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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参军之后，已有三十多年没去农场看了。虽然在农场生活不到两年时间，那段经历却使我难以释怀。农场的一草一木都静静地在心中生长着，至今依然那般葱绿。主要原因是我走后一年多，那里知青也相继参军、招工进城了。农场仿佛完成了一项使命，从历史的舞台上悄然隐去。农场管理人员也随之解甲归田。人去房空，昔日的欢闹不复存在。听人说，后来房屋由于无人管理，破烂不堪，值钱的门窗都被人偷偷拆走了，留下的只是空荡荡的躯壳，四周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景象。
　　 农场地处县城北郊，离我家不足五华里路程。闭上眼睛，当年农场的样儿便浮现脑海：两排红砖、红瓦的平房，上方是土场，下方是水塘。土场很高，方圆有篮球场大。旁边有座平房，那是食堂和餐厅。食堂的烟囱更高，几里路外都能看到缕缕炊烟，时淡时浓，给人一种生机勃勃之感。食堂侧面有棵大树，那是棵樟树，树干恰好一人合抱，四季绿油油的。粗壮的枝桠上挂着一口镀着绿釉的古钟，一条绳索延伸下来，系在下面树干上。一日三餐，古钟都被敲响，发出“铛铛”声，沧桑且悦耳。那是最美最动听的声响，听那声音我们便心花怒放，立即放下手中活，赶着跑向食堂去抢饭菜，仿佛一群饿狼似的，叽叽喳喳吵闹得几乎把房顶掀翻。
　　 每当这时，食堂高师傅早早地将一张条桌横在饭厅与厨房相通的门口，挡住这群“饿狼”涌进厨房。条桌上摆放着一个大木桶和两个大铝盆。木桶里盛满了饭，铝盆里盛满了菜。高师傅扬起铁勺，“嗒嗒嗒”敲着铝盆的边沿，露出嘴里一颗黄灿灿的金牙笑着说：“别挤别挤，站好队，少不了大家吃的。”
　　 没有人理会眼前这位一头白发，满脸如同老树皮蒙在上面的老头。前呼后拥地起哄着围在条桌旁，将一只只捏着饭菜票的手伸过来，一直伸到高师傅眼前，不停地晃着：“高师傅，我打半斤饭。”
　　 “高师傅，我打四两饭。”
　　 高师傅不急不慢地一个个接过饭菜票，仔细瞟了一眼，然后将票儿放进身旁一个小木箱里。小木箱分两格，一格存放饭票，一格存放菜票。放好饭菜票之后，高师傅拿起一个陶瓷碗开始给人打饭。斤两用碗衡量，满满一碗就是半斤，一平碗就是四两。倒入每人碗中，谁也没心思拿秤称过，都是高师傅说了算。打完饭，高师傅拿起铁勺打菜，两个铝盆盛着两样菜，每样菜一人一平勺。
　　 孙建方每次都是前几名打好饭菜，过后用他那高高大大、壮实得像头牛的身子，使劲地从人群中挤出来，嘴里不住嚷着：“让让，让让。”出来之后，坐在饭桌上，第一件事就是用勺子翻看菜里面有多少肉丝。若见很少，便边吃边骂：“你个死高老忠，狗眼看人。”
　　 高老忠是孙建方给高师傅起的外号，缘自电影《地道战》中有位党支部书记名叫高老忠，每当鬼子来了，他都赶着去敲钟，通知乡亲们疏散，最终光荣牺牲。高师傅因每天都要到厨房外树下敲三次钟，孙建方便给他起了这外号。
　　 孙建方吃饭有个习惯，喜爱与宋玲坐在一起。在八名女知青中，宋玲最漂亮。孙建方说她文静淡雅，如出水芙蓉。只要宋玲在身旁，孙建方很是精神，甚至将碗中肉丝挑拣给她吃。我们偷偷笑，有时宋玲瞧见我们笑，很不好意思，白皙的脸上泛红起来。
　　 孙建方和我是同班同学，长我一岁，我俩住在同一间宿舍。晚上躺在床上，我打趣地说：“你和宋玲关系不错啊！是不是相恋了？”孙建方没好气地道：“你个嘴没长胡子的小孩懂什么？”我回了一句：“她比你大两岁，做你姐姐差不多。再说，她家在市里你家在县里，现实吗？”孙建方气得从床上坐起来骂：“你懂个屁呀！她替我洗衣、洗被子，你愿意吗？你愿意老子明天把肉给你吃。”
　　 我不吱声了，独自躺在那里，看窗前的月光，柔和似水，慢慢地、悄无声息地溢进来，越过窗户，流在靠窗的书桌上，静静地舒展渗透。我知道孙建方强词夺理，不想再和他争执。他一贯得理不饶人，老子天下第一。回想孙建方整日缠着宋玲的样儿，像只哈巴狗，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在我们十五位男知青中，孙建方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农场有个石锁，足有百余斤，大都男知青拧着走几步就扔到一边，唯有孙建方能单手拿起耍上几个回合，惊得大伙都说他功夫了得！佩服五体投地。男知青中由此不少人听他使唤，其中包括我，成天跟在他后面屁颠颠的，像他对待宋玲那样，从家里带来好吃的，不忘给他尝尝。孙建方也很讲义气，大有梁山好汉风范。记得有次，他带着我和另外四位男知青从公社开会回来。沿途石子和黄泥巴掺杂的公路，漫长曲折，大家走得厌烦，枯燥乏味。于是边走边回头张望，等待手扶拖拉机的出现。那时的公路上，手扶拖拉机是常见的交通工具。走了一阵，孙建方扯着嗓门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唱着唱着，手扶拖拉机突然出现了，远远地就听见“嘟嘟”声，大家欣喜异常。行到我们面前，驾驶员似乎发现我们意图，猛地加大油门，“蹦蹦蹦”拖拉机的烟囱不住地吐着黑烟。孙建方骂：“狗日的，瞎眼了。”紧跑几步，拽住拖拉机车厢的栏杆，轻轻一跳，便坐在车厢旁的铁长凳上。我和其他几位知青也纷纷追着，有四位从车厢后面陆续爬上去了，剩下我由于拥挤撂了下来。我仍在不停地跑，孙建方使劲招手，大声嚷着：“贾国斌跑快点，像个小脚女人似的。”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感觉心快跳到嗓眼，实在跑不动了，眼见离他们越来越远。孙建方急了，转身拍打着驾驶员后背，喊着停车，驾驶员不理睬，仿佛没听见一般。孙建方见状，一把揪住驾驶员头发，拖拉机终于停下。我爬上去，他迎头骂道：“真是脓包！”说着，转脸朝驾驶员直嚷：“叫你停车你不停，想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气得驾驶员脸色发紫，嘴喃喃几下，终究没发出声。站在驾驶台怒视我们几眼，眼里分明喷射着火焰。“街油子！”我听见驾驶员轻轻骂了一句。家乡人骂城里小痞子为“街油子，”我没声张，不想再惹事端，勾着身子不停地喘气。拖拉机启动后，我缓过神来，指着几位知青恼怒地说：“你们太自私，拼命往上挤，全然不顾别人。”孙建方白了几位知青一眼，附和地埋怨道：“是的，他年龄小，应当让他先上，狗日的，都不仗义！”有孙建方站在我一边，其他人不敢龇牙。
　　 2
　　 农场下方水塘边有条小路，沿小路往下走，便是一片片稻田，那是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处。能够下放到农场，真不是一件简单事。我的许多同学都下放到离县城很远的乡村，有的还到边远山区。那时下放就像现在蜂拥地上大学一样，是块谋求工作的跳板，磨练一颗红心，方能为国家为人民干好工作。如果拿下放与现在上大学比较，由于农场地处县城郊区，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我们心中怎么也算上名牌大学的分量。
　　 农场一位场长，一位党支部书记。场长高高的个子，足有一米八以上，站在我们面前像一扇门板。书记则是个矮老头，笑起来满脸皱纹，仿佛许许多多的蚯蚓伏在上面。记得我们到农场第一天晚上，他俩把我们召集开会。一盏汽灯高高挂在会议室中央，在洁白的石灰墙壁的辉映下，分外明亮。会议室摆放一张四方桌，十几条长木凳。由于第一次参加这样会议，我们感觉新鲜，非常兴奋。来自市里和县里的新老知青分别坐在一起，相互打量对方，不时叽里咕噜地交头接耳。孙建方和我坐在一条凳上，先是朝周围看了一遍，然后贴在我耳旁说：“坐在靠窗边的那两位妹妹不错，看着喜欢。其他几位女的长得一般，还有两位特别难看，一位鼻梁塌了，另一位干瘪瘪的，嘴巴有点像猪八戒。”说着，自个“哈哈”笑出声，我赶紧用腿敲了他一下。
　　 书记清清嗓子，说是点下名，喊到谁谁站起来，大家相互认识一下。于是，我们深深地记住了孙建方说的那两位长得漂亮的知青，其中一位就是宋玲。从她们笑嘻嘻地站起来到坐下，孙建方直楞楞地看着，眼睛不眨一下。对随后站起来的知青都是一撇而过，仿佛无关紧要似的。书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今后我们在一起，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说完，孙建方带头使劲鼓掌，巴掌拍得山响，引得大家都朝他看，哄笑一片。孙建方一点不觉难为情，很是得意，我知道他的用心良苦。
　　 第一天劳动便是挑土粪，土粪是稻草夹杂污泥焚烧后的肥料。从田边一块开阔地挑到田里，用粪箕一担担送去。粪箕是竹篾编制而成，大半椭圆形，满满一担粪，足有百余斤。尽管我们不能与农场几位农民相比，但个个都憋足劲，毫不示弱，总想表现一番，留个好的印象，工分打高点。
　　 刚开始时不觉什么，十几担过后，肩膀隐隐作痛。我咬牙坚持着。孙建方走到我面前，问我感觉怎样，我说不怎样。他笑着说：“狗屁，肩膀肯定痛。”接着他又说：“那个宋玲细皮嫩肉的，估摸已经受不了，刚才路过我面前时，我看见她眼眶红红的。”我说：“你有点怜香惜玉了。今后日子长着呢，够你心疼的。”他骂道：“你这人心是黑的。”见我脚步走快，他拉我一把，说：“傻啊？空担子要慢慢走，这叫磨洋工，身体是自己的，累趴了划不来。”
　　 一天劳动下来，晚上吃饭特别香甜。在家时，吃饭要看菜的质量，合胃口就多吃点，不合胃口就少吃点，害得母亲变着法子调剂。如今就是咸菜也能吃上满满一碗饭。一碗饭吃完，孙建方说他没吃饱，起身再去打饭。不一会，就听见他与高师傅的吵架声。跑去一看，原来饭没了。孙建方气得将横在厨房门口的条桌拍得“咚咚”响，高师傅也不示弱，骂他早干什么去了？怎么不多打点饭？连自己能吃多少饭都不清楚还叫人？场长和书记两边不停地“和稀泥，”场长对高师傅说：“您老辛苦一下，再烧点饭。”岂料，高师傅犟脾气上来了，说他不可能为一个人再去烧饭。孙建方猛地拉开条桌要进去与高师傅干仗，幸好大家死死地抱住他。
　　 晚上睡觉时，我和孙建方各自抚摸着红肿的肩膀，孙建方说他肚子饿了，“咕咕”直响。那时，除了回家弄吃的，没有小吃铺，附近有家供销社，能买到饼干，可是早已关门。若回家弄吃的，孙建方不干，说第一天就这样狼狈，母亲会伤心的。他父亲死得早，弟兄四个有三个下放在农村，唯有老小还在读书，他母亲很辛苦，他不愿意让母亲牵挂。躺在床上，他怒气未消，不住地骂着高师傅，心中甭提有多窝火。
　　 3
　　 几个月劳动下来，大家慢慢适应了。肩膀不知觉地起了老茧，皮肤晒得脱了一层皮，女知青下水田干活也不怕蚂蟥了。说起蚂蟥与蚊子叮人一样，悄无声息地游到你腿边，伏在肉体上，尽情地吸血，直到吸得饱饱的，通体浑圆，才滚落到水田里。这时，被吸血的伤口处会流出不少血来。城市来的女知青哪见过这情景，当即吓得直哭。大凡宋玲尖叫时，孙建方知道一定是蚂蟥叮在腿上了，忙放下手中活，跑过去指导她朝蚂蟥使劲拍一巴掌，蚂蟥便自然落了下去。孙建方抓住蚂蟥说：“没什么可怕的，大家干活时留点心就行。”说着，寻来一根细草茎，从蚂蟥屁股穿进去，将蚂蟥整个内脏翻巻过来，然后扔到一旁，洋洋得意道：“它已经永世不得翻身了。”引来不少女知青惊叹！
　　 七月的盛夏，酷热难耐。到了夜晚，孙建方摇着大芭蕉扇，赤裸着上身，过来悄悄告诉我，水塘拐弯处有棵桃树上面的桃子成熟了，我们去弄点尝尝。我说：“那是旁边农户家的，不太合适。万一发现吃不了兜着走。”孙建方骂我胆小如鼠，到时叫我负责站岗就行，看见来人，扔个土块过来。
　　 夜深人静，他喊来宋玲和另一位女知青。于是，我们四人静静地走到桃树处，孙建方爬上去后挥手叫我去站岗。借着月光，远远地看见他不停地将桃子扔下来，两位女知青在下面捡着，装进一个布袋里。直到布袋装得满满，孙建方利索地从树上溜下来，又朝我挥挥手。我飞快地跑过去，发现手中的土块还紧紧地捏着。
　　 那天晚上，两位女知青在我们宿舍一道尽情地品尝鲜美的桃子。我见她俩吃得香甜，实在佩服她们的胆量，想象不出孙建方是如何鼓动她们的勇气。四人吃饱后，孙建方将桃核装好，吩咐我偷偷扔到水塘里，他要将剩下的桃子藏起来，免得被人发现，明晚再取回一起吃。
　　 第二天，那家农户发现桃子少了许多，一路骂着到农场。场长说：“我们知青革命觉悟高，不会干那事。”那家农户不依不饶，于是挨个房间搜。搜了许久，什么没发现，两手空空返回时，孙建方跟在后面嚷着给个说法，我们知青也是人，也要面子，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哪有房间被这样轻易搜查的道理？简直侮辱人格。害得场长和书记又来“和稀泥。”我躲在一旁偷偷地乐，发现宋玲也笑得直不起腰。
　　 过了十几天，孙建方出事了。那天，他和另一位男知青一同扛着一支小口径步枪去野外打鸟，说是打几只野味给我们改善伙食，说着，不忘骂高老忠太抠了，菜里连个肉星都寻不见。步枪是那位男知青从家里带来的，非常精致，子弹如同小花生米大小，闪闪发亮。男知青的父亲是县武装部长，拥有这份特权，我把枪拿在手上，不停地摆弄着，实在羡慕不已。到了傍晚，他俩回来了，手提一只中弹死亡的鸭子。我们围住一看，原是一只农家饲养的鸭子，周身羽毛被鲜血染红。孙建方解释说：“纯属误会，我俩路过池塘边，见鸭子在游动，由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光线不好，所以误认为是只野鸭……。”既然鸭子被打死，见四周没人，便一不做二不休，捞起死鸭赶快溜回。