瞎了。
　　 我和康帮她把十多块木板从她屋里搬出来，竖在我家窗前。康用脱落的墙皮做粉笔在一块木板上写上“木材出卖”。这十多块木板摆了五六天才卖出去，卖了25元钱。当我把钱递到老人手上时，她又是千恩万谢。到了晚上，却给我们送来两个甜瓜。
　　 到了八月底，天气热得要发狂。一天我看见小烟酒杂货铺子上了锁，接连几天都没有开门。很奇怪，问任大娘，说是回乡下筹钱去了——儿子考上了大学，要缴学费。他俩那个小铺子，就挣个柴米油盐钱，学费动不动就要上万块，怎么缴得起？
　　 真是不让穷人过日子呀。任大娘一边叹息一边走过马路，去捡从一个车窗户里扔出的一只矿泉水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