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煤油灯下
　　 儿时的每一个夜晚，靠屋墙而搭建的编席案子前，总是挂着一盏昏昏欲睡的煤油灯，身材瘦弱的母亲坐在案子上，“哗啦、哗啦”地编席子。这情景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萦绕至今，挥之不去。每每回想起，心里便涌出一股莫名的情思，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母亲，如同我生命中的的灯盏，已陪伴我走向了中年……
　　 那是父亲自制的一盏煤油灯，偶尔会被母亲手里的长席条无意地抽打得一闪，偷懒似的眨下惺忪的眼睛。我常常看着看着就困得挺不住了，便委屈地央求母亲：“妈，别编了。”于是母亲从案子上下来，给我脱掉衣服，盖好被子，然后用一只手一下一下拍我的肩背，嘴里哼着摇篮曲哄我睡觉。我很想让母亲搂着睡，就说：“妈，你也睡吧。”母亲说：“你先睡，等你睡着了妈再编一会儿。”
　　 夜里醒来，听到奶奶的鼾声和忽远忽近的鸡叫声，同时还夹杂着翻动席条子的“哗啦、哗啦”声。我揉了揉眼睛，望见母亲还在煤油灯下编着席子，见父亲尚未回来，便问：“我爸在场院干活咋还没收工？”母亲抬头抿了一下发髻，说：“收工后去赶集卖席子了。”说话间，我发现母亲开始重新“起头”又新编一张席子。
　　 “妈，你不困吗？”我有些心疼地问。
　　 “困也不行呀，咱家还欠着生产队的口粮钱呢！”母亲不再抬头低声说。
　　 一个六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仅靠父亲单薄的双肩难以支撑，他在生产队挣的工分有限，远远不够全家一年的口粮，多亏母亲有编席子的手艺。我家在屯子里属于编席子大户，母亲每年都能编上七八十张席子，换回的工钱足以贴补家用。母亲白天操持家务，农忙时到队上去干活，夜晚就在煤油灯下编席子，一编就是二十几年。漫漫长夜里，只有那只如萤豆般闪亮的煤油灯陪伴我任劳任怨的母亲。
　　 虽然那时每家的的境况都大抵相同，但我和两个姐姐，包括后来出生的两个弟弟，谁也没有受过冻，挨过饿，不但没有辍学务农，而且相继读了高中，享受了和别人家孩子一样快乐幸福的童年。
　　 以后的岁月里，我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思维：感觉母亲和煤油灯仿佛是不可分割的。漆黑的夜色下，母亲编织的不是普通的席子，而是一张张富有魔力的飞毯，承载着我们兄弟姊妹奔向自己理想的天空。
　　
　　 二、省级劳模
　　 母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姥爷和姥姥受旧传统思想的影响，特别重男轻女，认为女孩子早晚得是人家的人，读书没有用，不如在家多干几年活更划算。
　　 而比母亲小两岁的大舅，小时候则娇惯得很，上学头两年还得由母亲陪着。陪读期间母亲虽然没有课本和文具，但她聪慧过人，在一旁凭记忆也认识了一些字，还学会了简单的算术。大舅上三年级的时候，不再用人陪了，姥爷就开始让母亲在家编席子。那些年，姥爷一家省吃俭用，将所有卖席子的钱，全部用于买耕地了，恨不能一下子发家致富。结果这些地有的种一两年，有的连一年都没有种就赶上解放了。评定家庭成分的时候，基于地多的原因，本来可以定为贫农，结果被定为中农。
　　 母亲从小就看不惯有钱人家对穷人的剥削，她敢说敢做有一副侠义心肠。解放初，母亲看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于是加入了党组织。那时政府刚刚建立，斗争形势还比较紧张，白天搞土改，晚上还要开会到很晚，常常半夜到家。后来母亲就在屯子里姐妹们中发展共青团员，晚上结伴一起去参加会议。姥姥对此十分不满，半夜里母亲回来叫门，她就不让姥爷给开门，还威胁母亲说，你就给我惹祸吧！万一国民党打回来，先杀咱们全家。
　　 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母亲有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她吃苦耐劳，工作突出，受到各级党组织的好评。1953年，母亲被评为“吉林省农业丰产模范”。母亲说，当时是省委书记周光和省长栗幼文发的奖状奖章，曾在胜利公园门前的画廊上，登过这些省级劳模的光荣榜，每个人的大照片下都写着各自的名字。
　　 母亲对此唯一的遗憾是，当时让她上台发言时，由于文化水平有限，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她怯场紧张得不行，因此讲得不是尽如人意。
　　 回来后，母亲继续在乡里做妇联工作，后来因得了半年的病，便把工作交给了别人。
　　
　　 三、探望父亲
　　 父亲读师范毕业后，回当地学校教学，由于思想上积极进步，工作上又比较出色，不久便担任了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在那个年代，按说出身贫农家庭，祖上历史又清白的父亲，如果没有什么波折坎坷，将会一路辉煌，前途无量。
　　 然而不久的大鸣大放运动，将父亲的命运彻底改变。父亲喜欢读书看报，见多识广，当组织上鼓励大家给提意见时，父亲提出一条关于中苏边界的言论，于是在随后的抓辫子时被列为反苏。当时中苏关系还没有闹僵，与苏联老大哥正相处得如一盆火。因此，反苏比反共的罪名还要重。已经停职审查的父亲，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被送往一个乡镇的砖厂，接受劳动改造。
　　 那一年大姐才刚刚两岁，奶奶已年近花甲，而且老姑还在上中学的。家庭的担子一下子全落在母亲的肩上。
　　 这时有些亲戚朋友就劝母亲说，孩子他爸这辈子已经彻底毁了，为你的将来着想，趁早跟他离婚吧。组织上也有领导找母亲谈话，要求母亲站稳阶级立场，跟“地富反坏右”之列的父亲划清界线。但母亲心里明白，反右运动扩大得有些过了，她坚信父亲是被冤枉的。因此母亲力排众议，并没有被他人的想法所左右，不但没有与父亲离婚，而且定期去砖厂探望父亲。这些在砖厂改造的右派，每天要用手车推往砖窑里送砖和出砖，吃的是定量，干的是重体力活儿。因此母亲每次去探望父亲，都要带上一袋子炒面，并鼓励父亲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来。
　　 回到家，母亲照顾老的，侍弄小的，还要供上学的。母亲举步维艰地支撑这个家，为了得到亲人的照应，母亲干脆把家从学校附近搬到姥姥家住的屯子。
　　 由于母亲的鼓励，父亲得以积极地改造，一年后就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分配到县里的银行工作。然而父亲毕竟是属于有过污点的人，在单位里待遇偏低，常常受到歧视。一怒之下，父亲辞职回家当了农民。
　　 不久，母亲也因病不再做乡里的工作。
　　
　　 四、接外甥媳妇
　　 一天，后院的二舅来找母亲，说他儿媳妇跟婆婆发生口角，气得回娘家好几天了，儿子又太窝囊不敢去老丈人家接。母亲问清了原委后，就说：“知道了，忙你的去吧。”
　　 午后，社员们陆续下地了，母亲便带我来到二舅家。二舅妈非常热情地把我抱到炕上，还从柜子里的一个竹筐中翻出来一块月饼递给我，又翻出半盒有海绵嘴的香烟给母亲点上一支。母亲并不待见二舅妈的殷勤，开始低一声高一声地数落她，并且越说情绪越激动。再看平时嚣张的二舅妈此时竟像个挨老师批的小学生，低眉顺眼地在那里吧嗒、吧嗒地吸吮着长长的大烟袋，后来还有眼泪顺烟袋杆流了下来……
　　 第二天，母亲带我去了前屯表嫂的娘家。表嫂的父亲有些拘谨的样子，好像也很惧怕母亲，我有些暗自窥笑，又感觉这个老头儿很是脸熟。母亲和表嫂的父母叽咕好半天，说些什么我不屑一听，却一直在思量心中的迷惑：在哪里见过这个老头儿呢？
　　 吃饭时，虽不算丰盛，但桌子上也摆了几个炒菜，他们又很讲究地给母亲倒了一盅酒。只有那老头儿陪我和母亲坐在桌子旁，其他家人都没有过来。母亲说：“让他表嫂也吃，吃完饭跟我一起回去。”那老头儿为难地说：“想留姑娘帮家里再做几天活儿。”母亲说：“泼出盆的水，嫁出门的女，那是人家的人了，不是你家的长工。”然后一仰头将酒猛地喝下去，把酒盅往桌子上用力一顿，问那老头儿：“又半年多没有带‘尖帽’了吧？”
　　 哎呀！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去年母亲抱着我在大队开党员大会时，台上批斗的那个地主老头儿不就是他吗？好像有人提出再把地主老太太也整来，母亲就讲情，说算了，你们就不怕那病老太太死在台上啊？
　　 见母亲生气的样子，那老头儿的手有些抖，他二话没说，也把满盅酒喝下去，之后就喊我表嫂：“英子，吃饭。”
　　 媳妇接回来，母亲和二舅妈交代一番，接着嘱咐表哥：“以后你要是再敢欺负媳妇，我就不让她跟你过了。”然后当着表嫂的面，狠狠地打了表哥几笤帚疙瘩。按说应该挺疼的，但我分明看到表哥咧着大嘴在偷偷乐。
　　
　　 五、帮人借钱
　　 有一天，我家正在吃晚饭，后屯子有个远房的五姥爷来了。刚坐下，母亲就问：“五叔，你这个时候来，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吧？”
　　 只见五姥爷双手捂着头干洗了一下脸，然后抬起眼帘说：“淑范啊，五叔遇到难处了。”
　　 母亲问：“是没米下锅了还是没钱看病啦？”
　　 五姥爷回答：“都不是啊。你是晓得的，我家你大兄弟二十四五了，好不容易有人给保媒。”
　　 母亲说：“这是好事，啥时候结婚呀？”
　　 “眼下就想张罗结婚，只是彩礼钱还没有凑够。”五姥爷又犯难地低下了头。
　　 母亲忙问：“还差多少啊？”
　　 五姥爷说：“差50多块呢！在我们那屯儿求借遍了，也没凑够。我实在没辙，只好回咱们老屯看看。走了几家，都没有啊！”
　　 “这青黄不接的时候，真难为你了。”母亲说着，又回头问父亲，“听说谁家最近‘上官猪’没有？”
　　 那时候，每家每年都要养一头猪卖给供销社，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俗称“上官猪”。
　　 “噢，西头新搬来的周二家刚刚上了一头官猪。”父亲见母亲问他赶忙回答。
　　 母亲盛了满满一碗饭，给五姥爷摆到眼前，可愁眉苦脸苦的五姥爷却将饭碗一推，说：“这火都上大了，我哪吃得下呀！”
　　 母亲说：“瓦飞天高总有落地的时候。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
　　 也就一袋烟功夫，母亲便回来了，把手里攥着的50块钱递给五姥爷。五姥爷眉心舒展地把钱揣起来，然后用颤抖的手端过饭碗说：“可把五叔饿坏了。”
　　 吃完了饭，五姥爷嘱咐父亲说：“大姑爷子，你大兄弟结婚那天，你过去帮着给写礼账，然后把这钱你就直接带回来。”
　　 母亲笑着说：“行了，赶紧回去交差吧。”
　　
　　 六、缝纫机前
　　 母亲心灵手巧，做的针线活在屯子里是数一数二的。我家那台半新的缝纫机，是母亲年轻时学裁缝用的。母亲做活麻利，从裁剪到缝纫，个把小时就把一件上衣拿下，做条裤子就更不在话下。热心善良的母亲，农闲了她却特别忙，不是张家求做一件褂子，就是李家求做一条裤子，缝纫机旁永远有一堆成品或是半成品的针线活儿。
　　 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已够她操劳的，加之为屯邻缝纫，母亲几乎很少有喘歇的时候。但凡来取衣服的人将衣服试了试，觉得可心，道声谢便走了。也有个别的不懂事，竟是肥了瘦了的挑刺，似乎这样就不用领情了。这时的母亲也会反唇相讥说：“以后去成衣铺做吧，那里不光做的好，做坏了还能赔你。”
　　 我的二表姐与母亲相处得极好，常常跑二十几里的路来和母亲学做针线活儿，她尤其崇拜母亲的为人处世。一天，无意中听见表姐对母亲娇嗔地说：“舅妈，我将来如果能有你这样的婆婆该多好！”
　　 看着母亲给屯邻们做的衣服有成百上千件，不但义务劳作，还常常搭一些兜布、扣子或缝衣线什么的，而我们连一件像样的衣裤都做不起，父亲一件补了又补的上衣竟穿了8年。于是，那年春天我就和二姐商量，琢磨出来一条妙计，这样明年正月里咱姐俩就可以有新衣服穿了。
　　 第二年春节临近，我们开始实施计划。我拿出二姐偷偷记的账本，从屯东头至屯西头，按家收了一年来母亲给他们做衣服的手工费，不论件数儿，给一块钱就可以。有做得多的就很自觉地给了两块。极个别人说手里没有钱，我就不干，说着就脱鞋上炕，还不走了呢。
　　 第二天，我偷出家里的布票，和二姐从供销社扛回来一大卷子蓝斜纹布料。
　　 结果我和二姐都挨了母亲的巴掌。母亲数落我们：“一个屯子住着，有个求借也是应该的。你咋这么不是物儿，人家还以为是大人打发你去要的呢。”
　　 父亲上工时对大伙儿说：“孩子太不懂事儿了。”
　　 生产队的记工员接过话题说：“我看孩子一点儿都没有错。做衣服不耽误别的活吗？以后谁求大姐做衣服，就到我这里给人家过几分工，反正我是不嫌麻烦。”
　　 母亲做衣服的手艺娴熟精密，屯邻门做衣服照来不误，母亲也仍是不要工钱。不过他们开始不约而同地到生产队记工员那里，把自己一天挣到的工分过到父亲的名下。
　　
　　 七、照看孩子
　　 由于上世纪60年代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因此在两个姐姐之后，我又带领两个弟弟相继来到这个世界。
　　 记得我小时候有个发烧感冒的，父母怕当地赤脚医生给治耽误了，就抱着我去公社的卫生院看病。十几里路，父母轮换着抱我走，数次看病打针的经过，已经没有太深的记忆了，只记得在父母的怀里数着路旁的电线杆子。一路上我因病痛心里焦灼不断地哭闹，母亲就哄我说：“再数电线杆，数完十个就差不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