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之余，翻阅报纸，发现杨瑞龙先生的文章《怎样做到有肉吃，不骂娘》。文章引用俗语“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来反映人们对当今贫富悬殊拉大、收入分配不公的意见。
　　 杨先生位列名校教授之尊，钟鸣鼎食，手上的“肉”也多，属于“多肉”族。甚至为了健康，不敢食肉，惦记起红薯、窝窝头等粗纤维食品。鄙人只是一名领着政府微薄薪水的县级公务员，属于“寡肉”族，把多吃肉作为小康的标准。有些观点相左，那也是正常的。在此，就代表众多的“寡肉”族，一吐为快。
　　 文章指出：“企业和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是怎样激发出来的呢？一个重要的策略和手段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多拥有“肉”，多吃有理，而且还可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我市有一家效益本来就好的国有运输垄断企业，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减员后，砍掉的“肉”全部跑到管理层的碗中了，普通员工工作时间长了，工作量加大了，碗中的“肉”反而减少了。管理层还不满足，为了攫取更多的“肉”，又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进行第二次“分配制度改革”，员工碗里的“肉”随着物价上涨缩水了，而管理层的“肉”，锅瓢碗盆盛不下了，还做成“腊肉”。某次开职工大会，一位年薪30万元的二级公司负责人（一线员工年薪才一万多元）竟然还大言不惭地放言：“到外资企业，我的报酬远远不止这些，我是在无私奉献！”据了解，此君初中毕业，改革前不久是客车驾驶员！该公司垄断的资源是“公众资源”，属于不要经过大脑就可以盈利的“傻瓜公司”，只要不出事故，管理层就可以睡好觉，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收入低微的一线职工。这种天壤之别的“差异”能激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吗？这种改革的“怪胎”比比皆是。文章还指出“当大家为了吃到‘肉’而努力多生产‘肉’时，‘肉’就会越来越多。如果一定要消除这种差距，那也就扼杀了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我不知道杨先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闭门造车专心致志做学问，还是因为自己就是这种“差异”的既得利益者，说的话如此让我“振聋发聩”、瞠目结舌！纵使因为这种“差异”，“肉”多起来了，杨先生有没有考虑，这多出来的“肉”最后跑到谁碗里了！
　　 说起杨先生的“差异合理论”，我在这里要自艾自怜了。我们这些县乡级公务员也成了“差异合理论”的受害者。国家三申五令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务员工资标准，规范公务员的收入，出台了“阳光工资”政策。我所在的省、市级公务员沐浴在“阳光工资”中滋润快一年了，而我们县乡级公务员依然“涛声依旧”，勒紧裤带过日子。远的不说，就与市直部门比，同样级别的公务员，我们的工资不到他们的三分之一，而消费水平却在伯仲之间。不知道省市的公务员们，是不是也像杨先生一样，用“差异合理论”来安慰自己的良心，面对这样的天壤之别，坐怀不乱，心安理得地过着滋润的生活！难道是我们的工作量比他们少？众所周知，县乡公务员是我国大政方针的具体落实者，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现在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做老百姓”的工作。而且“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我们承担的工作压力之重，与省市公务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多劳不仅不能多吃“肉”，而且连该吃的“肉”都吃不到。这种“差异”合理吗？能够激发创造财富的动力吗？我们县的一位领导曾说过：“有钱谁不会办事，没钱能够办大事才是本事。”这句话也反映了一种“差异”，领导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经典”的话，是因为领导不要工资也可以多吃“肉”，还在乎工资“阳光不阳光”吗？所以，我们这些公务员，只能够牢记鲁迅先生的话：“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做做“阿Q”吧！
　　 说到“肉”，不禁让我惦记起中国的“国肉”——猪肉。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100斤足秤的五花肉，那还是货真价实，不含“瘦肉精”的家养猪肉。18年后，我的工资买不到100斤说不定含有“瘦肉精”且短斤少两的饲料猪肉了。昨晚看《新闻联播》，说：“八月份，CPI指数上升4.9%，涨幅大幅回落。”看来，我们这些“寡肉”族，只能“两手捂着腰包，两眼盯着政府”了，让我们共同期待CPI“阳痿”吧，那样我们才能吃回原来的“肉”，我们也就可以少骂“娘”了！
　　 所以，我在这里奉劝“杨先生们”，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写这样让“寡肉”族堵心的理论文章了，还是写写诸如“小小房，低低屋；粗粗衣，稀稀粥，命该咬草根，莫想多食肉”这样的民谣，惟其如此，我们就是吃不上“肉”，也不骂“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