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醒来，看见父亲已将四张新编的炕席分别卷成筒，两筒席子一组各绑在大扁担的两头。接着他扎好围脖，戴上棉帽子和手闷子，来到大扁担前用力一挑，足有百余斤的担子“嘎吱”一声。这时，母亲已经把房门拉开，父亲便赶集上路了……
　　 父亲赶集走这么早，是去往30里外的刘家店。本来不到10里的地方也有个集市，但这边编炕席的多，价格自然就低。在刘家店那里，一张炕席可以多卖两三元。
　　 我躺在被窝里，听着扁担的“嘎吱”声由近及远，渐渐消失。借着灯光我看了一眼时钟，还不到后半夜两点。地桌上放着还没来得及收起的碗筷，盆里还有几个玉米面饼子。可以想象，父亲中午将在寒风中嚼着怀里揣着的玉米面饼子，而且连口水都没有。想到父亲的艰辛，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望一眼窗外，漆黑黑的一片。此时，我的父亲正挑着重担，亦步亦趋地行走在赶集的路上，行走在这片漆黑的夜里……
　　 父亲小时候体弱多病，但特别聪明，12岁时直接上的小学三年级，四年级又因病耽误了一年，五年级读完就直接考上了初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家乡的中学教学，由于思想上进，工作出色，不久便担任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在那个年代，按说出身贫农家庭，祖上历史又清白的父亲，如果没有什么波折坎坷，将会一路辉煌前途无量。
　　 不幸的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将父亲的命运彻底改变。父亲喜欢读书看报，见多识广。运动开始，组织上鼓励大家给提意见，父亲提出了一条有关质疑中苏边界的言论，于是在随后的抓辫子时被列为反苏。那时中苏关系还没有闹僵，与苏联老大哥正相处得如一盆火。因此，反苏比反共的罪名还要重。于是父亲被划为“右派”，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被送到一个砖厂进行劳动改造。
　　 父亲主动接受改造，积极表现，第二年组织上便给父亲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分配到县里的银行工作。然而父亲毕竟属于有过“污点”的人，在单位既待遇偏低，又常常受歧视，刚直不阿的父亲一气之下，索性辞退回乡务农了。
　　 那时家里上有年老体弱的奶奶，下有我的两个姐姐。当时还没有我，大姐也才5岁，家庭的重担压在父母身上。母亲在家做家务，还要编炕席卖以此贴补家里的开销。只有父亲自己在生产队挣工分，每年都要欠下生产队一笔口粮钱。但我的父母特别要强，总会在下一年靠辛苦地编炕席还上。
　　 按说当我和两个姐姐大了一些的时候，完全可以辍学务农挣工分，尤其是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读高中也没有什么希望，毕业后还是务农。况且父亲就是因为有知识才被打成“右派”的，但他始终认为知识是有用的，要求我们一定把书念好，把高中读完。
　　 每年从入冬到春节，父亲隔十天八天的就要起大早赶一次刘家店的集。那时的冬天比现在还寒冷，冬夜常常是摄氏零下30多度。有一次赶上了暴风雪的，父亲在半路上撒完尿手冻得都扎不上裤带了，幸亏有赶集的同伴过来帮忙。
　　 冬天本来就天短，等父亲卖完炕席回来就得上灯以后。有一次，天都黑了父亲也没回来，我便去打听那天也去刘家店赶集的屯邻。屯邻说，这一天炕席的价格不好，他们回来时，我父亲还有两张炕席没有卖出去。
　　 于是我就在村口等，一直到晚上10点多，我才听到远处传来踩在积雪上的脚步声。我并没有看清人影，但还是冲着黑夜喊了一声“爸——！”当我听到父亲在远处的咳嗽声，我的眼泪便再也止不住了……
　　 父亲说，因为天黑迷了路，走进了陌生的屯子里，经一路打听，才摸回来。
　　 为了养我们长大，供我们上学，当年父母吃了好多的苦，受了好多的累！
　　 1979年，国家落实政策给父亲平了反，恢复了父亲的工作，也恢复了我们家的非农业户口。当我和两个姐姐一同顺利地考取了理想的招工单位，成为被人尊重和羡慕的国家干部。这时，我才彻悟父母当年要求我们把书读好的良苦用心，周围的人们也无不叹服我父母的远见卓识。
　　 父亲啊，您何尝不是用他那赶集路上的脚步，为我们趟出了一条平坦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