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革囊渡江驻守丽江时，把古老的鹰猎方式留在了这里。明初，纳西首领阿得“率众归附”，并随明军征讨边疆，屡立战功，深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嘉许，亲赐“木”姓，允其世袭丽江府土知府，予以积极扶持。明王朝的这种扶持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当时沉寂了一百多年的西藏势力又趋强盛，时常侵扰明朝边境，由此明王朝大力扶持木氏势力，视木府为“缉宁边境”的重要力量。木氏土司挟王朝之威，养兵蓄锐，频繁向藏区用兵。在向朝廷邀宠的同时，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使木氏土司“土地广大”、“传世最远”、“富冠诸土郡”并拥有了“知诗书、好礼义”的美名。
　　 丽江木府经常在秋季玉龙雪山对面的东山狩猎，那里崇山峻岭，山高坡陡，地势险峻，沟壑深幽，是一处水草丰美、禽兽繁衍的高山草甸。猎场区域内松林蓊茂，形成了奇特的自然狩猎场所。纳西族首领自元代世袭丽江土知府以来，历经元、明、清三代22世470年。丽江土司木府为了突出在西南诸土司中的地位，以及在明代向藏区炫武，每年都在这里举行不定期的狩猎和规模较大的“秋狝”。土司举行规模较大的狩猎时，把这里山岭的野兽通过撵山的方式赶进“猎鹰谷”，并在谷口射猎，这里就成了当时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土司猎苑”。
　　
　　 丽江纳西族的猎神祭祀
　　
　　 由于自然与人的生存攸关，所以人就存在与生俱来的对自然力的恐惧感，从而把自然奉为神灵进行崇拜，以表达对自然的感激之情。另外，自然万物创生的奇妙和天体运行的壮观和永恒，都给人一种惊奇感，所以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依赖和崇拜。东巴教基于这种意识，则更突出了对自然崇拜，教义中就更加重视自然观和生态观。
　　 东巴教的自然观和生命观中，体现了人与大自然同体合一的思想。东巴教认为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以及人的生命最初都起源于蛋卵，也就将大自然和人视为有深切生命血缘关系的。东巴教还认为人类与大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一含义深沉的人与自然朝夕相处得出的生存经验，是在长期的磨难中得到的领悟。东巴经《署的来历》的传说中，人类与署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人类掌盘田庄稼、放牧家畜；署掌山川河流、树木花草、野生动物，兄弟间各司其职。后来人类日益贪婪，向大自然兄弟巧取豪夺、乱砍滥伐、滥捕野兽、污染河流水源，导致人与自然反目，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灾难频繁。后来人类意识到自己虐待自然的错误，便请东巴教祖师定巴辛罗和大鹏鸟等神灵来调解。最终达成人类与自然兄弟的约法三章：人类可以适当开垦一些山地、砍伐一些木料和柴薪，但不可过量；在家畜不足食用的情况下，人类可以适当狩猎一些野兽，但不可过多；人类不能污染泉溪河湖。在此前提下，人类与自然两兄弟才重续旧好。
　　 东巴经《超度放牧牦牛、马和绵羊的人?燃灯和迎接畜种》中说：“死者上去时，偿还曾抚育他（她）的树木、流水、山谷、道路、桥梁、田坝、沟渠等的欠债”、“你曾放牧绵羊的牧场上，你曾骑着马跑过的地方，用锄挖过土地的地方，用脚才过的地方，用于折过青枝的地方，用斧砍过柴的地方，用桶提过水的山谷里……这些地方你都要一一偿还欠债”。通过东巴经的叙述，可见纳西人把自然视为人一生赖以生存的恩惠之源，是大自然抚育了人类，人的一生欠着大自然很多债。从这种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的传统思想中，反映了纳西先民是将大自然的一切都视为像人一样的生命体，因此要尊重它、呵护它，不能过分盘剥它。
　　 鉴于纳西先民的自然崇拜意识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而产生了泛灵观，概括出了自然界化身的超灵——“署”，形成了东巴教规模庞大的“祭署”仪式。这种“祭署”就是祭拜猎神的仪式，无疑是在最初将人与自然万物视为同源生命体的观念。我们通过“猎神祭祀”活动，再次体现出纳西族最原始朴素的环境保护理念和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
　　 清代以后，木氏势力渐趋衰微，原因是西藏又一次纳入中央王朝辖治的版图，使丽江失去了“西南藩篱”的政治区位优势，且木氏土司把持的西南藩也成为了清朝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1723年丽江实行“改土归流”，木氏土司自此一蹶不振。丽江的手工业开始渐趋繁盛，土司狩猎自清代衰微。
　　 我们通过那里的“土司猎场遗址”，来感受和回味当年丽江木府土司围猎打猎时的壮观和那曾经的辉煌，感慨时代的变迁和一代中国西南藩邦的荣辱与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